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只是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有所探寻阐发，引用《说文》的地方还是不够的。许慎作《说文解字》去今已一千七百余年，其时去甲金文时代未远。他用三十年的工夫写了这样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分别部居，据形联系，条理整秩，杂而不乱。他为我们保存了古文籀文和小篆未尽讹变的字形和前代学者所传的训诂，这是我们今天探寻文字本义必由的阶梯。如说：“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这一古义早已越出秦汉以后人民记忆之外。没有这一条古义，我们就很难设想京就是古代的深穴居。又如《说文》中如不保存一个字部首，我们也就很难理解古代人民从窖穴的脚窝上下之形。现在我们虽有大量的新资料据以纠正《说文》中的错误和不足信的地方，但《说文》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二十世纪以来，新发现的甲金文日积月累，我们认识的字已大大超过前人，但是我们不认识的字还是不少。《金文编》、《甲骨文编》的附录，其数之多甚至超过正编。只要资料日益增多，科学的研究方法日臻完善，这些字总可以多认得一些。因为象形字只用简笔钩勒，辗转传抄，形体混淆，就不可能辨认清楚，我们也不必望文生义，急于求解，多闻阙疑，以待来者。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
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
中国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应从殷商时代说起。殷代遗下的甲骨文，现在发现的有十多万片，这是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殷商历史的重要资料。殷商晚期约有二七三年的历史，这就是甲骨文时代。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在武丁以前一定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后，才产生文字。文字的产生并不难，文字的继承才是文字发展的重要环节。如果文字产生后，没有继续使用，就会成为死文字，有些古代国家，本来已有文字，由于各种原因，如外族侵略或天灾代行被迫迁徒等等，文字没有继续使用，以后就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如埃及古文字及中国西夏文字都是。此外文字产生初期，本无字典可查，每个人的写法不同，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异体字。有些字由于没有继续使用，或者被其他形体所代替，这种字也成了死文字。甲文金文中这种字不在少数。甲骨文的产生应在武丁以前，而继承和发展，却应归功于武丁时代的贞人集团。贞人是殷王朝的知识分子，殷王的智囊团、预言家。他们掌管祭祀和卜卦两种职能。殷王每事必卜，卜日、卜雨、卜晴、卜年景、卜疾病、卜田游、卜战争等等日常生活大事及小事。贞人要为殷王占卜，首先要说明贞问某事，然后作出预言，事后检查结果，这些过程，都要刻在龟甲兽骨上面，于是文字就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后生产力发展，人事日趋繁杂，文字也就随之而发展。由于殷商晚期二七三年中，武丁享国五十九年，国势强，地域广，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相对安定的历史时期，这就给文字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贞人集团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前人创造的文字，并且充分使用它、发展它。如果没有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没有这个知识分子集团，则甲骨文不可能很快地得到发展。
贞人集团是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是依附于殷商奴隶主统治者的。他们专为殷王占卦，预言吉凶祸福，如果要使自己的预言灵验，必定要观察客观事物。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研究人事，掌握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一些预兆。他们卜卦并不是只卜一次，一次不灵，再卜二次、三次以至多次。慢慢观察客观形势的发展，作出预言。如预卜天气的阴、晴、风、雨，一定要长期观察自然现象。预卜战争的胜负，一定要观察双方力量情况的变化，多次占卜，最后作出预言。这样文字也得到充分利用，自然科学也由此而产生。总之文化事业，一定要有继承，才能发展，而继承和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发扬光大，就是由于有人继承。
