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洋国家不同,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中国,就是“四海之内”。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海的兴趣都不高。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孟子也只有一次提到海:“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这与西方古代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常进出于各岛之间,对海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大不一样。古代中国的人口集中于黄河、长江流域,中国人属于大陆人。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是长期的自然农业经济,对农业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商业的重视。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本末之别。“本”是指农业,“末”则是指商业。其理由是,如果不是农业生产出东西来,哪里会有商业性的交换关系?就是说,必须先有生产,然后才有交换。所以古代中国历来都“重本轻末”。这样一来,从事商业的人,就被看做是从事“末”的工作的人,他们也就自然受到轻视。一般的说,古代中国有四个传统阶级,这就是士、农、工、商。商被排到最后一个,而士、农则被排到前面。所谓“士”即拥有知识的地主。虽然以出租土地为生,不直接从事生产,但他们的命运都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与他们生活的好坏密切相关。这样士与农在对自然、生活的感受上也就有了相通之处。士与农都受到社会的重视。《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一篇,就把农与商作了对比,极力美化农民的种种生活方式,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尽量丑化商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其中说:“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而无居心。
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既然古代中国“上农”而轻商,而农则靠土地为生,土地对他们来说是命根子,所谓“天地自然育成万物”,对土地有一种信任感和亲切感。“天人合一”自然就成为理想。另外土地不会移动,农民世世代代就生活在一个地方,一家一户终年耕种土地。这样就发展起了与西方的城邦制度不同的家邦制度。一个家族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伦关系,这些关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其他社会关系,如君臣、朋友关系,当然也要按家族关系来理解和衡量,君臣关系要按父子关系来规范,朋友关系要按兄弟关系来规范。家,这是中国自然农业经济衍生出来的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那么在家族关系上提倡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等。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讲的“和”。一家人中,尽管有父子、兄弟、夫妇等多种关系,但是都要以“和”为贵。
因为只有这样,在农业生产中才能建立起“和”的协作关系,大家齐心协力,相互配合,达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丰衣足食。宋代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就写出了农民田园生活的和谐美好。其中第八首写道: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这首诗清新地写出了古代中国农家相互合作和亲近土地的生动情景。
这种家庭形式的自然农业经济在伦理道德上的反映是“以和为贵”,在文论上的反映就是通过气、神、韵、境、味所体现的以和为美。
这与西方海洋国家在文论上以冲突为美是很不相同的。
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本上属于海洋国家,商品经济较发达,商人地位很高。商人的特点是喜迁徙、好冒险。他们对土地山川等自然景物不具有像农民般特殊的依赖关系,相对而言,也就缺少对大自然的亲近感和执著感,相反,崇山峻岭、山川河流等还可能成为他们经营活动的障碍,甚至在冒险活动中失败而引起对命运的哀叹,也可能把它归结于大自然存在某种神秘力在驾驭和玩弄自己,这样,人对自然就不能不产生对立的情绪,进而产生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与行动。另外,在西方人的商业活动中,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是区别于中国家邦制度的城邦制度,城邦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所谓的平等的竞争。无论是在商业活动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自己的成功都建立在他人的失败上面,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永远处于对立、冲突中,谁获得胜利,谁就是成功者,谁也就是精神愉快者。这种商品经济在伦理道德上的反映是契约观念的确立,在文论上的反映就是通过悲、喜、崇高、卑下等范畴所体现的以冲突为美。
