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运佳
吕洞宾，是我国道教传说中的八仙之一。据《吕祖本传》记载：吕氏世为河中府永乐县人（又说为蒲阪人，还说为东平人，后迁京川）。曾祖吕延之为唐河东节度使，祖父为礼部侍郎，父亲为海州刺使。吕洞宾生于唐贞元十四年（798）四月十四日巳时。咸通中举进士第（一说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时年六十四岁。吕洞宾自己认为他五十始得道，是庐山火龙真人传与他天遁剑法。他进士落榜后游长安酒肆，遇正阳帝君钟离权。经汉钟离十次考核后，而授之以黄白秘术、上清秘诀，可以济世利物。他于是云游四方，普度众生。
一般人知道吕洞宾，恐怕都不是来源于历史文献，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成语及其传说故事和戏曲舞台上的演出，是已经神化了、仙化了的吕洞宾。诸如《吕洞宾三戏城南柳》、《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吕洞宾桃柳升仙梦》、《吕纯阳点化度黄龙》、《八仙得道》、《度牡丹》、《吕洞宾三戏白牡丹》、《九美狐仙》……是民间文学、戏曲艺术、封建帝王等将他神化了，仙化了。其实，吕洞宾是我国唐代实实在在的人，只因仕途失意而受道家影响，成为了一代“神仙”，号为“纯阳子”。传说此号是他成道后朝拜三清上帝时所赐。宋徽宗封之为“正妙通真人”，元世祖封之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加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由于孔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忠也；《孝经》，孝也。可知圣贤以忠孝为本矣”，而佛家和道家没有宣扬忠、孝的专经，世人便误以为二氏“无君臣父子之伦”，在吕洞宾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他认为：“古今无不忠孝之神仙，无不忠孝之佛祖。仙佛必自忠孝中来。木有根，水有源，离忠离孝，非佛非仙。”例如，“每见世之人学佛学仙，发心发愿，苦加修行。一念之不忠孝，仙佛即时弃绝，妄（笔者按，似应为“枉”）废其功”。不忠不孝，既不能成佛，也不能得道成仙。故吕洞宾自赞曰：“莫大神通，全在忠孝。利己利人，千秋大道。”因而，《吕祖全书·忠孝诰小序》赞之为“忠孝神仙也”！
“忠孝神仙”吕洞宾的孝道观，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观念，又具有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他将三家的精华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有独到的孝观念和孝标准。简而言之，便是：孝为“德之基”，“孝为人之本”，孝为“忠之门”和“孝生于心”。不忠不孝者，既不能成人，更不能成佛成仙。“孝子之家，祥云常绕，吉神远照；不孝之家，曰鬼在堂，戾气冲天，可不惧哉？”
一、孝为德之基
吕洞宾认为：“夫孝，德之基也。……不孝则德之基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孝道是道德品质的基石和基础，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起码条件。如果一个人不讲孝道，没有孝心和孝行，便不会有好的德行，其道德便无从说起。孝之不存，德行何在？川剧《杨广逼宫》、《闹齐廷》、《闹齐宫》等戏，便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这种关系。
春秋时，齐桓公病危，欲传位郑姬之子公子昭。众姬及众公子不服，为争夺皇位而大闹齐宫，而且合谋修建夹墙，禁闭桓公。齐桓公因子孙不孝，悲愤而死于夹墙之内。公子无亏夺得玉玺而登上皇帝宝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及其母妃等人大闹齐廷，同室操戈。公子昭得大臣高虎等相助，逃往宋国，借兵平乱，并被拥立为君。那些无孝心者，无德行，气死老父，也必危及自身。
这便是《闹齐宫》和《闹齐廷》的剧情内容。而《杨广逼宫》，人们更为熟悉。其剧情是：隋文帝病危，次子杨广借问病之名进宫探听虚实，妄图抢班夺位。当他碰到父妃陈氏时，公然贪其貌美而调戏之，妄图成其美事。文帝闻讯，气绝身亡。杨广持剑闯入后宫，逼母后交出传国玉玺，其母愤而自杀。继而欲强纳陈妃，陈氏誓死不从，也被杨广杀害。
以上篡夺皇位的儿子，显然都不是孝子，而是大逆不道之徒。杨广调戏后母陈妃，并在气死父亲后妄图纳之为己妃，更是缺德到了极点。他们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伤风败俗之事，正是这些人的“德之基倾”，根本原因则是不孝。《诗经·大雅·卷阿》颂扬“有孝有德”，这些人则是无孝无德。孔夫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他提倡“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而以上诸人则利欲熏心，权欲横流，丢掉了道德的根本而立身行私，臭名昭著，有辱父母，十恶不赦。孟子曾经指出：为了争夺王位，“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这种现象史不绝书：
