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走在成都温润的土地上，不免为她的包容和谦逊叫好。因为对于成都而言，“陕西人”是一个让人既生爱又生恨的名词。“王老板”和“张屠夫”给了成都太多的爱恨情仇。
乾隆五十一年（1786），有着过人眼力和超凡能力的王老板一番奔走考察后拍板：在紧临府河、南河交汇之处合江亭的东城门外水井街上买下如今的水井坊处的烧坊。此后，这里一直成为酿酒之良址，直到今天。
令人歔欷的是，恰恰就在这个名号为“陕西”的会馆建成前20年，一位陕西农民将繁华的成都变成了鬼哭狼嚎的虎狼之地，他便是今天都让成都人谈之色变的张献忠。一部《蜀碧》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这位“陕西人”对臣民和属下令人发指的暴行……
坐在位于陕西街的陕西会馆里，我望着眼前凝重端庄、古朴而有气势的会馆躯壳，再想想历史上那么多冥冥中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却又紧紧联在一起的史事，无不扼腕长叹。
叩问历史我们得知，成都历史上的五次大移民，直接源于成都史上的三次大屠杀。包括张献忠在内，成都历史上诞生过十一个君王。成都历来有“六朝古都”、“七朝古都”和“九朝古都”种种不同的说法。无一例外，他们都只是偏安一隅的“土皇帝”。
很长一段时间里，成都一直为南来北往客商之集散地。或许也正是这样的“杂交元素”汇聚成的“杂交优势”，“五次大移民”实际上完成了成都人文的五次大整合，那些优良的文化资源就像水井坊一样，所散发出来的丰厚的底蕴，将这座城市的包容、睿智、大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乾隆年间，一位“安分营生”的陕西人走上了蜀道
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战火纷飞和无数移民写成的。先人云：“神仙打仗，百姓遭殃”。诸侯割据，干戈四起，最为直接受害的，便是手无寸铁，食不果腹的普通百姓。因此，每一次的人口大迁徙不是伴随着天灾，就是伴随着人祸。特别是朝代更替，改朝换代之际尤其如此，几乎没有例外。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地处内陆得天独厚的成都市也未能置身事外幸免于难，成都历史上的五次人口大迁移都与战争及人祸莫不相连。
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在那些鲜活的个体身上。成都人文地理作家肖平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移民形象——
清乾隆年间（1736~1795）的一个夏日，在通往成都崇山峻岭的艰难的蜀道上，匆匆地行走着一位身穿青衣布衫的儒雅客商。翻秦岭、过剑门，背包拿伞、风尘仆仆，长途跋涉已经使他一身疲惫，舟车劳顿之际，他最想就此躺下，就此在安乐窝里终老。
这就是本章我们要讲述的两个陕西人中的一个。此人姓王，来自陕西凤翔府。凤翔一地可谓历史悠久，是通往六朝古都西安的要冲。史载，凤翔古称雍，为炎黄文化和周秦文化发祥地和中国著名酒乡。这里自古盛产美酒，至今民间仍流传着“东湖柳、凤翔酒、女人手”的佳话。根据殷商晚期的尹光方鼎铭文和西周初年的方鼎铭文记载，远在三千年前这里出产的“秦酒”就成为王室御酒。《史记·秦本纪》中记述的秦穆公赐酒为盗马“野人”解毒，
《酒谱》中记载的秦晋韩中原大战秦穆公获胜后“投酒于河以劳师”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唐贞观年间，凤翔酒就有“开坛香十里，隔壁醉三家”的美誉。到了明代，凤翔境内“烧坊遍地，满城飘香”，酿酒业大振，过境路人常常“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西凤酒为乐事。
凑巧的是，蜀中酒仙苏东坡曾经任职于此。近年来，这里出土的六千年前的酒具拉开了中国酒文化史的帷幕，仰韶文化遗址有二十多处，龙山文化遗址更多，秦公大墓的发掘轰动世界，雍城遗址清晰地记载着这里的一切过往。
话说回来，在改朝换代后付出惨重代价的明末清初挟裹而来的移民大潮中，蜀道上挤满了行色匆匆的人流，那位看似素衫却身怀绝技的陕西凤翔“王氏客商”不过“沧海一粟”，实在太普通了。
这里我们暂且称那位自陕西而入的王姓客商为“王老板”。兵荒马乱之年，人们都以闯关东为生计，而他却穿越重重蜀道，像西天取经一样笃定信念，一心向着那块叫做成都的天府之国，因为遥远的成都对于这些异乡人来说，是永远也难以抹去的美妙画卷——
那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晶莹而透明的锦江水一泻而下，沃野千里，那里有湿润的空气，有芳香的泥土，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而自在……
这便是千百年来成都给外界永远也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便是王老板祖上留下的良佳印象，他的祖上是来过成都的，捎信回去说起成都的种种好处，因此善于经营的他，决定把成都这个异乡当故乡，在那里扎根做生意。
