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当时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维护帝制，搞君主立宪呢？还是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国呢？为了救亡图存，许多爱国志士在实践中摸索探求。邹容就是这个时期站在历史的潮头，以《革命军》作为进军的号角，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
邹容6岁入私塾，12岁熟读“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及名家传记。父亲要他科举高中，他却讨厌经学的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报》
等新学书报，满心向往维新变革的新思潮。
1902年，邹容冲破重重阻力，自费东渡日本留学。除了进入东京同文书院补习日语，邹容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大量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文化，赴会馆，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
1903年1月29日，留日中国学生举行新年团拜会。当着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人的面，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等相继登台演说，历述清政府统治的罪恶历史，呼吁破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在团拜会演说现场的听众里，就有来日本不到一年的留学生邹容。就是这个不起眼的17岁青年，在1903年写出了名动天下的《革命军》。
看着台上台下的留学生们都激动起来，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咳嗽了下，笑笑说：“同学们，你们不要太理想，也不要太偏激！要相信我们的朝廷！”
此时邹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推开人群，走上前去。
“请大家也听我一言。”邹容年轻的脸庞已涨得通红，“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因此，只有革命才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我们当追寻自由、民主，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
邹容的话说完后，全场先是沉默，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从此以后，刚毅勇为的邹容常在各种留学生集会中争先讲演，陈述己见。他的“狂放悖逆”行为最后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震怒，在清政府和日本方面的双重压力下，邹容被迫离日回国，于1903年4月16日回到上海。在他回国的行李中，已经放着《革命军》的初稿。
到了上海，邹容立即加入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的活动和拒俄运动，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还与《苏报》的章炳麟、章士钊和张继等人结为革命志士。
1903年5月，一本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书——《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邹容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将这个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
书的结尾处，邹容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声音，犹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帝国主义对革命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连续刊登主张革命文章的《苏报》，逮捕了章炳麟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生后，章炳麟有意用自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入狱来扩大影响，因此，得知自己名列拘单中后，他并不躲避。他紧接着还写书信让邹容也来自首。于是，邹容奋起投案，与章炳麟共患难。
最后，邹容以“言语纰缪”之罪被判处监禁两年。
但邹容没有等到刑满出狱的那一天。监狱伙食差，他还被迫做苦工，遭到狱警打骂。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
据统计，《革命军》一共翻印了20多次，总印数超过100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武昌起义前，武昌的革命志士几乎是人手一册《革命军》。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
现在，在邹容的出生地重庆就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道路——邹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