蔡国的太子般杀其景侯而自立为王。
楚国的太子商逼迫其父楚成王上吊。
卫国的石恶对于父亲之死毫不悲痛。
鲁国昭公死了母亲，他照常打猎……
这一方面说明孝道的信念在春秋时期已开始动摇，另一方面则说明倡导孝道颇有现实性和迫切性。不孝必然缺德，缺德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些人对亲生父母尚且如此，对其他人便可想而知。
二、孝为人之本
吕洞宾认为：“夫孝……人之本也。不孝则……人之本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则是：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人的本质特征。如果一个人不讲孝道，不行孝道，便从根本上变坏了，便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或者说根本就不配称做人。在吕洞宾看来，哀哀父母，生养子女是非常辛苦的。母亲产子之时，便可能是过鬼门关之时。若无缘喝鸡汤，便可能去见阎王。生下子女后，则希望能快点走路；能走路了，又希望快点长大成人；子女病了，则希望快点医好；长成人了，则希望个个贤德。“贱则思其贵，贫则思其富，为之顾复，为之提携，为之饮食，为之衣冠，为之择师，之为娶妻，为之立产，为之欣喜，为之恐惧。人年不满百，而一生心血，半世经营，止为子孙用尽。”从这种意义上讲，确实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而人间有不顺从之子孙”。在过去是如此，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孝之子孙任何时候都存在。例如：“魏芒茆，继妻生三子，前妻生五子，皆不孝继母和前妻……”，这是忘记父母养育之恩；“唐丰城张某，因水荒挈家流临川。见母老，欲弃之……”，这是对父母的无情和绝情。
与此相反，在历史上我们四川成都和德阳等地则出了不少孝子。在众所周知的《二十四孝》中的姜诗便是典型的代表之一：汉姜诗事母至孝。妻庞氏，奉姑尤谨。母性好饮江水，妻汲而奉之。母更嗜鱼脍，夫妇作而进之，召邻母共食。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日跃双鲤，诗取以供母。这位姜诗乃后汉四川广汉人（今德阳）。其夫妇孝母事迹见于《后汉书·列女传》。据说赤眉起义军经过姜诗家门，也不相犯，还送米送肉给他。后来他当了江阳令，为政清廉，卒于任所。德阳至今孝泉犹存，选孝子的风俗从未间断，证明姜诗夫妇的孝行深得人心。“忽有涌泉”、“日跃双鲤”云云，看似荒诞，而实质上是对姜诗孝行感天动地的颂扬。
另一位在成都充役的宋代孝子杜孝，“事母至孝。充役成都，每以不得朝夕奉养为恨。母性好鱼，偶得一鱼，苦无人寄，乃截竹为筒，盛鱼在内。两头用箬扎之，临流托水以寄。因泣祝曰：‘神天所怜我一点孝心，吾母必得此食。’果顺流数日，舟人往来俱不见。至门，水湾触岸不去。其妻出汲水，果见之。喜曰：‘此鱼必吾夫所寄也！’遂忻然取之告姑，烹之供养”。
这位在成都的役卒，其“至孝”之事未见更多记载，但就其以不能朝夕侍奉其母为恨事而借江水寄鱼的故事而论，其“至孝”之行不言而喻。说起来这是件小事，在今天看来甚至可认为是愚昧之举。但他不是故意作秀，更不是所谓“搞笑”，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尽孝。妻子在下游收到所寄之鱼虽属偶然，但杜孝的孝心和孝行则是必然。他是远在成都府，不忘老家母。
姜诗的行为可谓是一首孝道诗，杜孝的寄鱼可谓是一曲孝顺歌。一个做县令，一个为役卒。一贵一贱，而孝心则一。“人无孝则何以为人？”吕洞宾此语可谓千古名言警句。他认为，天下之事都可以等待，唯有尽孝是时不我待。“待其富，如终不富，而亲莫留；待其贵，如终不贵，而亲忽逝。”故“志士常惜寸阴，孝子当惜分阴。孝子之心本一，孝子之分不同。玉食万方，孝也；菽水承欢，亦孝也。七庙追封，孝也；春秋家奠，亦孝也”。人子之尽孝，与权力、地位、贫富、穷通等没有必然的联系。天子有天子之孝，帝王有帝王之孝，诸侯有诸侯之孝，卿大夫有卿大夫之孝，士庶有士庶之孝，各人有各人之孝，人人都可以为孝子。尽孝，不在于天天生猛海鲜，顿顿鸡鸭鱼肉，也不在于住别墅，衣轻裘，而在于一种对父母的感恩精神和力所能及的回报。即使是粗茶淡饭，只要是父母先饱而自己后饱，孝心、孝行依然可见。相反，有的人头发虽然梳得光，脸上虽然抹得香，高档轿车嘟嘟响，走起路来响叮当，因对父母不孝敬，人人见了说他脏。这种人不配做人，只是衣冠禽兽，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道德法庭”的审判。古谚有曰：“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