(二)自然农业经济与整体思维方式古代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使中国古人在思维方式上比较重视对事物整体及其规律的领悟,而不重视对事物的元素分析和逻辑的推理。农民为了获得好收成,对于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等整体运动特别敏感。《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又说:“日盈则昃,月盈则食”。这说明中国古人对日月星辰、气候变化的整体流动性相当关注,因为这些变化着的事物关系到他们每天从事的耕耘。
另外,农业收成的好坏,并不像商业活动依靠某一个契机就可决定成功还是失败,而要靠天时、地利、人和等整体因素的协调,整体的协调总是比个别的因素重要得多。这样一种植根于自然农业经济的思维方式影响到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如上面已经谈到的哲学思想,特别重视“一”这个范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三”指的是阴、阳和冲气,“二”指的是天、地,“一”指的是天地未分的统一体。)《老子》又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天下贞。”这里所说的“一”都是指全部、整体、统一、丰富等。
后来的中国哲学也讲“多”,但都强调“多是一中之多”,即部分是整体的部分,部分受整体的制约。又如中医,很明显,并不着眼于人体某个器官的症状,而是通过“望、闻、问、切”着眼于对人的整体把握,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孤立的治疗方法。中国自然农业经济所培育的整体思维方式,也必然要在中国文论上有所折射,上面我们所讲的气、神、韵、境、味,就是自然农业经济的整体直观论在文论上的反映。
与古代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不同,西方是商业经济社会,商人成为社会的主宰。商人重视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往往通过抽象的数字去把握具体的东西。这样他们就更多地发展了数学和逻辑推理。他们抽象的思维方式就更富于分析性和思辨性。这样,他们的文论也就更重视对作品构成因素的分析,真—善—美和再现—表现以及内容美—形式美等区别,就自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情。
(三)自然农业经济和崇无观念古代中国自然农业经济的又一规定,就是贵无、崇无。农业生产的起始是在一片空地上开垦、播种,结果则是从一无所有到五谷丰登。“无”是“丰”的基础和根本。一个辛勤的农民常会在春天蹲在田头,望着刚刚播种的尚无一片绿叶的田野,想象到秋后金黄色的、沉甸甸下垂的谷穗,而发出会心的微笑。他看到的是“无”,可想到的是“有”,而且是有很多,即“丰”。所以农民是最能理解“包孕性”的一类人。这一富于辩证法的朴素心态,反映到哲学上面就是“贵无”、“崇无”。“无”不是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而是从无到有,似无实有,无中生有。所以中国人用“白手起家”来形容创业的艰难,其中就含有赞美之意。从有到有算不了什么,可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就特别可贵。反映到音乐和绘画上面,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反映到文论上就是空灵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半多于全”,“虚实相生”,“不写之写”,等等。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论通过气、神、韵、境、味等基本范畴而体现出来的空灵美、淡泊美,归根结底也可以从自然农业经济中找到最后的根源。
西方人重商,商业经济虽然重视抽象的数字,但在数字的背后是实在的货物。而且商人有无穷的欲望,赚了还要赚,多了还要更多,追求富有是商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商人此种心态在哲学上的反映是“贵有”以及实证论的发展,在文论上的反映就是追求形象、真实与典型等比较实在的美。
概而言之,中华古代文论通过气、神、韵、境、味等基本美学范畴,追求中和美、整体美和空灵美,与西方文论所追求的冲突美、元素美、实在美,有着根本的区别,显示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个性。
这种个性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古代中国自然农业经济所产生的农耕文明和社会心理,是形成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深厚土壤。
在本章结束的时候,要说明两点:第一,中华古代文论范畴远远不止我们这里说的五种,这里所论述的只是其中最基本的范畴;第二,这里所进行的中西文论的比较,也只是差异的方面,而相同或相通的方面我们将在以下各章中加以论述。
“气”、“神”、“韵”、“境”、“味”等中华古代文论范畴,在现代文论体系中,仍有它们的位置。无论是作家的追求,还是评论家的评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肯定和运用这些概念。可以这样说,这些古代文论范畴作为文化无意识存在于现当代中国作家、评论家心中,想抹都抹不去。更重要的是,这些文论范畴所体现的中和性、整体性、空灵性等十分契合文学艺术的特点,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意义。
不但中国现代形态文论的建设要认真吸取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成分,而且世界的现代文论也完全可以将中华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作为资源进行转化、借鉴、吸收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