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内服官有卿事寮和太史寮之分。卿事寮是卿士及下属百官的概括，以师、保、传、尹最为重要。《大戴记·保侯篇》说：“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三公之下，主要的政务官有“三事大夫”、“三有司”，分别指负责执行政务的任人，负责司法的准人，负责民事的牧和掌土地的司徒，掌工程的司空，掌军政的司马。太史寮包括史、卜、祝等官，史官有太史、内史、御史，掌历法、记事、起草天子任命等；卜的数量小于商，祝除掌宗教事务外，还负责宗庙祭祀，故又称宗祝、宗伯。这些职务大多世袭，也称世官。除此还有为宫内服务的官，例如王室事务总管太宰，守卫宫廷的虎贲等等。
夏的外服官主要有派往各区征牧员赋的“牧”，更多的则是部族首领“伯”，夏王朝通过统领部族首领而统治畿外土地的。
商代边侯甸是其外服官的概括。侯、甸是外服官中最重要的两种官称，此外还有男、王、邦伯等，多由商王诸妻、诸子、功臣及臣服于商王的部族首领担任，对商王有义务。
西周外服官的设置与分封和宗法制密切相关。周王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其封地为国；诸侯在自己封国内，又划出一部分土地封赐给卿大夫，同时周王的位置由嫡长子继承，为周的大宗，其余诸子受封为诸侯，为小宗。在封国内，诸侯的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封卿大夫；在采邑中，卿大夫的嫡长子称大宗，其余诸子称小宗，封士。故国、邑成为西周地方行政区，诸侯、大夫则是地方最高长官。诸侯名称有公、侯、伯、子、男，诸侯国官制与中央略同，诸侯对周王承担镇守地方、出兵从征、缴纳贡赋、朝觐谒见等义务。
二、春秋战国官制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时期。这时，奴隶制走向没落，封建制逐渐确立，作为“共主”的周天子地位已名存实亡，王已不再是周天子的专称。楚、吴、越各国国君均已称王。到战国，各国国君均称王，王室已如小诸侯。王权的变化给各国官制带来新的变化，即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制逐步瓦解，而以文武分职为标志的官僚制开始形成，宗教官地位有所下降，中央集权制也渐趋形成。
春秋各国官职一般由世官充任，世官即世袭的卿、大夫、士等。“世卿执政”构成这时官制最突出的特点，执政即总领政务，执政代表国君行使权力，为最高政务长官，执政之下有各种政务官。中央官制与周变化不大。各国地方组织出现了县、郡。各国君主兼并了小国或吞并本国大夫采邑后，设县或郡为行政区。县设县大夫，县大夫下设县师、司马、司寇，分管民事、军队、刑狱，县的各级官员由国君任命，军队也由国君统一调动。
战国时，世官制被官僚制所取代，同时官分文武。战国初期各国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世官制进一步削弱，楚国吴起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赵国任仲连提出：“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史记·赵世家》。），秦国商鞅提出宗室贵族无军功者不得有爵位。可见，军功、贤能成为授爵封官的原则，世官垄断的局面受到冲击，而一种新型的国君可随意任免、官员领取实物俸禄并被定期考核的官僚制正在形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作为百官之长的“相”，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的武官，即文武逐渐殊途。“将”、“相”是国君的左右手。各国官制名称虽不尽相同，但“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尉僚子·原官》。）使君权得以加强，相应的为君主服务的官职也随之增加，有君主秘书的御史，有三闾大夫、师傅等等，这一切均有利于君权的加强。到战国时郡县制已完全确定，郡大于县，郡的长官称守，管行政、军队、防务，守下有尉，管军务。县的长官称令，主管一县事务，下设丞、尉、司马、司空等官，分别管理财政和司法、军务、马政、工程建筑和刑徒等。令、丞、尉、司马、司空之下各有属吏。
三、秦汉官制
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两个统一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正是在此间建立。秦始皇统一后，为了巩固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制度。嬴政认为：“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史记·秦始皇本纪》。）故而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自此中国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至两汉，皇权进一步加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断地被人为的神圣化和绝对化。