“王老板”入川还有另一层原因，据说在入川移民大军中，当时陕西人口碑较好，基于此，他也就可能在韬光养晦之后，决定入蜀，这有官方正规档案可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月，康熙皇帝下了道圣旨：“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因此不少人说，关于“四川人”的最早得名，即源于这道诏书，此前只称“蜀人”、“川人”。从康熙皇帝圣旨可看出，来自北方的“老陕”移民，性格比较憨厚本分；而“湖广佬”则过于精明，素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广佬”的顺口溜。
正如康熙爷所言，这位“王氏客商”很有“老陕”移民那种“安分营生”的优点，又吃苦耐劳。就这样，他们穿着草鞋，肩挎背包，带着美好的憧憬和无限的想象，来到了成都老东门外的府河边。老东门外的河滩和街巷吸引了王老板，他在那里转悠了良久，当地居民最初以为他们是收破烂的货郎或看风水的先生，但细心盘问，才知道他们想在成都开烧酒作坊的商家。
陕西人善酿酒，每多佳品。王老板手里有一绝活，那就是善于“制酒”。王老板祖传的酿酒技术精湛，且成都身为四川盆地的盆底，空气湿润，蜀犬吠日，岷江的雪水甘甜，这里衣食无忧有余粮……有那么多先决条件垫底，在王老板眼里，这正是出好酒的绝佳之地。
他从穿街走巷挑担零售卖酒，慢慢发家致富而小康。接着，又发展为“安营扎寨”，把“产、供、销”化为一体，自己开作坊酿酒当老板。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家名为“福升全”的烧酒作坊正式开业了。
这个“王氏客商”最初在哪条街开烧酒作坊？无明确史料。可能经过艰苦创业，当时已很有“小老板”的富裕了。到“王氏客商”的第三代，孙子辈的王氏两兄弟，决定选更佳烧坊地址扩大规模。
王老板一番奔走考察，最后拍板：在紧邻府河、南河交汇之处合江亭的东城门外水井街上买下了集东门胜景，水陆辐辏，酒香诗韵，商旅云集的水井街烧坊。时间大约是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距今整223年。
$水井街的魄力，成就了水井坊后来的实力
乾隆年间的成都就像一位风韵尚存的贵妇人，已经开始了她又一轮的财富之旅，成为中国西南不可多得的商贾重埠。最为典型的表征，便是在成都的烧酒作坊随处可见，酒坊茶馆遍地皆是。自此，我们不禁要问，成都那么多街市，那么多酒坊，王老板为什么偏偏要选中水井街？水井街是用什么过人之处吸引他这个陕西酒界商贾的？
这个问题是极其有道理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了解清代成都街道的情况。清初新修城墙有四座城门：东边叫“迎晖”，南边叫“江桥”，西边叫“清远”，北边叫“大安”。此后逐渐形成东大街、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四条纵横贯穿成都的重要街道，所以清人竹枝词中说：“东西南北一城环，四大条街对四关。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正中间。”
清初从全毁到废墟中重建，仅隔二十来年。因旧踪易寻，街巷仍大致保留前朝格局。我们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成都街市老地图中，发现街巷房舍仍基本沿袭明代以前的顺应河川地势修建，体现了“道法自然”的传统原则。
在战火中毁坏的成都，如凤凰涅槃般烈火中重生。从《华阳县志》等地方志中可查到，距1644年明亡后不过六七十年的清康熙后期，成都“人民廛市殊倍于昔”，街道已相当繁华。再过几十年后的乾隆、嘉庆年间，更是“商贾辐辏，阛阓喧闹，称极盛焉”。
据一百多年前的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二记载：成都当时主要街道有一百一十七条。到宣统二年（1910）《四川官报》统计，成都共有街道四百三十八条，小巷一百一十三条。诸如玉器、纱帽、骡马、牛市、书市、盐市、绸缎、银号、油米、木柴等等，常集中某街巷而形成专业街市（如弓箭鞍鞯铺在提督街、衣铺多在鼓楼街），使成都再现中国西南重镇的辉煌。至今我们一提到骡马市、打金街、盐市口、打铜街、染房街等数不清的街名，虽然如今大都只徒留虚名，但仍会油然勾起我们对梦幻般的老街历史的深深遐想和追念。
那么，王老板为何独独选中了水井街作酒坊营生呢？这一点我们要看当时水井街所处的地理位置。水井街紧邻东门码头，交通十分方便，又离合江亭近在咫尺，取水也很便利，且此地离水质很好的薛涛井也很近，当时水井街周围都是成都最为热闹的休闲去处（此内容将在另一章展开介绍），应该说，在这个地方选址酿酒，真可谓最佳的风水宝地。上述介绍的那些客观条件正契合了酿酒的商用条件——酿好酒要好水源，此地附近有薛涛井作水源，锦江的水可以作下水源；卖酒要有便于销售的“好口岸”，靠近水码头运输方便，地处休闲之地就地销售方便；还有，酿酒原料有粮食、木柴或煤炭等燃料，这些必须的原料运输当然需要水码头。
由于王老板来成都之际，成都已经是闻名遐迩的酒城，水井街也是十分热闹的“酒吧一条街”，所以当初王老板投资水井街时的代价是不低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思维，估计最初他也只能是先租一个铺面，等到实力雄厚之后，才慢慢地买下这个作坊。因为就今天而言，水井街那样的当热店铺，其租金都是十分昂贵的，何况要买下占为己有？地点就是水井街二十一号——今天水井坊遗址所在地。
