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屯北地滨洹水的农田，常有甲骨发现，农民把它卖给药铺，谓之龙骨，拿来作刀伤药，有的人还把上面的字刮掉了卖，这时并不为人注意。1899年王懿荣在北京作官，他首先出重价收购甲骨，得到了一千多片，但他收购的用意只是欣赏而已。第二年秋天，八国联军入京，王氏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忧愤帝国主义的侵略，投井自杀。死后第三年（1902），他的儿子把他所藏的甲骨卖给了刘铁云，刘又从别处收买了一些，共有五千多片。刘氏在1903年选择了部分甲骨拓片用石印印行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籍。当时还不知道甲骨的出土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到1908年，罗振玉才探知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罗氏在1909—1911年三年中先后三次派人到安阳收购，约得有两三万片（他后来卖给了刘体智，刘在解放后又卖给了中央文化部，共二万八千多片）。他从所藏甲骨中选择了二千多片，编印成《殷虚书契前编》，印行了一部分。辛亥革命后，罗氏因为敌视革命，挟甲骨逃窜到日本，1914年即将《前编》全部用珂罗版影照精印，又将其所藏最大的肩胛骨影印为《殷虚书契菁华》一卷。罗氏以后在1916年和1933年又续印了《后编》和《续编》。这些都是最早把甲骨材料加以流传而又印得较好的书。继此踵罗氏之后甲骨文续有公布，这里不再多述。其最重要的就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就发掘所得，印行了《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甲编》和《乙编》上辑，1948年印，1949年印了《乙编》中辑，1953年在台湾出了《乙编》下辑。
对甲骨文的公布和研究，科学院郭沫若院长有其功绩。他于1930年在日本写成《甲骨文字研究》，1933年就日本诸家所藏及从已经发表的材料中加以选择，印了一部《卜辞通纂》，1937年又把刘体智所藏的甲骨选印了一部分，印行《殷契粹编》。60年来，甲骨文的研究进步很快，这与材料的公布有很大的关系。
在刘鹗的《铁云藏龟》印行之后，孙诒让在1904年据之而作《契文举例》，1917年罗氏把它印行了。孙诒让在1905年又作《名原》，也引用了甲骨文材料，以孙氏的学力，应当作得比较好的，但因为他所见到的材料不多，所以他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并不大。
公布和研究甲骨文，罗氏应占一重要地位。他在1910年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对甲骨文字有很多发现，认识的字也比孙诒让精确。他证明了甲骨文是商王室的东西，因为上边刻有商王的名字和商的地名。他到日本后，又把此书扩大，于1915年写成《殷虚书契考释》，由王国维手写上石。王国维对此书也提供了一些意见，但内容的大部分可能还是罗氏自己的看法。罗氏于1927年对此书又略有增订，但更动并不大。这是考释甲骨文比较成熟的一部书。王国维在1917年根据上海犹太人哈同所藏的甲骨写成《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有着新成就。但王国维在甲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不在考释文字，而在研究商代历史方面。
罗氏的《殷虚书契考释》发表后，商承祚在1923年据之作《殷虚文字类编》，把罗氏考释文字的部分，按《说文》部首排列，等于一部甲骨文字典。1934年孙海波又把此书加以改编而成为《甲骨文编》，我们引用甲骨文，大部分取自孙书。
其次我们谈金文。金文及铜器铭文，北宋时商周铜器大量出土，尤其是皇室集中很多，王黼奉命作《宣和博古图录》，收文字不少。当时北宋皇室所藏铜器，据说有六千多件，后来在金人入汴时大都丧失了，南宋初，薛尚功把铜器铭文集中起来，编了一部《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铜器的著录分两类：一是图录，一是文字。这两方面的工作都由宋人开端。