中央官制：秦汉中央官制基本相同，都实行三公列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称司徒、司空、司马）。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长官，“掌丞天子，日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置左右二丞；太尉掌全国军政及兵马，两汉时罢置无常，官名屡易；御史大夫，为丞相副职，又掌监察百官之权及主兰台收藏的国籍秘书，至东汉称司空，但无监察之责。东汉主持监察的是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且改隶少府，归皇帝直接领导，地位仅次于尚书令。到汉代，三公虽位尊但已无实权。三公之下有列卿，其中奉常掌礼仪祭祀，汉代更名为太常；郎中令掌宫殿门户，汉更名为光禄勋；卫尉掌宫门卫屯兵，汉更名中大夫令；太仆掌宫室车马和国家马政；廷尉掌刑狱，汉更名大理；典客掌少数民族及对外事务，汉代更名大行令；宗正掌皇族事务；治票内史掌全国财政经济，汉更名为大农令；中尉，汉更名执金吾，掌巡察京师，防备盗贼及水火非常之事。将作少府，汉更名将作大将，主管宫室修建。此外还有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供皇室享用。其中，有与皇帝处理政务相关的，如尚书、太医、都水等等，有与皇帝日常生活相关的，如御府、大宫、乐府、尚衣、尚食、尚沐、尚庸等。汉武帝时，尚书地位提高，士人任尚书职称尚书令，掌“臣下章奏上尚书，尚书进于天子及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与之议”（《汉宫答问》。）。属下分四曹，即常侍曹、二千石曹、户营和客曹，分掌事务，形成所谓“中朝”限制甚至代替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光武帝时，尚书的权责日益上升，由事务官演化为政务官，尚书台成为东汉中央重要的办事和决策机构。尚书台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为长贰，由左右丞辅佐，下设六曹尚书，即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曹等，位尊而权重，故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之说，使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地方官制：秦汉时，地方以郡县统治。汉初则实行郡县制与王国并行制。秦初置36郡，后增至40余郡。京师为内史郡，以内史治之。郡设郡守，为一郡行政长官；设郡尉管军事，又有郡监，掌监察。县则设县令或县长，县之户满万称县令，不足万称县长，均由朝廷任命，下设尉、丞等。县以下有乡里等基层组织，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司法赋役，游徼掌治安。百户为里，设里正，边地、域区、交通要冲设亭，以亭长掌缉捕盗贼等事。秦地方郡、县、乡、里、亭之设，说明中央权力已系统地分布于国家的每一角落。
两汉地方组织郡县和诸侯王国并存。
汉代京师为内史郡，沿秦制置内史治之，后分为左、右史，与主爵中尉共治京师，武帝时分别更名京兆君、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汉武帝时在京师在司隶校尉，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可纠察百官。东汉时置司隶校尉部，隶校尉地位提高，纠察京师百官及所辖附近各郡，朝会时，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号称“三独座”。
各地的郡设守、尉，后改守为太守，尉为都尉。太守为一郡之长，都尉佐助太守，管理武职甲卒。东汉时，裁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县级组织仍设县令（大县）、长（小县）、丞、尉，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亭、里，与秦制同。
与都县并存的诸侯王国，汉初有七个异姓王国，后在翦灭异姓王国的同时，又分封同姓子弟为王，诸侯国官制与中央相同。在皇帝平定七王之乱以后，各帝相继削弱诸侯势力，元帝时，诸侯国仅为衣食租税职其国内，受郡监督，东汉时称郡国，仅衣食租税。
汉武帝时，为加强对郡（国）县的监察，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13州部，每部辖若干郡国，有刺史1个，刺史“位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故能起到“大小相制，内外相维”（《日知录·刺史》。）的作用。东汉时刺史权限比西汉大，有领兵权，并有固定治所且属吏大量增加，成为事实上凌驾上郡国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灵帝时，改刺史为州牧，由一批朝廷重臣出任州牧，不少地方的州牧成为拥兵自重的割据势力。四、三国两晋南北朝官制
自东汉末年起，除西晋短暂统一外，中国又出现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局面。这是一个战争连绵、政权迭变的历史时代。同一时期内，有几个皇帝并存，地位也不巩固。各国君主都想统一全国，都想恢复皇帝在国家政权中的至尊地位，反映在官制上便是频繁调整，调整的总趋向是从秦汉时的三公九卿体制向三省六部体制过渡，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中央官制：三国在秦汉官制基础上作调整后，两晋南北朝多遵循而小有变化。三国时设丞相，西晋初年不设相，八王之乱后才又置丞相，丞相位高权重。同时仍设三公九卿，三公称呼有所改变，无实权，九卿中光禄勋与少府变化较大。光禄勋职权开始下降。少府的变化是尚书台、御史台完全独立出去。尚书台设尚书令，主持选官，总典纪纲。左、右仆射为副职，下设五曹，即掌选官的吏曹，掌缮修功作、苑池的左民曹，掌外国使臣朝贺的客曹，掌军队的五兵曹和掌财政的度支曹，各曹长官的尚书，一令二仆射与五曹尚书合称“八座”。列曹之下设25郎。从这一机构的职能可看出，原三公事权和九卿的职权部分转到尚书台诸曹，成为事实上的总理全国政务的机构。到两晋，尚书台已成为最重要的机构之一，组织也更加严密。成为朝廷内外、中央地方各级政务的汇集处。南朝，尚书台称省，机构设置承前代，它不参与决策中枢议政，而是以九卿领袖身份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御史台在三国时已成为中央监察机构，实权极大。