文字的创造和发展，离不开群众。文字决不是孤立创造的，我们研究古文字，也不能孤立地研究。字与字之间，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文字的形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字由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一笔一画，全凭记忆，全凭师弟传授，因此写出的形状，就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研究古文字学，比前人的条件好多了，甲文、金文、简帛书、陶文、印玺等文字，比前人看得多。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根据时代的先后，重新排列一下，研究文字的变化和发展。中国文字变化的过程，是相当长的，是渐变而不是突变，是惰性的发展。研究古文字学，要注意这种变化的规律，把相互有关的字，意义相反的，偏旁相同的，字形相近的，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联系起来，深入考察，穷其流变，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研究古文字，要注意每一个字的原意。从前许多文字学家，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说明，有些讲对了，有些讲错了。从前段玉裁和章太炎，都不敢违背《说文》。由于不能打破这个框框，所以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上，也就有许多局限性。直到甲骨文发现后，孙诒让、王静安先生等，在这个问题上才有些突破。但我认为“破许”问题，几十年来，还不够大胆。今天研究古文字学，要打破旧框框，认真研究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情况、生活条件、生产工具，从多方面加以考虑。以后每一个时代，文字的发展，也要参考当时的这些条件。这样才能正确了解每一个字的本义。我们决不要被许、段的结论所束缚，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现在举一些例子以供参考：
（一）（甲三八七）：《说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像人形。”其实“天大地大人亦大”的思想，在殷商和西周时期并不存在。那时人们对自然的力量，是没有能力抗拒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天、地是伟大的，而人是渺小的。“人大”这种思想的形成，应在人权逐渐发展、科学进步到一定水平，人们了解到自己的创造能力之后，大约在战国后期发生的。“大”字的原意是与“子”相对而言。大像大人，子是小子（），就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大字的本意就是如此。
（二）（甲二四一八）：此字应与宋、宅、舍诸字联系起来研究。像木棍支撑屋顶之形。后变为，下面像用两根木棍斜撑在地上，不会倾倒之形。宋，甲文作（明一○一七）或（甲二○七），《说文》：“宋，居也。”又如宅字，甲文作（前四、一四、七），《说文》：“宅，所托也。”舍，金文作（方彝），像中柱立于土堆之上。这几个字，都像原始住宅有木柱撑持之形。如果不明这几字的原形，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古代社会原始的住宅形状。
（三）（前一、八、一）：此字像纺轮，上部像三股线拧在一起。加手为（前六、五、四），乃用手使纺轮转动之意，《说文》“专小谨也”，这就违背了原义。专，即转动的转。又其上部由三股线拧成，故又为，假为穗，即（前七、一○、三）（无鼎）。
（四）（），从又持肉，王静安先生谓“本义为侑食之侑。隶书月与肉形相混，许慎误肉为月”。又祭祀之祭金文作（邾公华钟），又作（陈侯午），谓手持肉以祭祀也。《说文》：“有，不宜有也，从月，又声。”段注亦从其说，并曲为之解，但终格难通，盖未明有字之本义也。
（五）（佚六六五）：此字像脚趾踏於独轮车上。为○之讹变，因甲骨文用刀刻，不易刻成圆形，故讹为。独轮车是无辐的椎轮，如今日四川的鸡公车。在遥远的原始的社会，中国只有独轮车而没有两轮大车。这在中国古文字中，有着明显的例证。如偏旁从各之字：客，是乘独轮车到人家作客。路、络，是独轮车行于路上。略，是乘独轮车经略土田。从之原义去解释，俱可通。甲骨文车字作（存七四三）、（合集二七六八二），金文作（盂鼎），后简化为车（子禾子釜）。这是双轮高车的象形字，说明殷商晚期，高车已经由西方传入中土。后起的辂字，是高车与独轮车并存的新造字。从这些字的关系，可以了解到文字之原义及其发展情况。
（六）（前七、一、三），（乙二七六六）：此字由于时代推移，形体变化，连意义也随之而变。王静安先生解释，以为簿书之形，手持簿书，即史之意。那时书写工具是甲骨，而非竹、简，故簿书之说不可通。此字初作 、、，并像干形，像一根棍子上有丫杈。古人打猎作战都使用它。如狩猎之狩，甲文作，即用犬及干以会狩猎之意。又如单即战字，甲文作（后下、一二、七）、（存下一六六），金文作（扬），这是在丫杈上缚以石斧等利器，作为战争武器。这个字在战国晚期，变为 （酓鼎），戈字是后加的。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三十一章中，甲本作“战胜”，乙本作“单胜”。以单为战，其演变之迹，宛然可见。后来字书释为盾，其实“干”有进取之意，干、犯也，就是向人进攻。同时也是用以保卫自己，以干为盾，是后起的意义。由于时代不同，字的意义也变了。又如兽字，金文作（盂鼎）上面是干，干插于镦上，以后镦画成形，成为（交鼎），再变为（令狐君壶），这都是在字形上踵事增繁。又如字（颂），从从斤，皆为武器。从，像旗竿、及旒之形，其义为祈求。盖古人出师作战，要举旗、祭旗，以祈胜利，这样解释，就完全通了。又如 （使）字、本来像旗下悬铃，铃即号令之意。像铃，古人出使要带旗，以作信物，以后此字假借为事字，而事、使、史三字皆通用。又如敢字，原作，《甲骨文编》在附录，作 （后二、三四、七）。此字原义为用当面猎野猪之意，故其意为敢。后变为 ，省掉了一手。金文变为 （鄂侯鼎），省下了下面的竿。以后讹变成许多不同的形体，我们如果把形体相同或偏旁相同的字合并起来进行研究，就可以探索这个字变化的痕迹。
