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王莽三十八岁。王莽打听到定陵侯淳于长（王太后姐姐的儿子）与许皇后姐姐私通的消息，并且事情还牵连到他的叔父红阳侯王立，便私下报告给大司马王根。一个是王根的外甥，一个是王根的哥哥，王根哪敢隐瞒？结果淳于长被杀，王立被免官，而王莽却获得“忠直”的美名，并且取代叔父王根，当上了秉持朝政的大司马。
汉平帝时期，王莽为了赢得姑母汉元皇后的信任，以巩固他专擅朝政的地位，除了用重金贿赂汉元后身边的人，还采用了两个办法：一是封给汉元皇后三个姐妹“汤沐邑”，一是让汉元皇后四处巡游。结果是太后四姊妹都一致称赞王莽有孝心、会办事。
第三，王莽很善于“收买人心”。
王莽收买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刘氏宗室、朝廷重臣、天下百姓。
平帝年间，王莽在接受“安汉公”封号之后，拒绝其他一切封赏，却建议让刘氏诸侯王子孙都能继承王爵，汉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都能继承侯爵。汉成帝、汉哀帝两代绝嗣，有资格被封为王、侯的刘氏近亲，便只有汉宣帝、汉元帝的庶出子孙了。于是连汉景帝的玄孙、曾孙辈的刘如意、刘宫、刘伦，也分别被封为广宗王、广川王、广德王。这样一来，刘氏宗室，无不对王莽感恩戴德，那些想反对王莽篡汉的刘氏子孙，也是势单力薄、难成气候了。
哀帝即位时，王莽曾主动请求辞去大司马。为“议尊号”惹怒傅太后，王莽被罢免大司马。这两件事给朝中大臣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王莽决不是一个贪恋权势的人。所以在董贤被罢免之后，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都举荐王莽做大司马。而王莽除了对孔光有所感激之外，更考虑到孔光是当世名儒、三朝元老，又是汉元皇后相当倚重的老臣，所以为了笼络孔光，不仅对孔光相当尊重，还举荐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使甄邯也成为朝廷重臣。至于刘歆，既是当世名儒，又是宗室子弟，王莽也对他非常器重，于是将刘歆提拔为朝廷重臣。在王莽后来的篡汉活动中，孔光、甄邯、刘歆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莽在做安汉公时，很多地方发生旱灾、虫灾，百姓逃亡的很多。王莽就对汉元皇后说：“皇后及妃嫔、宫女，都应当穿得朴素一些，吃得简单一些，给天下人做出俭省的榜样。”他还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相当于农业部和民政部）帮助赈济灾民。于是公卿大臣都争相效仿。每当有水、旱灾害发生，王莽都决不吃肉，以示俭省。王莽受封安汉公、宰衡、摄皇帝和女儿被封为皇后时，朝廷赏赐的钱财，动辄上千万，甚至数亿之多，但王莽很少接受；即使接受了的，也大多用来分给了大家。王莽在一次拒绝接受朝廷“二万八千户”的封赏时说：“希望等到天下百姓都富足了的时候，朝廷再给我赏赐吧。”王莽的这些行为，自然会给人以“既不贪财也不好色”的好印象，传到百姓中去，将是怎样的影响？
第四，王莽很注重“制造舆论”。
王莽在完成了由大司马到安汉公、由安汉公到摄皇帝的权力形式过渡之后，便决定要为去掉这“摄”字而做最后的努力。为了取得篡位的“合法性”，王莽便在当时流行的“君权神授”观念上动起了脑筋，决心通过制造“神授”的舆论来取得“合法”的地位。
王莽制造舆论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朝廷上由群臣歌颂王莽杰出的道德和才能，从正面说明王莽具有接受“禅让”的资格；一是在民间散播谶语、制造符命来造成王莽接受“禅让”是顺从天意民心的舆论压力。
王莽心腹大司徒司直陈崇与张竦合谋，撰写了一篇长达千言的《安汉公功德颂》，从十四个方面赞颂了王莽安定天下的“盖世殊勋”和“超前绝后”的道德才能。
汉平帝元始五年（5），武功县令孟通向朝廷报告：淘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头，石头上用红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这就是所谓“符命”。后来，到处都发现了类似的“符命”。如齐郡（山东）发现“新井”符命，巴郡（四川）发现“石牛”符命，扶风（陕西）发现“雍石”符命。身为汉朝宗室的广饶侯刘京，竟向朝廷报告说：山东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辛当，一下午就做了几个相同的梦，梦见上天派遣使者告诉他“摄皇帝当为真皇帝”。
在造够了舆论之后，王莽便在公元九年以“顺符命”为借口，去掉“汉号”，也去掉“摄”（代理）字，做起了皇帝来。所以我们说，王莽的篡汉，完全是一场“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在王莽紧锣密鼓的篡权活动中，扬雄在干什么呢？
完成了《太玄》一书的写作之后，扬雄又陷入了更加深沉的思考。
客观地说，扬雄对王莽甚至王氏外戚集团的多数人是有好感的。在扬雄心目中，王莽算得上一个“内圣外王”的权臣。“内圣”是指个人的修养达到儒家道德标准的极致，“外王”是指政治措施完全符合儒家仁政的理念。应当说，篡汉称帝前的王莽，给人以“内圣外王”的印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说王莽“诈伪”也好、“善于伪装”也好，总之，汉平帝时期的王莽不仅权倾朝野，其威望也是蜚声天下。
汉成帝的奢侈荒淫，汉哀帝的昏庸无能，汉平帝的幼弱无知，已经使西汉王朝摇摇欲坠了。王莽“居摄”（代理皇帝行政）合法化以后，不少刘氏宗室成员也对刘氏皇权产生了动摇，广饶侯刘京竟然成为替王莽篡汉制造舆论的积极参与者，红休侯刘歆不仅是王莽篡汉活动的得力干将，后来竟成为王莽政权的“国师”。
扬雄把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的西汉末代皇帝，和有皇帝之实而无皇帝之名的王莽，都称为“象龙”。他说：“象龙之致雨，难矣哉！”他还说：“真伪则政核。如真不真、伪不伪，则政不核。”意思是说：真伪分明，政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像这样真不真、伪不伪的“象龙”，是难以使它们发挥作用的。不难看出，扬雄是非常迫切地希望尽快地结束那种“真不真、伪不伪”的政治局势的。
扬雄认为，最高执政者的道德修养，是国家能不能治理好的决定因素。因此，当有人问他“何以治国”时，他回答“立政”（确立正确的施政纲领）；又问“何以立政”，他回答说“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皇帝能修身，确立正确的政治纲领就有了希望。如前所述，王莽的善于“伪装”让不少人视王莽为具有“内圣”的修养，扬雄亦不例外。
