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以学术成就及其影响而论，扬雄应当是非常幸运的。他以《太玄》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崇高的地位，更以《法言》使自己赢得了在儒家道统中的“大贤”之尊，他不仅是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辞赋家，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从事方言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果的人。除此之外，他在文字学、天文学、历史学甚至音乐研究等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世人瞩目的。因此，有人说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冯广宏：《天府哲学面面观》。，还有人说：“扬雄给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设置了三道越不过的坎：研究文学不能没有扬雄，研究哲学思想不能没有扬雄，研究古代语言学也少不了扬雄。”长寿王高巨琏：《西汉哲学家和文学家扬雄》，“聚焦教育”网，2006年6月16日。
《汉书》说扬雄之所以不攀附权贵、不讨好皇上，以至于“三世不徙官”，是因为他“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如果“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果真就是扬雄的人生追求和个人志向的话，那么他的追求和志向全都实现了，可能还远远超过了他预期的目标。这对于一个“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农民子弟来说，实在是幸运之至啊！
然而，纵观扬雄的一生，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实扬雄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他不仅长期经受着穷苦生活的折磨，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各种精神上的痛苦和打击。扬雄一生的不幸，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中年怀才不遇之苦、老年丧子绝嗣之痛、临死贫病交加之惨、身后蒙冤受屈之恨。总之，扬雄的一生都是在穷愁潦倒中度过的。一、不遇之苦
扬雄能够被王音那样的权臣接纳和引荐，又能在四个皇帝身边工作达三十年之久，还被篡汉后的王莽封为“中散大夫”，这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够荣耀的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说扬雄承受着“怀才不遇”的巨大痛苦呢？
要知道，扬雄以三十来岁的壮盛之年离开蜀地进京求学，而且始终不愿意以注释经书的“章句之学”为手段步入仕途，这是因为他不仅胸怀济世安邦的宏大志向，而且具有济世安邦的杰出才能；因此他希望能像商代的宁戚、春秋的管仲、战国的侯嬴那样，“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要么与人君一夕交谈便能封侯拜相，要么让人君主动请自己出来当官）。他的“不识时务”使他铸成大错，以至于后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做了一个官卑职小的“黄门侍郎”。汉代官制，“黄门侍郎”仅仅是皇帝的侍从，既无办事机构，又无一点行政权力，而且职位很低。郡守和九卿长官的职位是二千石，侍郎的职位是四百石，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干部与科长级干部之间的差别。由于他始终坚持“君子仕则欲行其义”（君子当官就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事）的为官原则，从来不为了获得个人私利而巴结讨好别人，使他在黄门侍郎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朝廷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风云变幻，让他亲眼目睹了一次又一次争权夺利的刀光剑影。使他痛苦的，是眼看着国是日非、生灵涂炭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扬雄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痛苦。他不仅羡慕先秦时代的读书人，能够凭着自己的才能被人君重用而施展才能和实现人生的抱负，也羡慕汉初的功臣萧何、张良、陈平、叔孙通，甚至汉武帝时的霍去病、公孙弘等人，因为这些人都能够“会其时之可为”而被人君重用。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非常绝望而痛心疾首，他在回答别人责难他当官“老不进步”的《解嘲》中说：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班固：《汉书·扬雄传》。？
扬雄的意思是：当今的各级官吏不仅不尊重读书人，而且对读书人严加监视，使读书人动辄得咎；这样一来，再有本事的人也只能是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敢做。假如让先秦时代那些有大作为的读书人处在今天的社会里，他们的学业、言行都不符合当今被举荐选拔的标准，他们也只会被斥责为离经叛道的人，哪里还会有被重用当大官的可能？
