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政府承认这种因边疆土地而起的“索税”行为，也是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个特殊现象。
在所谓“变夷为汉”的实施过程中，允许夷民认纳租税是其中的关键。宋朝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赋税政策，往往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承认或默认一些特殊现象的存在，造成各地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三、田土交易：禁与不禁之间
宋朝不立田制，允许田土“私相贸易”，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这个政策有一些反复。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西南边疆地区的田产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其中有夷民之间的交易，也有省民与夷民之间的交易。如景德元年（1004）四月，真宗对宰臣说道：“富州刺史向通汉于辰州溆浦县、谭州益阳县广市土田。”这种交易受到宋朝政府的干预，故朝廷下令“熟察情伪，及图利害以闻”［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七六。 西北一带，熙宁五年九月三日，“初诏陕西缘边蕃部土地许典买租赁”［宋］李焘：《长编》卷二四五，熙宁六年五月辛未“附注”。 八年闰四月甲辰，范纯仁进而上言：
旧陕西敕弓箭手、百姓不许典买租赁蕃部田土，至《熙宁编敕》则不禁。臣今体访环、庆州诸城寨属户，昨因灾伤，多以田土典卖与蕃部，虑渐典卖与汉人。缘熟户以耕种为业，恐既卖尽田土，则无顾恋之心，以至逃背作过，缓急难以点集。乞自今陕西缘边属户蕃部地，止许典与蕃部，立契毋得过三年［宋］李焘：《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甲辰。
神宗遂诏“地连夏国界者，用陕西一路敕，余用《编敕》”。
这是担心缘边属户把地卖给汉民，卖尽则难治理，故而只许卖给蕃部。此虽针对陕西方向而言，然其根据情势的变化而制定或禁或不禁的不同政策，在西南边疆地区也是一样的。
在西南边疆地区，大体经历了从禁到开禁，再到禁止三个阶段。是否允许夷汉间进行田土交易，因时因地不尽相同。禁与不禁，或者是单向的，即只准典买或禁买夷民田土，反之亦然。宋初以来为免生事端，一般禁止夷汉之间的田土交易。宋神宗与王安石谈话时讲到，自来就有不准典买夷人田土的“条贯”（下详）。《桂海虞衡志·西原蛮》载侬智高反后，分其种落为羁縻州，“民田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自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知州别得养印田，犹圭田也”。但禁而不止，或随时宜而允许买卖的情况却也是常有的事。夷汉间田土交易多数为夷人卖田给汉民，往往造成夷民无所。也有夷民收买省地田产，同样遭到禁止。
熙丰变法时期，朝廷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开放此禁，认为允许夷汉间田土交易可以促进“变夷为汉”，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是值得的，神宗接受了这一建议：
诏自今汉户典买夷人田土者，听之。先是，王安石论泸州夷事，因言：“汉户不得典买夷人田土，此条贯合废。”上曰：“自来有此条贯，何故？”安石曰：“必缘典买相混争，致开边隙，故立法禁止。苟能变夷为汉，则此非所恤也。又淯井两边地，若捐数万缗官钱市得，令汉户住佃，即淯井更无夷事矣。”上以为然，遂降此诏［宋］李焘：《长编》卷二四五，熙宁六年五月辛未。
李焘注说：“听典买夷田，据《法册》乃五月二十九日指挥。”开禁比西北方面稍晚。不久，宋神宗又接受了察访梓夔路常平等事的熊本的建言：
近制，汉户典买蕃人田土者听。今访闻戎、泸州县分，前此汉人亦多私典买蕃人田土者，皆出情愿，即无竞争，但不敢经官印契。谓宜许令赍契赴官陈首，如无交加，即印契给还。其元无税租地土，不以敕前后，并令量认租税［宋］李焘：《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戊戌。
夷汉间的土地交易更多地从私下走向了前台，使得有法可依。元丰七年（1084）五月己酉，荆湖路官员孙览言：“徽、诚蛮多卖典田与外来户，乞立法：溪峒典卖田与百姓，即计直立税，田虽赎，税仍旧。不二十年，蛮地有税者过半，则所入渐可减本路之费。乞下诚沅邵三州施行。又沅州官水陆田、山畲，乞许射佃，候耕垦熟，限年立课。”后诏：‘诚州买广西盐，立蛮人地税，免租课佃官地，并施行。”元丰八年二月丁卯日，“诏邵州芙蓉、石驿、浮城等峒已修寨铺，其归明户及元省地百姓，如省地法应婚姻、出入、典卖田、招佃客，并听从便，从知邵州关杞请也”［宋］李焘：《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五月己酉；卷三五一，元丰八年二月丁卯。