扬雄将老百姓的好恶作为衡量政治好坏的最高标准，这就是他的“审民思斁”的思想。老百姓“思”什么？扬雄说：老百姓盼望老有所养，孤儿有人救助，病人能得到治疗，死人能得到安葬，男子能够有田耕种，妇人能够栽桑织布。扬雄从王莽执政十年的施政纲领中，看到了王莽“外王”的政治才干，认为王莽是实现老百姓愿望的希望。这就是扬雄不仅“臣事王莽”，而且写文章歌颂王莽（“美新”）的主要原因。扬雄歌颂王莽的文章，除了《剧秦美新》之外，还有《法言》一书。
《法言》一书，既为王莽处于“象龙”的地位鸣不平，还歌颂了王莽“为政日新”（天天都有新气象）的政绩，更充分肯定了王莽“托古改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认为王莽是商汤王时的伊尹、周成王时的周公似的人物。《法言》以歌颂王莽作为全书的结尾，应当是颇有深意的。它是要告诉人们：儒学所提倡的、也是《法言》一书所论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修养理论，在王莽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扬雄虽然臣事王莽、歌颂王莽，但是他决不参与为王莽称帝制造舆论的“符命”活动。当时用“符命”称颂王莽功德而封侯拜相的人很多，连卖烧饼的王盛，也因为用符命称颂王莽应该当皇帝，被王莽封为“崇新公”、授官“前将军”，成为王莽政权的“四将”之一。
扬雄为什么不用“符命”称颂王莽？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扬雄从来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君权神授”那一套鬼话。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扬雄始终坚持着“诎身将以信道”（宁肯委屈自己，也要弘扬儒学的大道）的处世原则，决不做“诎道而信身”（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不惜歪曲儒学的大道）的事情。在他看来，用“符命”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是“诎道而信身”，是很卑鄙的，决不是“君子”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尽管扬雄从内心深处推崇王莽的道德修养，更推崇王莽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也决不为了使自己能够封官晋爵而制造“符命”。总之，扬雄决不做政治投机的事情。
在王莽心目中，扬雄只是一个大学问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雄素不与事”）。王莽篡汉当皇帝以后，考虑到扬雄在三个皇帝名下当了二十多年的“黄门侍郎”，一步也没挪动过，于是给了扬雄一个“中散大夫”的荣誉职衔，让他去国家图书馆（“天禄阁”）整理文化典籍。这就是扬雄被人称为“莽大夫”的原因。这时的扬雄已经六十多岁了。
王莽是赏识扬雄的，但他赏识的只是扬雄的文学才华和高深的学问。王莽的姑母汉元皇后死时，王莽没有让他的“国师”刘歆（刘歆也是当时名望很高的大学者）为汉元皇后写祭文，却是诏令扬雄为汉元皇后写祭文，这就是扬雄所作的《祭元后诔》。这篇《祭元后诔》也成为扬雄遭人攻击的重要证据之一。
晚年的扬雄，确实很少正面过问政治，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法言》一书的写作中。
如果说《太玄》重点反映的是扬雄的哲学思想，是扬雄世界观的代表作，那么，《法言》重点反映的是扬雄的政治思想，是扬雄社会伦理观念的代表作。与《太玄》相比，《法言》的内容极为丰富，它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各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如果说《太玄》是要为儒家竭力主张的“仁政”、“礼乐”、“伦常”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寻求理论根据，那么《法言》就是在为儒家上述价值观念构建新的评价体系。这个新的评价体系，是扬雄通过褒贬各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竭力维护孔子及其儒学理论的至尊地位来实现的。
扬雄所构建的“新的儒家价值观”及其评价体系，既是以“封建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又是以“因循革化”思想为标准的价值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说它“相当重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它给两汉之际已经摇摇欲坠的儒家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正在遭到各种质疑的儒学理论又有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力量；
第二，它第一次向世人公开宣示：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之道才是封建伦常的核心内容，巩固了孔子在儒学道统中独尊的地位；
第三，它塑造了孔子这个封建伦理的代表形象，以至于在此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圣人”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子云学校的扬雄“墨池”第四，它首倡的“因循革化”思想，解决了封建社会中朝代更替时不可避免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念。
这是扬雄对儒学发展的重大历史贡献。不了解扬雄对儒学发展的重大历史贡献，就不能理解桓谭、王充、张衡、班固这些扬雄的同时代人为什么会竭力推崇扬雄，以至于给扬雄以“西道孔子”的崇高荣誉；也不能理解唐、宋两代那么多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会那样地推崇扬雄，以至于司马光认为扬雄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应该在孟子、荀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