中书省是三国时所设机构。曹操时曾设秘书令，管理图书秘籍，并负责尚书奏事，后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置中书监，并掌机密。中书省为其机构，属官有中书通事郎（后改中书侍郎）、中书通事舍人等。两晋时，中书省成为重要的机构之一，其职责是承皇帝旨意制作诏令。《通典·中书令》载：“魏晋以下，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焉。”中书省地位日高。南朝时，中书省实权移到中书舍人，这是因为中书监、令由门阀士族出身的官员担任，而南朝的几个皇帝均出身寒门，故而重用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
侍中始设于东汉灵帝时，以侍中、诸事黄门侍郎领门下诸事，即处理皇帝身边各种事务。魏时设侍中四人，地位更加尊贵，且在皇帝左右务顾问。西晋时正式称门下省，为皇帝近侍顾问机构，凡涉及重要政令和军国大事，皇帝都要向门下省咨询，此外门下省对尚书台奏事，有“驳奏”之权，东晋时又有“驳诏”之权。南朝时，门下省的任务是“封玺书”，即下行诏敕经过门下省审核，许可后付相关机构执行。同时实权从侍中之手转到员外散骑侍郎和给事中之手，这两个职位往往由中书舍人兼任，“寒门党执要”，反映了士族衰落、寒族崛起的趋势。
地方政权：三国分州、郡（县）、县三级，少数民族地区设校尉。两晋实行分封制和州郡县制。晋初，分封皇族27人为诸侯王，各王国自辟文武吏。郡县沿用魏旧制，东晋州郡长通常军民两政一身二任，郡守、刺史带有都督、将军称号，这易于割据，于集权不利，是造成分裂的一大原因。
五、隋唐五代十国官制
隋唐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政治上，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官制采汉魏以来官制变革之大成，使之规范整齐，显得更加严整完备。
隋中央重要官职有三师、三公、五省、三台、九寺、五监等。
三师即太师、太保、太傅，无僚属，属荣誉职。三公即太尉、司空、司徒，可参与国家大事，但无实权。五省即尚书省，为全国政务总政务的最高机构，下设六部；门下省，审议机构；内史省，掌机要；秘书省，掌艺术图籍；内侍省为宦官机构。三台是御史台，掌监察；谒者台，掌通政；都水台，掌水利、水运。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五监为国子监、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长秋监。其中三省官职分掌中央政务，位高权重。
唐代，基本沿用隋制，三省六部是主要的政务机关，并且三省分职。“唐制：每事先经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缴驳，又还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付门下，若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朱子语类》卷128。）故尚书省掌执行，下设吏、民、礼、兵、刑、工6部，长官为尚书，分管文官的选用考课、土地与财政、祭祀与教育、军政、刑狱、工程等具体政务，每部设4司，计24司执行中书、门下省的决议，这一管理体制直到清末。
中书省曾更名西台、凤闾等，主要职掌是起草诏命，颁发制敕，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三省长官在分职辅政同时，遇有重大事务共同议政于门下省的政事堂。唐中期以后，皇帝常派低品进入政事堂参与议政，有时竟成为事实上的核心人物，即真正的宰相，以此来削弱三省长官的权力。这使政事堂由单纯的会议场所变为重要的办事机构，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头衔。
三台、九寺、五监等官尚隋制。在唐玄宗年间出现翰林学士，选朝官中有词艺学识者充任，不计官阶，也无官署，轮班在宫内学士院住宿，备皇帝咨询，代拟诏诰文书，多转为宰相。代宗时设内枢密使，专用宦官，执掌机密章奏，酿成宦官乱政的后果。
五代官制与唐相差无几。
地方上，隋及唐初行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且中央收回地方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凡入品级的地方官均由中央任命。京师或陪都所在地称府尹。周边地区设都督和都护府管辖，设官与州相仿。贞观年间，州以上设道，道以节度使为主要长官，主管监察。安史之乱前后，节度使权力扩大，总揽地方政务，极具独立性，“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新唐书》卷50《兵志》。）。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乡、里、保、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乡置耆老，里设里正。五百户以上市镇设坊，置坊正，城郭外设村，置村正。
六、宋辽夏金元官制
宋朝（960～1279年）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在北方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朝（1115～1234年）、党项族建立的西夏（1038～1227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1271～1368年）与之并存，直到1279年元灭南宋，中国才又归于统一。宋官制非常繁杂，因为北宋初年不仅从形式上全部继承唐朝官僚机构，而且把使职差遣制度化。辽、金、西夏、元四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官制一方面受唐宋官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具有本民族所固有的特别。尤其是元朝，其官制对后代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