尤其使扬雄痛苦的，是他既不能伸展自己济世安邦的大志，又不能像他蜀中的三位老师那样做一个彻底的隐者；因为他不仅需要朝廷那一份赖以生存的菲薄的薪俸，而且他还需要朝廷秘阁丰富的藏书和京城特殊的学术环境，因为这是他“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客观条件。为了不失去这样的客观条件，他就不得不隐忍苟活。扬雄也只有像他那样的“隐忍苟活”，才终于实现了自己“捍卫儒学正统以接续圣人之道”的另一番人生理想。但他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毕竟是太过于沉重了！二、绝嗣之痛
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五十三岁的扬雄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他唯一的儿子死了。
五十岁之前的扬雄，已经先后四次经历了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三十岁之前，父母先后去世。四十五岁时，十七岁的大儿子扬爽去世。五十一岁时，和他相伴了二十五年的妻子陈氏亦撒手人寰。这四个他至亲至爱的人先后离他而去，对他精神上的打击之沉重，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他都挺过来了。
而小儿子扬乌的死，差点就要了扬雄的老命！
为什么小儿子扬乌的死，对扬雄精神上的打击会这样地沉重？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扬乌的死，造成扬氏灭门绝后的严重后果。扬氏的祖先扬侯，是周天子分封在晋国（今山西一带）的庶出子孙伯侨的后裔。春秋、战国之际，扬侯被逼迫逃离晋国，逃到楚国的巫山（今湖北宜昌一带）。秦汉之际，在巫山住了一两百年的扬氏溯江而上，来到巴郡的江州（今重庆市一带）。汉武帝时代，扬雄的五世祖扬季曾经官至庐江太守。后来，为了躲避仇家追杀（见第一章），扬季辞官带着一家人也是溯江而上，来到郫县。从扬季到扬雄，扬氏已是五世单传，年仅九岁的扬乌的夭折，意味着扬氏从此“断了香火”。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而扬雄的“无后”，远非一般人的“无后”可比，他是要承担使延续了五六百年之久的“扬氏”家族灭绝的罪过的。这样的精神痛苦，对于扬雄这样一个笃信儒家传统道德的人来说，其痛苦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扬乌的死，使扬雄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安慰。扬雄活着的时候，很难被人理解。他一生中做的许多事情，总是被人视为“异端”的行为。可以说，扬雄精神上是非常孤独的。但是，扬雄也有一种别人很难享受到的精神安慰，那就是他晚年得到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儿子。扬乌绝对是一个“神童”。 扬雄写作《太玄》的时候，曾经因为一个数学问题而苦恼了很久，没有想到，年仅九岁的扬乌告诉父亲：“你将某数设为九，再用九去计算其他玄数，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扬雄按儿子所说的去做，果然解决了他遇到的难题。又有一次，扬雄在模拟《易经·大壮卦》九三爻的爻辞“羝羊触藩”一句时，总是想不到一句恰当的话来对应，扬乌见父亲想得很苦，竟然对父亲说道：“你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荷戟入榛’来跟它对应呀？”经儿子一提醒，扬雄连称：“妙绝！妙绝！”扬雄为自己的“神童”儿子感到骄傲。在接连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之下，“神童”儿子无疑是他精神上最最重要的、也是他唯一的寄托和安慰了。
第三，扬乌的死，使扬雄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扬家数代单传，年近六旬的扬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扬乌这个唯一的亲人了。抛开“断绝香火”的责任、“失去安慰”的折磨不说，小儿子扬乌的死，其实是让晚年的扬雄失去了最后一段人生道路上最最需要的伴旅啊！壁画“九岁扬乌解《玄》疑”总之，小儿子的死对扬雄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他在几年后所著的《法言》中仍然难以抑制这种巨大的哀痛。当有人问到扬雄为什么要著《太玄》的时候，扬雄在正面回答之外，竟然很“突兀”地加上一句：“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岁而与我《玄》文。”可以想象，扬雄因为儿子的死，精神已接近崩溃。扬雄“突兀”地加上的这么一句有关儿子往事的话，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失去儿子“阿毛”之后的那些表现。三、贫病之惨
扬雄一生受尽了贫穷生活的折磨。晚年的扬雄，头上多了一顶“大夫”的帽子，身上却多了一只断腿。
扬雄的一生，都是在贫穷中度过的。
青年时代的扬雄，家里“有田一廛，有宅一区”，应当是个小地主的家境。小地主家境虽然说不上富裕，但应当是衣食无忧的。但是，由于扬雄一直读书求学，后来又到蜀中各地漫游，家里的事情帮不上一点忙不说，还一直是个高额消费者。这样一来，家里总是入不敷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扬雄进京之前，父母先后去世。安葬父母需要大笔经费，扬雄只得卖掉部分田地。后来为了筹集进京的盘缠，扬雄又只得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
进京之后的最初几年，一家数口的生计，主要靠扬雄给王音当门下史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做了“黄门侍郎”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这黄门侍郎，不过是皇帝的随从而已，既无办事机构又无职权，论品级，不过是个“比四百石”的小官（县令是“八百石”），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主任科员”吧。