（七）虍：《说文》：“虎文也”。此字原形作 ，非虎文，乃虎皮或兽皮。古人在屋顶上端蒙以虎皮或兽皮以避风雨。庐、肤等字即从此而来。庐，上面像屋顶蒙以兽皮，下面是火炉食具；肤字引申为皮肤。如果不从这种意义去探求，这两个字就讲不通。
（八）良，甲文作 （前二、二一、三），（佚六一八），像穴居由两个洞口出入之形。以后发展为郎、廊，即走廊之廊。又如复字作 （铁一四五），金文作 （鬲比），（昌鼎），亦从字孳乳而来。
（九）敬，金文作（盂鼎），此字像犬形，以后孳乳为（师），像犬带铃，即铃之象形， 像以棍击犬。以后又变为 （邾公钟）。惊、诸字，都由此发展而来。
（十）卜、兆、用三字：此三字应从贞人占卜方面去探讨。贞人在骨版上钻灼，骨版背面出现坼纹，其形如 （甲八六○），（乙一四二八），（乙六七、二），（拾六、一○），（后一、二四、九），（林二、一一、七），皆卜字也。每卜必对贞，一向左、一向右成 ，此即兆之原字。《说文》古文作 ，还可以看出原形，，从从卜，像肩胛骨。用，就是在肩胛骨上刻一个卜字，用以占卜吉凶之义。
（十一）兼：《说文》：“秉，从又持禾秉持一禾，兼持二禾。”这就把兼的原义讲错了。兼，《说文》作，按甲文作（佚九六四），金文戊父癸作，故为矢形。兼，越鼎及令鼎俱为，从二矢。诅楚文乃从矢之讹，是为《说文》篆字之所本。《说文》原义误，两矢同发，乃谓之兼。
（十二）（甲二○四○）（甲一一三九）：此卣字，为古时盛酒的葫芦，底部不稳，故盛以盘，作（前六、四一、五）。金文作（昌壶）。铜器中有瓠壶，就像葫芦形，这是真正的卣。此器最近山西省曾经发现。现在许多金文书籍，把提梁壶称为卣，这是沿袭宋人的错误，应该纠正，凡有提梁的，都应称壶，与卣有别。
研究古文字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文字在初期发生过程中，大家凭师弟互相授受，没有字书可以依据，每个人的写法不同，每每因形近致误。以后约定俗成，误字也成为正字传下去，原意也弄不清楚了，例如：
（一）得：《说文》从见从寸，作，“行有所得也”。见和寸与得字有何关系，使人怀疑。此字甲文作（前八、一三、三），金文作（昌鼎），从又持贝，是“有所得”之义。《说文》误贝为见，误又为寸，形变而义亦不明。
（二）射：甲文作（甲八六八），像矢在弦上之形。金文作（静），从手；石鼓文作，字形已讹变。《说文》作、，误为身，误为寸。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应特别注意。
还有字形的增繁或简化，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字的形体，有时增损偏旁或增加文饰，于是使得异体字增加，缪篆、鸟虫书也随之出现。例如：
（一）保：甲骨文作 （殷虚文字记）。金文作（鼎文）、（父丁），像大人抱子之形。金文（克鼎）、（齐镈）、（侯），皆为字简化之形。
（二）宗：、、、、、（俱见《侯马盟书》）。
（三）德：、、、、 （《侯马盟书》）。
可以看出古代文字的笔画增损，一个字就有许多不同的形体。
最后谈一谈六书问题。古文字实际上是古代史的史料。要学习古文字，首先要了解古人造字的规律。古代文字学家曾把古人造字的方法归纳为六种，即所谓六书。六书是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由后人根据实际情况归纳出来的原则，决不是先有六条标准，然后根据它来造字。六书，前人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据我看，讲六书不能分割研究，应分为三类：
（一）象形、指事为一类。《说文》：“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按象形就是像事物之形；是形象的符号，有实体可指。指事是抽象的线条，无实体可示，只能察而见意。如（上）、（下）、一、二、三、（四）等字皆是。又如刃字，在刀口上作一记号，指示刀口，这是形意兼备，互相为用。
（二）会意、形声为一类。《说文》：“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说文》的说法太简略，使人不易掌握。王筠说：“会意就是合二字三字之义，以成一字之义。”段玉裁说：“指事不可与会意混，独体为指事，合两文为会意。”形声字也是合两体、多体而成，有半形半声、半形一声、二声、三声，有形声兼会意，或会意兼形声。二者互为补充，不可分割。以意为主的为会意字，以声为主的为形声字。在文字未定型以前，音符的位置没有一定，因声求义，在研究古文字学中有一定的意义。例如：
（1）：有小义。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纸之小者曰笺，木之小者曰栈，皆从得声。
（2）需、二字古通用，有柔软之意。如驽弱者为懦，又作。城下泥田为，又作。粘稻为糯，又作。虫动为，又作蠕。汤水（温泉）曰，又作、作濡。烂熟之肉曰，又作。这些字都和需字有关。需，甲文作 （京津二○六九），即儒之初文。《说文》：“儒、柔也”。又作（鲁峻碑作）。正因为有柔软之义，故从需得声之字，都有柔软的涵义。至于《说文》所举的武、信二字，这是后起字，意义也是以后产生的。例如武字，甲文作（铁六七、四），（前一、二一、一），金文作（钟），此字像人挥戈前进以示威武之意。止戈为武之意，产生于春秋。楚庄王说“於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既云止戈、戢兵、安民、和众，又何威武之有。故止戈决非武之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