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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国民政府(1)

蒋介石在1927年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建设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政治民主及社会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最终,国民党不得不败退大陆,退守台湾。

中国共产党则在逆境中崛起,展现了惊人的政治生命力,获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拥护,以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成功夺取政权,获得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机会。

面对日本的入侵时,国共两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再次携手,共同抗击外来侵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训政体制与十年建设

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计,应该遵循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程序建设国家。1928年6月,蒋介石宣布中华民国结束军政,进入训政时期。1931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从而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训政体制"确立下来。

"训政体制"的基本政制是五院制,它源于孙中山的"权能分治"和"五权分立"理论。五院制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组成,它们分别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训政体制"的核心是"以党治国"、"以党统政",由国民党代表全体人民来行使治权,其实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故又常被称为"党国体制"。

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初步稳固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实施国家建设。在财政金融方面,对税收进行了整顿,建立了以关税、盐税、统税为核心的现代税收体系,使财政状况大为改善。金融方面,设立了中央银行,又通过债券参股的办法强行控制了商业性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建立起了受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体系。1935年,成功实施法币改革,建立了较为独立的货币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并出台了一些扶助措施。由于社会秩序稳定下来,私营经济在这一阶段发展很快。国家资本大量投入到钢铁、煤炭、机械、电力等重工业行业,初步建立了国家垄断的工业体系。但是国家资本的过度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腐败行为,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农村进行改革,实施"农村复兴运动"。1930年颁布了《土地法》,试图对农民的利益有所保障。政府还在有限的地区改善农业设施、改良品种、推行"二五减租"。然而,农村土地问题并没有根本改观,土地仍然集中在地主及富农的手中,大量的贫雇农及佃农缺少土地,生活十分困苦。"二五减租"也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农民的租税负担很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农村立足的根本原因。

在教育及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也有所进步。1932年,《小学法》颁布后,增加小学教育经费,改良私塾,使失学儿童数量有所减少。普通中学教育发展比较缓慢,不过,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有相当发展。高等教育呈增长态势,实科教育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学术研究方面,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抗战爆发前已有10个研究所,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中央研究院得到政府相对充裕的资金支持,院长蔡元培坚持学术自由的宗旨,这些因素使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

在外交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发表了《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试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美国首先表示支持,1928年7月,双方签订《中美关税新约》。随后,其他国家也与中国签订类似条约,只有日本借故阻挠。不过,到1933年,中国最终收回关税主权,国家主权得到维护。

与十年建设的成就相比,国民党统治存在的问题更为明显。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型政党,代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否认存在阶级差别及阶级斗争的事实,以民众引导者的身份自居,不仅要完全代替人民行使治权,而且要训练民众增强素质,只是国民党的政党属性及政策都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

国民党在城市的依靠力量是工商业及金融资产阶级,在农村则依赖地主、富农及土豪劣绅的力量作为支撑,普通的工人与农民事实上被排除在外。农民最为迫切的土地需求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国民党虽然完成了全国名义上的统一,但是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党内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依然存在,使政府的施政能力大为削弱。不论是党内还是政府内部,上至中央,下至基层,贪污腐化现象极为严重。蒋介石虽然借助于军事上的强势及法理上的支持确立了个人的独裁地位,但他对上述问题同样束手无策。面对共产党的挑战,蒋介石一味进行军事围剿,根本无法阻挡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不断壮大的潮流。

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发展

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厉行"清党",使共产党遭受严重挫折。共产党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开始走上独立的武装革命道路。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等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随后,共产党相继发动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百多次武装起义,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始于毛泽东。毛泽东1893年12月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当时的毛泽东就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多次领导反抗湖南军阀的斗争,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青年毛泽东志向远大,行事果断,善于演讲,勤于思考,已经体现出很鲜明的领袖风范。在五四运动前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20年,他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缔造者之一。

此后,毛泽东参与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国共合作后,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深入参与农民运动。

这段时期内毛泽东还没有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但是在工农运动的实践之中,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25年至1927年,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这些著作是他通过广泛的实地调研而产生的成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纠正了国民革命中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错误。同时,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开展土地革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观点。从此,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即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斗争阶段。

1927年9月,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他没有按既定目标进攻敌人重兵把守的省会城市长沙,而是率军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位于湘赣边界的井冈山,组建了一支受党直接领导的工农红军。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一支军队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5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形成。

到1930年夏天,共产党在十多个省份建立了约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最大的是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拥有21个县、约250万人口。工农红军也发展到13个军,近10万人。各革命根据地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个工人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政权。

新生的革命政权兑现承诺,在农村开展了影响深远的土地革命。1928年1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第一部旨在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法。到1931年,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革命解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计问题,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拥护。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化。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反对盲从俄国的革命经验,主张根据中国的国情,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毛泽东写了一系列著作,来阐述他的观点。针对党内有人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1月,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详细论述了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并第一次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而根据地建设是主要阵地和根本保障,三者缺一不可。

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指出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是在农村领导农民斗争,指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得到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33年3月,红军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发展势头迅猛。

但是,此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仍掌握在王明等人手中,他们照搬俄国经验,奉行"城市中心论"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主张主动进攻,结果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被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打败。红军被迫突围,开始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战略转移。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红军由江西出发,辗转11个省,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经历大大小小上千次战斗,行程二万五千里,最终胜利到达陕北。在长征途中,红军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人数锐减,但是战略转移胜利完成,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即兴写下《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形象描绘了红军长征的战斗雄姿,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长征向整个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坚强意志。长征的胜利也表明,中国的革命并非是由外界输入的,而是中国民众的生存要求。否则,如何能创造这震惊世界的奇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