五十多岁的时候，妻子去世，小儿子夭折，这不仅使扬雄精神上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为办理一老一小的两件丧事，还让他背了一身的债务。扬雄喜欢喝酒，妻子和儿子的死，使他的酒瘾愈来愈大，仿佛是要让酒精来麻痹自己敏感的神经。
六十五岁那年，扬雄终于升官了。王莽考虑到扬雄在“黄门侍郎”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一步也没有挪动过，以扬雄的资历和在学术上的声望，就授予他一个“中散大夫”，让他到“天禄阁”去整理古书。
对扬雄来说，是不是中散大夫倒无所谓，不就是官阶由“比四百石”上升到“六百石”嘛。使他稍微感到欣慰的，是他终于可以离开宫廷那个令他胆寒、令他伤心的地方了，还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地点——天禄阁，尤其是给国家图书馆整理古书这差事，正合他的兴趣和爱好呢。
可惜好景不长。扬雄做中散大夫不到三年，就发生了令他屈辱不堪的“投阁事件”。
王莽正式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是为了报答那些为他篡位做出贡献的人，便开始大封功臣。在王莽所封的功臣中，共分三个级别，最高一级为“四辅”：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师刘歆、国将哀章；次一级的为“三公”：大司马甄邯、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再次一级的为“四将”：更始将军甄丰、卫将军王兴、立国将军孙建、前将军王盛。
对王莽这样的封赏，竟然有人大为不满，最不满意的是更始将军甄丰和他的儿子甄寻。令甄丰父子最不服气的是四个人：哀章、王盛、王兴和甄邯。
哀章是个好说大话的无赖之徒，见王莽当了“摄皇帝”之后，便开始了政治投机的活动。他制造了一面“铜匮”，铜匮的正面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意思是：这是天帝颁布的诏命），背面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意思是：赤帝刘邦遵从天帝旨意禅位给黄帝王莽）。于是，哀章夺得篡位头功，被王莽封为“四辅”之一的“国将”和“美新公”。
王兴此前只是个负责城门守卫的小头目，王盛原本是京城市井中一个卖烧饼的小贩。只因二人的姓名和长相，与“符命”中所说的两位“辅臣”最相符合，因此，一个被王莽封为“卫将军”、“奉新公”，一个被封为扬雄故里的“子云坟”“前将军”、“崇新公”。二王简直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了。
甄邯却是甄丰的亲弟弟，此前的官职只是个徒有虚衔的“太保”，而且是沾他这个哥哥的光才赏赐给弟弟甄邯的。令甄丰想不到的是，王莽就是因为他甄丰先前总是仗着“大司空”（副丞相）的高位，有时连王莽也敢顶撞，所以这次借“符命”之名，有意贬抑他。
甄丰懊恼的是，不如弟弟的运气也就罢了，怎么竟让他跟卖烧饼的王盛、守城门的王兴站在一起了呢？真是太没有面子了！
甄寻气愤的是，从前倚仗父亲跟王莽的关系，自己也曾官居侍中兼京兆尹（相当于中央政府秘书长兼首都市长），还受封茂德侯。那是多么的荣耀、何等的威风！他认为，父亲遭贬抑是个凶兆，决不能任其发展，他决定要挽狂澜于既倒。
甄寻冥思苦想，还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王莽不是相信符命吗，何不就利用符命来收拾败局？于是他打起了王莽女儿的主意。
汉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将十二岁的女儿选为汉平帝皇后，当时汉平帝也只有十二岁。元始五年，汉平帝驾崩，十五岁的皇后就成了寡妇，其实还是个处女。王莽篡汉以后，改称平帝皇后为“黄皇室主”。
甄寻盘算：如果能娶“黄皇室主”为妻，还有谁能超过这样的富贵尊荣？他已经想好了符命的内容：“故汉氏平帝后，当为甄寻妻。”
甄寻还多了一个心眼儿，他怕王莽不会相信符命，于是决定先试探。他捏造了第一道符命，内容的大意是：新朝应当仿效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故事，更始将军甄丰当为右伯，太傅平晏当为左伯。
不料王莽果然依照“符命”所说，任命甄丰为右伯，平晏为左伯。这让甄寻愈加相信“符命”管用，于是立即把写着“故汉氏平帝后，当为甄寻妻”的第二道符命散发了出去。他满以为立即就会如愿以偿，仿佛这个“驸马爷”是当定了的。哪知道，“螳螂捕蝉，安知黄雀在后”，这第二道符命不仅叫他满门抄斩，而且还连累了不少无辜！
甄寻竟然不知道，王莽哪里会相信什么“符命”！篡汉称帝之后的王莽，早就忌讳别人再提“符命”之类的事了。王莽上次任命甄丰为右伯，既是为了缓和矛盾，以减少甄丰父子对自己的不满，更是为了将甄丰支出京城以避免事非，所以才借“符命”来达到这个一箭双雕的目的。不料竟让甄寻产生错觉，更加肆无忌惮。
听说王莽得到第二道符命之后，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痛骂道：“皇室主母仪天下，人所共仰。甄寻小儿是个什么东西！”甄寻吓得魄散魂飞，连家也不敢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赶紧逃出城去，一口气跑到华山躲了起来。甄寻走后不到半日，宫中禁卫就已追到甄家。正在忙着打点行装、准备去当“右伯”的甄丰，见一群如狼似虎的兵士冲进家来，还不知道所犯何罪。听宫中使臣宣读诏书之后，甄丰也吓得瘫倒在地，自知浩劫难逃，只好拼却老命，服毒自尽。
王莽为了杀一儆百，以禁止今后再有人企图利用“符命”升官发财，下决心要把这件案子追查到底，于是下令：一面张榜通缉甄寻，一面追查甄寻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