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箴自戊戌政變貶歸江西南昌西山，自築崝廬，自署其門“天恩與松菊，入境擬蓬瀛”對聯一副，並作七律一首，以詠其心境：“西山高處暮煙飛，絶頂蒼茫入翠微。彭蠡連江煙漠漠，匡廬濺瀑雨霏霏。乘鸞仙子今何在？跨鶴王喬去不歸。四望渺然人獨立，天風為我洗塵衣。”關於這首詩，李肖聃《星廬筆記》説：“義甯陳右銘侍郎巡撫湖南，招引英豪，推行新政。及戊戌政變，坐公濫保斥廢，居西山。自築崝廬，自署其門有‘天恩與松菊，入境擬蓬瀛’十字。又賦詩云云。其意灑然有以自得者。郭復初謂侍郎於家居時，嘗自悔為諸少年所誤。恐非其實也。”這首詩充分調動了鄰近西山的江西各處景觀及其神話傳説和人文資源，如自然風景的西山、廬山、鄱陽湖、長江、贛江，神話傳説的西山神女、王子喬，歷史上的陶淵明、王勃，等等，共同營造了這一幅人間瀛洲勝景。黃庭堅《和答李子真讀陶庾詩》分别指出了兩種不同的風格成因——“樂易陶彭澤，憂思庾義城”。陳寶箴閒居西山時超脱虛靜、沖澹玄遠、與天地造化神遊的胸襟，自然吟詠出了這樣樂觀和易的詩句。
綜上所述，陳寶箴的詩歌是通過宋代詩人極其熱衷的兩種方式來營造文人化的精神空間的：其一，是以道德性獨白的方式，切近儒家傳統理想和人格模式，無論是靜觀獨處，還是獨自面對某一歷史關頭或政治情勢，都能以個體的自覺挺立主體性；其次，則是通過傳統文人的酬贈方式，在一唱一和之間，進行心靈的對話，相互砥礪，達到高度的默契。這些詩作充分顯示出他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善養浩然之氣、“超世而不避世”的志趣，純以“矢詩寫予心，莊語不加綺”（黃庭堅《次韻定國聞子由卧病績溪》語）的筆墨出之，瀟灑俊逸，富有色澤才情，充分展現了濃郁的文人氣質。
四
陳寶箴從多個方面學習前賢詩風，但在詩歌創作的人文精神向度方面，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學習黃詩，進而將學黃推進到學杜、學陶的高度，試圖從更高妙的境界和更開闊的視野來體驗儒學的精義和詩學的神髓，其儒者氣象靄然氳氤，望之令人肅然起敬。當然，陳寶箴在轉益多師的同時也漸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但這將是另一個有趣的論題。這裏，我們重點論述陳寶箴學習前賢詩風的情形。
陳寶箴首先是從詩的形式上入手模仿杜甫和陶淵明的。在任湖南巡撫期間，他寫下了《長沙秋興用杜韻八首》，賡和杜甫《秋興八首》，系統表達了他對於時局、地方吏治和人才培養方面的思考，這組詩的抒情基調繼承了杜甫沈鬱頓挫的風格，側重從時代風雲的變幻在心靈的投影入手抒發情感，表達思考過程。如杜詩“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感慨時局變幻不定，陳詩則出之以“乾坤泡幻局如棋，獨立蒼茫事可悲。蠻觸爭雄矜得地，龍蛇起陸恐傷時”，同樣是時局如棋局的比喻，但陳詩除了杜詩吟及的滄海桑田的換更之外，更多是擔憂時局變幻對於社會、個人的消極影響；杜詩“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查”，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黃庭堅《陳氏五子字説序》語）的真實寫照，而陳詩“觚棱遙望楚江頭，鏡島澄清萬里秋。萬物遠勞重譯貢，宵衣時警九邊愁”更是時時關注時局變化，憂思難忘；杜詩寫故園之思，“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兩句略顯淒清愁苦，而陳詩“只有黃花陪笑傲，秋風催動故園思”加入了些許的瀟灑風神和人文感觸；杜詩“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發思古之幽情，折射安史之亂，陳詩“定王臺下路逶迤，秋草湖邊萬頃陂”、“賈傅祠邊吊夕暉，蕭蕭落葉風晚微”以蒼茫之境詠史，顯得胸襟開闊；杜甫於人事沉浮，“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畢竟是文人功名、五陵富家子之事，但陳詩“只覺英才為世累，不圖前席與心違。茫茫絳灌知何限，相者從來但舉肥”，則寄慨遙深，尤以“鴻嗷鹿鋌同棲莽，狗盜雞鳴已脱關”謂英雄墜入草莽，雞鳴狗盜之徒反倒春風得意，最為沉痛；杜甫“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略有倦遊之意，陳詩“孤懷向闕隨陽雁，薄宦忘機狎海鷗。獨愧尚為温飽累，不偕徐孺往南州”、“翹首黃龍居士宅，更無人問木樨花”則是不敢歸隱。尤其是陳寶箴薦舉少年才俊，倚為湖南新政之主力軍，對於這批青年政治家的成長和精神風貌，心中油然生出幾分喜悦：
