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尼罗河下游，印度河中下游，两河流域的农耕生产区，由于自然条件简单，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亩产相对较高。粮食亩产高，意味着人口密度大，意味着平均每个人所经常或不经常接触的人多。意味着信息传递的内容多，意味着发明创造多。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方的古人类被相对隔离开。各自在各自的地方，相对独立发展。
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对于中国而言，早在四五千年前，代表新石器文化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已经从渔猎过渡到农耕生产，在黄河中游地域显示出最初级的农耕文明。与之同时，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农业文明，如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和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存，三星堆祭祀文明……都表明这一点。
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典籍中所津津乐道的远古“有道帝君”的作风，都是一些创始农业，辛勤耕耘的君子，如禹、后稷(姜嫄之子)、公刘、神农……
《周易·系辞下》：“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论语·宪问》也有如是记载：“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才会形成人类最早的高度文明，其本质在于农耕地区可以养活的人较多，即人类可以大量的，经常性的聚居在一起。这才是人类文明的源泉。
对于辉煌的农耕文明，古代诗歌的记载比较形象和全面。比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尧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馂至喜”；《老子》“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必然的集体劳作方式决定了集体主义的必然——个体服从于集体，也就因此决定了集体必须要保护个体（集体内所有的人），否则集体劳作的农耕如何进行？——所以我们建的军事防御设施是城池：把百姓和军人一起保护，同时也是百姓和军人共同在防御。这就是农耕文明里“民”的基础。
西方文明是商业文明，商业文明形态下，最追求的是个体（或者说个体利益）。所以才会发生哥伦布和西班牙女王当面讨价还价签订远洋寻找印度的协议的事情——这在农耕文明根本匪夷所思。这就是商业文明里，“王”的基础。
朝贡对当朝者来说，是表面光鲜的“赔本买卖”——人家朝贡几匹汗血宝马，我们回送十几车丝绸、唐三彩、珠宝什么的，其实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皇帝的思维是，我中华泱泱大国，物产丰富，不能在小国面前失了礼，一定要多多的回送，让他们感受我天朝龙恩。正因为这个“赔本”的朝贡体系，才使得华夏文明向外围强烈辐射，他们很高兴地自愿接受：古日本古琉球古朝鲜古越南都使用汉字、汉服、汉礼。
西方文明的丛林法则是解释不了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当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活下去，他们只想着“只要我一个人活着”而不停地屠杀。
其实最初的西方文明大多也是农耕文明，只是欧洲不像中国一早便形成了完整的强有力的大一统制度，所以比较容易过渡到商业文明。商业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萌芽的。
话题似乎扯得有些远了，但如果以这样开阔的视野来看待结晶出粮食的农耕文明，而作为酒的原料，粮食不再作为基础生活品之后的文明路程，又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联。这样的关联正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传承所在……
$汉代始，成都便成就了“天府粮仓”的美誉
地处内陆的四川盆地，由于古蜀时代开创了发达的农业文明，自古就以富庶天下闻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剑华研究认为，作为大自然的府库和粮仓，四川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古蜀走入终点被秦所灭之后，秦统一中国，那时起，成都平原便成
为名副其实的粮仓。
战国时期，秦国利用蜀地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最终取得了统一大业的成功。秦末汉初，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同样是因为以四川作为大后方，提供了人力物力保障，最终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正因为有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之利，秦汉统治者对巴蜀的战略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从派遣官员到州郡设置都高度重视，在经济开发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派李冰这样的廉吏修造都江堰水利工程，其科学的决策和战略的眼光，无不为秦之江山提供了最有利的物质保障。
随着汉代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巴蜀地区日益繁荣，出现了《华阳国志》所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的情形。除了传统农业，汉代巴蜀的冶铁业和工商业更是有了长足进展。例如临邛卓王孙和程郑等人铸造的各种铁器，曾远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又如汉文帝非常喜欢宠臣邓通，把蜀郡严道铜山赏赐给他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蜀地经济的繁荣。
西汉初期，汉王朝废除了秦代官营铸钱与盐铁管理方面的一些政策，使私营商业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巴蜀地区涌现出了一批很有名的富商大贾。除了临邛的一帮著名大富商，还有西汉后期成都的罗裒亦是“资至钜万”的豪商，《汉书·货殖传》说他常年往来于巴蜀京城之间做生意，还放高利贷，“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此外还“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随着商业的兴旺繁荣和富商豪族的增多，成都成了左思《蜀都赋》所写的“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的繁华城市。生活的富足和城市的繁华，还促使了蜀地游乐之风的形成。扬雄《蜀都赋》说当时的富商豪门外出打猎游玩的时候，常常是“罗车百乘，观者万隄”。四川境内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对当时的车马游玩、歌舞宴乐情形便有生动的描绘。《方舆胜览》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此风的形成与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经济条件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世评价成都的富裕与休闲特色，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可谓源远流长。
汉代四川经济文化高度发展，酿酒业也更加兴旺发达。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全国开始征收酒税，并开始实行酒的专卖制度，这说明酒在国家税收和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作为酒的原料，粮食不再作为基础生活品之后的文明路程，又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联。这样的关联正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传承所在……
据专家考证，从西汉到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生产的酒主要有甘酒、清酉票酒、酴醾酒、郫筒酒等。有人说，古僰道上的枸酱，也是一种酒。此说却没有更多专家的考证相呼应。
甘酒是民间酿制的一种粮食酒。其酒“少曲多米，一宿而熟”。上世纪在成都凤凰山的一座汉墓中，就曾出土刻有“甘酒”二字的陶罐。相对而言，清酉票酒则发酵期长，冬酿夏熟，酒味浓厚，据说有“一醉累月”的效力。左思在《蜀都赋》中曾有“觞以清酉票，鲜以紫鳞”之叙述。酴醾酒是一种采用酴醾花酿制的酒。汉代四大儒之一的扬雄在其著名的《蜀都赋》中称道的“酴清”，即是此酒。而在古郫县出产的郫筒酒，是将麦曲装在竹筒内酿成的酒。
可以想象，汉代离我们已经三千年了，三千年前古蜀就佳酿飘香，酒之种类名目数起，直接和间接地印证了这方土地之肥美和富裕。
可以想象，汉代离我们已经三千年了，三千年前古蜀就佳酿飘香，酒之种类名目数起，直接和间接地印证了这方土地之肥美和富裕。
对于成都而言，能真正配得上“天下粮仓”之美誉的，还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竣工之后的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成都平原作为天府之国的理由，作为天之府库，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粮食的富足。
自古以来，粮乃一切安身立命之本，人类一路走来，最为直接的隐患和忧虑，便是粮食能不能保证供需。因此，到了20世纪我们的领导人都还念念不忘一句经典口头禅——“民以食为天”。而老百姓也同样有一句传世之警句：“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与酒唇齿相依的是水，更为关键的是以粮食作保障。你勾兑技术再精明，没有水中之源的粮食，水绝不会徒自产生化学反应，一夜之间变成酒。
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了天下粮仓的基础。成都人就进入了“不知饥馑”的富裕时代。成都自古天下粮仓，自汉代始，成都就成为供应秦军的军需基地；三国时期，诸葛亮更是把成都作为军队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的后勤供给桥头堡；抗战时期，作为全国的大后方，成都成为时任陪都重庆的粮食基地。“天下粮仓”于成都而言，可谓名至实归。
据悉，都江堰水利工程自竣工之后，灌溉面积就上百万亩。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间，都江堰灌溉面积逐步扩展到一千多万亩。可以想象，这样的灌溉面积，怎能不灌溉出一个“天府粮仓”？有着因酒而生的“水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章节里具体分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