宋代对铜器的研究工作，元、明两代都未继续，到清代因小学发达，引起一部分学者研究这些文字，这门学问才得到了复兴。阮元在1804年刻印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此后，收集铭文较多的有吴式芬的《攈古录》，印行于1895年。约同时，有吴大编的《斋集古录》，但其印行则在1918年，罗振玉在1930年到1931年编印了《贞松堂集古遗文》，1936年，又编印了《三代吉金文存》，印得最好，材料也最丰富。
铜器上面的文字，种类与数量都比甲骨文多，不过铜器包括的时间上起殷末，下到秦汉，时间很长，出土地也不一，出土的时间与地点，很多都不清楚，战国时各国的文字形体也很不一致，因而研究起来，问题比甲骨文复杂。
金文经过了宋以来千多年间学者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清末，吴大在1884年刻印了一部《说文古籀补》，到1898年又增订重刻。这部书按《说文》部首排列，考释较精确，刻得也好，这是一部质量大大超过前人的金文字典。在1925年，容庚把此书加以改编，写成《金文编》，1945年又在香港重订付印。《金文编》最后出，是比较完备可靠的金文字典，我们在金文材料的取材方面，以此书为主。容庚在1934年编辑秦汉金文为《续金文编》，我们从此书中，可以看出篆书和隶书中间的过渡形体。
春秋以前的铜器铭文，形体变化不大，认识较易，战国时东方各国文字，形体变化很大，不容易认识。还有各国的印玺、钱币、陶器上的文字，对笔画都有所减省，很不好认，其中有许多都是秦统一以后所罢去的。罗福颐在1930年编了一部印玺文字典，名为《古玺文字徵》。顾廷龙在1936年作的《古陶文录》，是陶文字典。但这类器物上的文字都很少，并不能解决研究战国时六国文字的问题。
解放前后在寿县、长沙及最近信阳出土的楚蔡两国铜器，文字都有很长的，楚墓还出土了帛书竹简。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认识许多秦所罢的文字。但这类文字是古文字发展的旁支，我们不准备多加引用。
最后我们谈刻石。最早的刻石是石鼓，发现于隋代，经过很多人研究，可以肯定它是春秋时秦国的刻石（今存有石鼓文拓本）。宋代出土的还有“诅楚文”。这些都属于秦文系统，与篆书相一致（诅楚文今存有摹本）。解放前出土的魏的三体石经，中间列有古文，那是东方系统的文字。最近出版的商承祚编的《石刻篆文编》，把古文和秦文放在一起，这是不恰当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应当加以分别研究。
§§§第四节汉以来的石刻、宋元以后的俗书及现代的简化字
汉以来的石刻，宋元以后就有人进行收集和研究。南宋洪适著有《隶释》、《隶续》，字典方面也有娄机的《汉隶字源》。清初，顾蔼吉作《隶辨》，是一部较好的汉隶字典，我们讲隶书主要是用他的材料。顾书作成于1718年，翟云升在1837年又继之而作《隶编》。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们的书籍全靠传写，隶书是汉代的真迹，我们可据以订正书本上的错误和看到文字的发展趋势。
清末光绪时，1908年英人斯坦因在我国甘肃、新疆得汉晋木简千余，1914年，王国维据之作《流沙坠简》，加以考订。同时法国人沙畹对之也有考证。1930年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得木简万余，1943年劳干据之写成《居延汉简释文》，1944年又写成《居延汉简考释考证》，用石印印行，都可供我们参考。
六朝以来的墓志碑铭出土的日多，它们上边的文字也是刻版流行以前的较古书体，是我们重要的研究材料。1887年，金石学者赵叔摘取了六朝碑版中的别裁伪体、援引《说文》，附以笺释，写成《六朝别字记》。1894年，罗振玉又写成《碑别字》；1928年，罗振玉曾加以增订。
在刻版流行后，小说中常用俗字，刘复与李家瑞根据十多种宋元小说，写成《宋元俗字谱》。还有最近国务院公布的三批简化汉字，也都是根据我国象形文字发展的条例推演而来的，它可以丰富我们汉字研究的内容，也表现了汉字简化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