但在海南黎人区，由于担心黎人失所生事，禁止海北之民到这里契买黎人田土。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累上奏章言：“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初无文记。今既投降入省地，止纳丁身及量纳苗米，而海北之民，乃作请田文字，查其田土，使无所耕种。又或因商贩以少许物货令虚增钱数，立契买峒民田土，岁久侵占，引惹词讼，比及官司追逮，往往拔刀相杀，乞一切禁止。黎峒宽敞，极有可为良田处。欲候将来事定，选官拣愿耕少壮之人籍成保甲，与黎人杂处分耕。”［宋］李焘：《长编》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二月庚申。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一四、《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四三。 元丰三年十二月庚申，经中书讨论，朝廷接受了初平的建议。
南宋孝宗时期，再次禁止夷汉之间的田土交易。隆兴二年（1164）四月二十七日，右正言尹穑言：“湖南州县地界多与溪峒蛮徭差互连接，以故省民与徭人交结往来，以田产擅生交易。其间豪猾大姓规免税役，多以产业寄隐徭人户下，内亏国赋，外滋边隙。欲望下湖南安抚司于逐州选差办吏亲诣所属州县，将省地与徭人相连旧有界至处明立封堠。自今不许省民将田产典卖与徭人及私以产业寄隐。并许乡保田邻陈告，以其田土给与告人，若官吏更不检察停降决配。已前卖入徭户田等，难以遽行改追，只令置籍，如有徭人情愿退还所买省地田产者，州县以官钱代支元价，仍明出榜文，委曲晓谕。”豪猾大姓利用省民与徭民交易田产“规免税役”，宋政府予以禁止，同时鼓励徭人“退还省地田产”，以官钱代还之。淳熙八年（1181）五月八日，“诏衡州常宁县管下溪峒之民，毋得于省地创置产业。王民地著者，亦不许与溪洞以山林陇亩相为贸易。稍有违戾即置于理，守令不能遵奉条令者，坐以除籍为民之罪。如溪洞之民愿以所置产业鬻与省民者，听”。此诏是鉴于臣僚如下奏言：“溪洞之民，往往于洞外买省地之田，以为己业。役省地之民以为耕夫，而岁以租赋输之于官，官吏虑其生事而幸其输租，于我则因循而不敢问，遂致其田多为溪洞所有。其民多为溪峒所役。”［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九六，五之九九。 在广西，淳熙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三省言：“田租周家辄敢收买省地田产，藏匿向敏恭，不令出官，与谭汝翼节次仇杀，不伏安抚司追呼，理合依法穷治。今来为能悔过，听从母冉氏训谕，将买过省地归纳。”遂诏帅漕司：“晓谕田租周限指挥到日，将向敏恭解发赴安抚司，今后不得侵买省地，及与省民妄有争竞。如敢违犯重作施行，其归纳到田土特与给还元价。”在四川，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臣僚言：“叙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棘夷葛獠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其熟户居省地官庄者，多为义军子弟。而庆符一县与来附一驿，乃是政和新纳土。其夷人田地，即不许与汉人私相交易。近年多是他州客游或官员士庶，因而寄居，贪并夷人之田。间有词讼，豪民行赂，计嘱上下，译者从而变其情，诛求屈抑，无可赴诉。一旦不胜其愤，群起而为盗贼。乞申严条法，不许汉人侵买夷人田地。及严责州县，应夷人词诉，务尽其情。无事之时，常加抚恤，勿令失所。”［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一〇〇，五之一〇一。 私相交易禁而不止，故再乞申严条法。
宋朝一些官员认为，夷汉民众之间的私售田产造成了许多弊端，禁其交易是“绥边”的需要。嘉定七年（1214）三月十六日臣僚言，以为辰沅靖三州之地，实赖熟户、山徭与替峒丁相为捍蔽。他说，不许夷汉间田地自由交易的“溪峒之专条”是确保当地安宁的条件，但后来未被遵守而“引惹”事端：
熟户、山徭、峒丁有田，不许擅鬻，不问顷亩多寡，山畲阔狭，各有界至，任其耕种。但以丁各系籍，每丁量课米三斗，悉无他科配。熟户、山徭、峒丁乐其有田之可耕，生界有警极力为卫，盖欲保守田业也。近年以来，生界徭獠出没省地，而州县无以禁戒者，皆由不能遵守良法有以致之。“溪峒之专条”：山徭、洞丁田地并不许与省民交易，盖虑其穷困而无所顾藉，不为我用。今州郡谩不加意，山徭、洞丁有田者，悉听其与省民交易。利于牙契所得，而又省民得田输税，在版籍常赋之外，可以资郡帑泛用。而山徭洞丁之米挂籍自如，催督严峻，多不聊生，往往奔入生界溪洞，受雇以赡口腹［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七一。 。
因而宋宁宗接受了臣僚的请求，重新明敕湖广监司：
凡属溪峒去处，山徭、峒丁不得擅与省民交易。犯者科以违制之罪。仍以其田归之。庶几山徭洞丁有田可耕，各安生业，不致妄生边衅，实绥靖远民之长策［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七一。
对于西南边疆地区夷汉之间的田土交易，禁与不禁，宋政府同样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有意思的是，主张禁止者往往强调“绥边”的必要性；主张开禁者则以“变夷为汉”为出发点。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后者对民族融合具有促进作用，显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