从水井坊遗址考古发现中我们知道，水井坊遗址的年代已经超过王老板的时代。也就是说，在王老板经营水井坊之前，这里就已经是一个十分完好的酒坊了。只不过可能当时的老板或许家里遇到什么特殊情况，比如家中亲人重疾缠身？或许染上什么不良习俗，比如赌博输了钱？或许经营不善，比如出了几窖致命的劣质毛酒？或许突遭横祸，比如酒坊火灾？总之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水井坊这样的前店后坊的门面，应该是生意红火，财源广进的。绝对不会更替老板的。
王老板无疑有着过人的眼力和超凡的能力，不仅接下了水井坊这个聚宝盆，还将此发扬光大，让这里一直成为酿酒之良址，直到今天。
像来成都的王老板那样坎坷的经历，今天在成都的陕西人究竟有多少，我没有掌握确切的统计数据。其实对成都这座移民城市而言也无须统计，在成都这座城市里，不管你是陕西的还是山西的，还是湖广的……反正一句话，来到成都就是成都的。
$又一位“陕西人”让成都刻骨铭心……
直到两百年之后一个深秋的午后，我独自坐在陕西会馆的回廊里，品着成都人钟爱的“花茶”，望着四合院里飘下的毛毛细雨，宁静的心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我们都是外乡人，我们最初的根在哪里？数百年前，那批陕西人在这里修筑的这个会馆，代复一代年复一年，该有着怎样的乡愁？我知道，在成都有数十个这样的会馆，每一个会馆都烙下了一批外乡人清晰的烙印，是他们让成都这座城市生色生香。比如“陕西会馆”、“山西会馆”、“湖广会馆”、“福建会馆”……所以，于今天的成都而言，成都应该是所有外来者的……这或许也是成都为何一直包容与宽厚的缘由之一吧，因为这是一座移民城市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走在成都温润的土地上，不免为她的包容和谦逊叫好。因为对于成都而言，“陕西人”是一个让人既生爱又生恨的名词。成都会馆林立，而清康熙年间最具盛名的，又数今天位于陕西街(现蓉城饭店内)的陕西会馆。它始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嘉庆二年（1797）经过扩建和修葺，后来成都“庆益”、“益泰”等三十三家陕人商号集资重建。肖平形象地形容“那些来自黄土高坡而性情又坚忍得像一棵杨树的陕西人”，看似外表朴实木讷，但在经商和创办实业方面却显现了某种本能般的特长，这就像山西商人后来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卓越表现一样，叫人意想不到。
令人歔欷的是，恰恰就在这个名号为“陕西”的会馆建馆前二十年，一位陕西的农民将繁华的成都变成了鬼哭狼嚎的虎狼之地。他便是今天都让成都人谈之色变的张献忠。
时至今日，不少“老成都”都会这样认为，“陕西会馆”和“张献忠”这两大元素对成都的影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却是名叫张献忠的那个并不经商的农民，当公元1644年向人类走来之时，他的另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陕西同胞在紫禁城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他却流窜自西南，在成都“另立中央”。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却是名叫张献忠的那个并不经商的农民，当公元1644年向人类走来之时，他的另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陕西同胞在紫禁城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他却流窜自西南，在成都“另立中央”，
是年（1644）阴历十月十六，张献忠梦想成真登极在成都做皇帝，国名大西，年号大顺。原来的蜀王府改称皇宫，蜀宫城改称皇城，正殿改称承天殿，昭明殿为金銮殿。又铸造“大顺通宝”、“西王赏功”铜币，命造新历“通天历”，刊刻了“圣谕碑”(现存广汉市人民公园内)；还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命令臣民一律称自己为“老万岁”，百姓不拘贫富之家，一律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香花朝供……四个干儿子都挂将军印。
有了这些做皇帝起码的班底，一个国家的雏形就这样形成了。应该说在封建社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诸侯割据，那些土皇帝几乎都是这么“打天下”的——拉起一班人马闹革命，待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就自立山头自封为王，因为这样的“王”也没有一个审批程序，不需要任何组织承认，不像今天有个联合国在那里管着，一些国家搞政变还有所顾忌。或许自那时起，“老子天下第一”之说就是这么来的吧。更有甚者野心更大，揭竿而起直捣金銮殿，这个时候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又开始经营。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几乎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原地踏步，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