成都地处平原，人们难得登高望远，即使仅有二层楼的空间，也很吸引市民。南段口的“益智茶楼”与春熙路北段中的“漱泉茶楼”因而为人瞩目。这两家茶楼都不摆设竹椅子，一张张四仙桌周围全是油漆过的矮矮木椅，尽管坐着并不舒服，然而临街，人们乐意居高临下观看街上形形色色的景致。他们喜欢坐进临窗隔间里张望，看着花枝招展的美女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竟然觉得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西洋镜！
茶馆的堂倌，又叫幺师、茶博士，今称泡茶师。“茶博士”一词，出自唐人笔记《封氏闻见记》：“李公命奴子取钱三十文，曰，酬煮茶博士。”这是赐给堂倌的雅号。堂倌有首自嘲打油诗：“我在当官（倌）未管民，日行千里（往返穿梭在店堂）未出门。白日里财源（收取茶资）渗出涌进，到晚来（除卖水烟钱归己，茶费上缴老板）身无半文。”堂倌对客的态度、掺水的技术好坏，是直接关系到一座茶楼生意的成败。而掺水则是堂倌的基本要求。
当时在任何一家茶馆里，做茶房的均属男性。但在20世纪30年代，
天津一些电影院、饭馆、茶社和球房等场所，开始出现了“女茶房”，通俗点说就是女招待。后来有的饭馆也以雇用女招待招徕顾客，并在饭馆门口立有“女子招待”的招牌以招徕登徒子。凡是到这类饭馆的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别有企图，等于是去妓院打一次“茶围”。所谓“吃女招待去”，成为时兴的一句口头禅。
邓穆卿先生在《成都旧闻》里指出，“饮涛茶楼”对面还有一家茶楼叫“益智茶楼”，茶楼下面有一条清静而幽深的小巷，著名会计师谢霖在此设有正则会计事务所以及附设的学校。茶馆的名字自然表示茶客清心之外还能益智。当年它开风气之先，首先雇用女茶房(招待员)掺茶，还惹起官方的问责。此举遭到非议，除茶客抵制，新闻也大肆渲染，众压之下，“益智茶楼”终于妥协。显然，这样的做法是受外界影响。
这样的举措，在成都本非空穴来风。当时总府街的“新仙林”茶楼，楼下卖闲茶，楼上卖“书茶”。“书茶”安排的是京剧清唱节目，轮流演唱者均为“盘子”靓的年轻女性，红纸白字写着各人的芳名和节目，客人可以任随点唱。据说，那批演唱者都是从“下江”来的妓女，茶客之意自然不在茶与曲了。尽管不久因“有伤风化”被有关当局明令取缔，但时髦女性带来的营业收入，让心思活络的老板尝到了甜头。
清末民初，大开文明风气，成都的茶馆里涌现出了一些女茶客。在此之前，女人们是不能进茶馆饮茶，更不能进戏园子看戏的。首先打破这一禁律的是“悦来茶园”，小心翼翼地试着在茶园中开设了没有男女混杂的女宾雅座，并将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的老夫人请到园中看戏。老夫人乐得眉开眼笑，大发赏钱，第二天又将她的姐妹、女儿、媳妇等一群女眷带上，大饱眼福。从此上行下效，一些师长、旅长的太太、奶奶、小姐一类的女流之辈也蜂拥而至，笑骂打闹、流言飞语，后来竟然发展到“男女混座”的场面，热烈的场面让道德家们惊慌不已。
铁波乐先生指出，鉴于当时川戏园子里已开始出现女演员，茶馆也迎风而上，延揽戏曲艺人到店内小打小唱，欢迎女茶客到店内饮茶、听竹琴、清音、评书、金钱板……这是女人们求之不得的美事，客源也更多、更广泛，除了那些达官贵人的太太小姐外，寻常人家的婆婆妈妈姑姑嫂嫂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坐进去，像男人那样跷起二郎腿眯着眼睛，一边饮茶，一边剥瓜子（有的还要抽水烟），一边听戏文，派头比男人还够。
到茶馆卖艺的艺人有不少很喜欢喝茶的，内中还有女性，如专唱四川清音的女艺人李月秋，就是唱一会儿便要喝茶水润嗓子，随便唱多久都不会倒嗓。她的拿手好戏是《断桥》《秋江》《拷红》，那一曲“一把手拉官人断桥坐，妻把这从前事细对我的夫君说。你的妻原本不是人一个，白莲洞中我苦把道来学……”唱得一波三折，凄婉欲绝，连和尚听了都会为之动情而潸然泪下。她独创了一种“哈哈腔”，可以将一个字“哈”来“哈”去地抑扬顿挫唱上半分钟，曲调之优美无人能及。
当时，成都市各公园都禁止出售女茶，市政府也有明令：“本市提督街中山公园，近因时常发生事端，查其原因，各社售卖女茶，因而有多数娼妓混迹其间，借名饮茶，暗地引一批无识青年男女，走入迷途，一般流氓亸神，亦闻风而来，混迹其间，在此寻乐，以至时常发生斗殴寻仇等事，现该园管理见此情形，力图设法整顿，特饬各茶社，一律禁售女茶，以免时常发生事端。”
上述整顿和风纪管理，表明了茶馆更多的是被执政当局看做一种社会民情控制的有效场所，他们希望通过新型休闲形式的大众化和规范化来铲除不良的社会习俗。然而，近代都市茶馆不仅是一种公共交往的空间，还解决着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生计问题。当茶馆的秩序与市民生计之间产生矛盾时，这种公益与利益、政府管理与民众生计的冲突就难以避免，对茶馆的整顿也就很难顺利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