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傳》的敍述有這樣兩個特點需要關注，一是揭示“六藝”的授受淵源時，各支脈中後期之發展，骨幹皆由官員構成，不能斷然說官必由學得（在漢代，通經纔能擔任高級官吏確是事實），但學卻必由官興，充分顯現出儒學與政治緊密結合、相生發展的漢代學術發展現實。如《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學，施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施家有張、彭之學，當與張禹為丞相、彭宣為大司空(三公之一)的身份有密切關係。又如“（夏侯）勝至長信少府，（夏侯）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長信少府、太子太傅稍次九卿；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霸“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周堪為九卿，孔霸位帝師，孔光為丞相。又如“《魯詩》有韋氏學”，韋賢治《詩》，至丞相，傳子玄成，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家有許氏學”，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翼奉為諫大夫、匡衡丞相、師丹大司空、伏理高密太傅（另外如慶普孝公為東平太傅，戴德信都太傅，戴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小戴有橋、楊氏之學”，橋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楊榮琅邪太守。又如“《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嚴彭祖為太子太傅，顏安樂為仇家所殺，官終齊郡太守丞，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此處引文俱見《漢書·儒林傳》），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申章長沙太傅，房鳳五官中郎將、侍中。家世傳業不包括在內。）。……由此可見，某學的產生往往與傳授之人的官職、影響大小有莫大關係。官員的大小、名士的多少也是《儒林傳》對各家予以確認的一個重點，如“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党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等。
《儒林傳》的第二個特點是，《儒林傳》對所涉各家人員的介紹，往往就是一個簡單的小傳，與“自有傳”的傳主構成了《漢書》完整的經學人員系統。《漢書》武帝時期後的傳主，既為顯臣，則幾乎必與經學背景有關，但僅靠立傳還不足以充分體現經學對官僚思想系統的整體影響，《儒林傳》對之是一個很好的補充，如果把《儒林傳》與其他各傳做橫向關聯，那麽，《儒林傳》和其他獨立傳就構成了一張漢代主要經學官僚的人物表。
經學在漢代是顯學，是統治之學，通經可以致顯，可以為官，而且成為高級官吏必須通經。由於通經，因而把握着時代的經典權力話語；由於身居要職，因而掌控着國家的政治、經濟權力。因此，通經之士，尤其是熟通經學之官員，成為社會上最為顯赫的人群，居於社會群落層次的高端，在史書的傳記當中，他們是當仁不讓的主角，除了“自有傳”之外，《儒林傳》是他們又一塊神聖的棲息地，這是其他群落之人群所不可及的。
二、《史記》、《漢書》的“文學家”散傳：未被確認的文人群落
以後世文學體類比照漢代之“文”，那麽漢代“文學”主要有“小說”、“政論文與史傳文”、“詩賦”三類。其中“小說”是作為一“子”存在的，所謂“小說”，衹是具其名而已，其內部特徵也與後世所謂小說去之甚遠；某些政論與史傳之文在後世看來雖然也具有某些“文學性”，但無論是當初之存在還是後世之認定，它們都不能算作文學；漢代“詩”略可分為文人詩和歌詩兩類，漢文人無詩（指徒詩。漢文人其實也有徒詩創作，如韋賢、韋玄成，但衹是偶一為之，屬於零星現象，並没有形成詩歌創作局面。）（前已略有涉及），漢歌詩是即興詠唱的（漢歌詩中有一類儀式歌辭，有文人參與創作，但一般並不視之為文學作品。），並不自錄為“創作”的作品，嚴格講並不算文學。在漢代，最為後世認可之“文學”是“賦”，故本節所謂的“文學家”，主要指賦“文學家”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