麟閣嵯峨第一功，如雲材武出湘中。喜看金紫蒙殊澤，漸覺衣冠異古風。亭榭影連銀漢碧，笙歌夜繞綺筵紅。年走馬誇遊俠，陋彼新豐折臂翁。
陳寶箴的曾孫女陳小從在回憶文章《庭聞記述》中也生動地寫道：陳寶箴父子“廣延四方俊傑之士，襄佐新政”，“相與剖析世界形勢，抨擊腐朽吏治，貢獻新猷，切磋詩文，樂則嘯歌，憤則痛哭，聲聞里巷，時人稱之為義甯陳氏‘開名士行’”。陳小從《庭聞憶述》十首之一自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這首詩確是為了突出這些“俊傑之士”的青年政治家們所帶來的“水闊魚龍爭落照，風高鷹隼突層陰”新氣象，而有意識地描寫了其“樂則嘯歌，憤則痛哭”的放誕神態，生動形象，充分表現出了他們不凡的氣度，欣賞關愛之情溢於言表。這一歡欣基調，迥異於杜甫《秋興八首》的悲苦之風，應該説是相當大的突破和提升。
他的《洛陽女兒行》别具丰采，以婀娜多姿的筆調寫出了新嫁娘的嬌羞，略云：“洛陽女兒新嫁娘，淡掃蛾眉眉細長。輕裾薄裳態羞澀，上堂斂衽朝姑嫜。妯娌顧笑婢耦語，較量新人共誰美。低眉四顧心黯傷，不是閨中舊時侶。女兒生小本良家，掌中嬌養顏如花。豪門委禽百不當，親戚喧傳殷麗華。桃葉蓁，春日媚，入門漸漸拋珠翠。窈窕窗前見小姑，感觸心中無限事。小姑盈盈阿母前，青絲覆額花盈顛。嬌癡不識嫁時事，飛瓊萼綠真神仙。願得嫦娥不死藥，服之矯若鴻鵠飛青天，一守廣寒千萬年。”此詩顯然是綜合吸收了杜甫對於女性描寫的優點，在篇章結構上則從杜甫的《麗人行》化出，因而像《麗人行》一樣，起筆便寫女性媚態，然後深入描寫其内心細膩的感情變化及感情歸宿。所不同者，《麗人行》是諷刺楊氏一族，而《洛陽女兒行》則叙述一位小家碧玉嫁入豪門之後的感情波瀾，細膩入微，尖新逼真，富有層次感，可以見出他内心深處的一片柔情。
相對而言，陳寶箴對於陶淵明的追摹，更多的體現在精神氣質上的認同和摹仿。他六十歲生日那天躲進深山避壽，創作《寓感六章》以表明心跡。關於這組詩，狄葆賢《平等閣詩話》説：“公善詩，生平不自珍惜，脱稿輒棄去，遂致蕩佚。茲於寄禪上人處得其《寓感六章》，乃由河北道解組，庚寅歲僑寓湘中，六十初度避客山中，詠懷作也。”無論是五言組詩的外形，還是内在放曠的精神，無論是對於人生出處行藏的思考，還是對於儒釋道三者關係的叩問，這組五言詩都與陶詩極其神似。陳寶箴的詩歌創作努力表現一種“脱俗”的“新自然觀”。關於這種屬於陶淵明特有的“新自然觀”，陳寅恪先生《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説過這樣的話：“新自然觀之要旨在委運順化。夫運化亦自然也，既隨順自然，與自然混同，則認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須更别求騰化之術，如主舊自然觀之所為也。”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金明館叢稿初編》，《陳寅恪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極具啓發意義。概言之，這種“新自然觀”的思想體現在陳寶箴的詩歌創作的兩個層面：
首先，陳寶箴的詩歌創作透出濃郁的“任真自得”之態。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自謂“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而昭明太子蕭統《陶淵明傳》評價陶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脱不群，任真自得”。映襯之下，陳寶箴《寓感六章》其六所發出的感慨，分明是一片葆真適性的意趣：“古籍汗牛馬，糟粕非精英。何況挾愛憎，是非汨其情。豐碑既多媿，薄俗尤相傾。文字亦俳優，小技安足程。《太元》覆醬瓶，幸有侯芭生。秦人吏為師，何者是六經？更閱千萬歲，禽鳥亦雙聲。人生本自得，吾心有虧成。幽人葆靈臺，清光耿霄雯。但看天漢上，乃識嚴君平。”這首詩中的“真”，近於《莊子·漁父》所説的“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人生自然不能困於古籍，不可皓首窮經，死守六經，更不能呈文字之雄，“自得”方為人生的本真，在本真映照下自己的德虧之處一覽無遺。這充分展現了陳寶箴超脱世事、崇尚自然、真淳自適的玄遠人格。
其次，陳寶箴的詩歌創作映現出了儒、道、佛三家的深層影響，但顯然是以儒為宗，統攬佛道，融為一體的。陳寶箴在詩中處處感歎人生的無常和奄忽，如《寓感六章》其一：“人生百年内，蹙蹙欲何求。瑤池宴穆王，蛺喋為莊周。邯鄲一炊黍，赫赫公與侯。形骸託逆旅，過眼若雲浮。曠攬躡五嶽，眇然小九州。鴻荒復幾時，逝者皆蜉蝣。乘化無盡期，萬世同一漚。”其四説：“任氏為钜釣，終以致大物。周人學屠龍，技成鬻無術。技非不難能，龍故不可得。世乏豢龍人，姍笑貽口實。隨世易為巧，儲用終成拙。空持五石瓠，强向世人聒。或言不龜手，曾聞致越客。一戰破吳歸，封賞茅土裂。際遇故偶然，利鈍焉可説。”這些詩句可清晰讀出《莊子》及唐宋傳奇關於人生無常與奄忽體認的痕跡，但是，他最終還是因為“饑寒亦何道，獨復哀黔元”（《寓感六章》其二），放不下黎民百姓、國事維艱，而必然做出出處行藏的選擇，要麽是“蚩嗤守妻子，温飽送日月”（《寓感六章》其四），要麽是“附髀獨高歌，青天行白雲”（《寓感六章》其三），畢竟他是“杖策去燕趙，結交江海岑。怒馬突前陣，意氣驚一軍。乃知大敵勇，不敢賤儒巾。決策虜其渠，歸來掩柴荊”的人物，況且曾從曾國藩軍征戰，“湘鄉駕群材，采幹岩林空”（《寓感六章》其五），深受曾國藩精神的薰染，認定積極入世乃是符合儒家人生道路的不二選擇。
統觀上述詩句，不難發現，陳寶箴由黃庭堅而入杜甫，最後歸於陶淵明，實際上是從内在精神的貫通和詩歌的主體風格這兩個層面來師法前賢的。衆所周知，杜甫和陶淵明是黃庭堅的精神寄託和詩學偶像，就主導思想而言，陶、杜、黃三人都是儒家學説的信奉者和踐履者杜甫曾自述“奉儒守官”的家學淵源，這是自不待言的。黃庭堅以儒學融攝釋道的思想體系，黃寶華《黃庭堅評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論之甚詳。關於陶淵明的思想取向問題，學界爭論紛紜，徐聲揚先生曾著系列論文證明陶淵明是歸於儒而非釋道，見徐文《也談陶淵明的哲學思考》等，皆刊《九江師專學報》，可參。，多無疑義，這正是陳寶箴儒學情感的活水源頭；就詩學造詣而言，黃庭堅贊譽杜、陶的言論俯拾皆是，如“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贈高子勉》句）並舉杜、陶，而實際上有所區分，即“尊陶”與“法杜”之别，其大意在於“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與王觀復書》），極天工之妙，但都有“法”的痕跡可循，頗宜初學者。至於陶淵明，雖也是“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但最重要的卻是“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題意可詩後》）。“尊陶”與“法杜”之分，正如劉熙載《藝概》所言，是一個“在鍛煉而歸於自然”的過程，A.A.里克特《直覺與法則：黃庭堅的詩論》也説：“黃已超越了純形式的界限而在精神因素的基礎上評價詩歌，這反映在他認為陶潛比杜甫更高一著的評價上。”［美］A.A.里克特《直覺與法則：黃庭堅的詩論》，莫礪鋒譯，《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第2期。因此，陳寶箴沒有師法杜甫、黃庭堅瘦硬通神、奧衍生新一路的詩歌風格，反倒從陶、杜、黃三人晚年“鍛煉而歸於自然”一面入手，由此陶冶忠君親民、憂國思家的儒學情感，以及平易從容、藹然和煦的儒者風範，正如狄葆賢《平等閣詩話》所言：“義甯陳右銘中丞，志節德業，彰彰在人耳目間，殆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將這一内在心象投向詩歌創作，必然是走向陶、杜、黃詩歌平澹和暢一路的了。這一師法過程也就内化並樹立起了陳詩自身的風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初步的結論：（一）陳寶箴的思想傾向和詩歌創作是在曾國藩的理學實學路向和家鄉先賢黃庭堅的雙重精神薰染下走向宗宋一途的。這既是内心深處真實情感的驅動，又體現出了清代中後期宋詩運動的時代審美思潮的發展動向。（二）陳寶箴在孔孟原始儒學思想的基礎上，接受了曾國藩的理學實學美學觀，力主繼承和發展儒家温柔敦厚的詩學傳統，要有為而作，文以載道，講究文學的比興寄託，以切近儒家傳統理想和人格模式。（三）陳寶箴詩歌的題材雖不像杜詩和黃詩那樣豐富，但匯流於深切的人文情懷，從“士”的社會角色和歷史使命出發建構詩歌的情感世界，在出處行藏之間折射出時代的風雲之氣和審美之維。（四）陳寶箴詩歌揚棄了杜甫、黃庭堅瘦硬通神、奧衍生新一路的詩歌風格，從陶、杜、黃三人晚年“在鍛煉而歸於自然”一面入手學習陶、杜、黃三家平澹和暢詩風，由此形成了“一以貫之”的風格特徵。
作者單位：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