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代欣
中国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要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认识中国的孝道。
《说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则谓：“即‘老’之本字，‘子’搀扶之，会意。”也就是说“孝”就是孝顺，善事父母，要对父母尽心奉养，而且应绝对服从。儒家指尊亲、养亲也是这种意思；而墨家则将“孝”建立在“兼爱”的基础上，认为“孝”是有利于父母赡养的行为；道家老子则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法家韩非认为孝即“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虽然各家主张不一样，但有共同的倾向。
不过“孝”最早的意思还不是这样，而是祭或祭祀的意思。《虞司寇壶》：“虞司寇白吹乍（作）宝壶，用享用孝。”《论语·泰伯》：“子曰：‘禹，吾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有学者认为，“孝”字的最早意思，并不是“老”字之本字，“单就字形来讲，‘孝’字的上部是‘尸’，下部是‘子’……是一群孝子在祭祀祖先”。
中国古代是非常看重祭祀活动的，特别在西周时期更是这样，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的重头戏就是“尸祭”。说到“尸祭”，或是与“尸”字有关，《诗经》有多处提到。
尸祭有着非常烦琐的过程，有三个阶段：其一是“筮尸”，这是通过算卦的方式选尸，使尸的扮演者的地位合法；其二是“宿戒尸”，这是告诫诸位大臣，在举行仪式之前要斋戒，斋戒之后就是祭日了；其三就是进行尸祭，这是尸祭的高潮，是主要阶段。这一阶段非常烦琐，规矩很多。
由此可见，在先秦古籍中，“孝”字表示祭祀，先秦时期的孝养父母的专词就是“畜”、“养”，如《周易》中有“大畜”的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虽然《诗经》中多处都使用了“孝”字，但都与祭祀有关。如“孝子”，指的是主人的嗣子，是在庙中能够纪念祖先业绩而参加盛大祭祀活动的人；“孝孙”指的是能替代祖父的尸，并供人祭拜。
“孝”字什么时候有了“孝道”的意思，而与“畜”、“养”二字的意思一致了呢？有些学者认为将养老的“畜”、“养”二字同祭祀的“孝”字意思结合起来的人就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论语·为政》中，孔子的四位弟子就问过孔子关于“孝”的问题，这四位弟子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这就是著名的“四子问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
孔子回答孟懿子的“无违”，强调的是在孝养父母时不能违反了礼制；回答孟武伯的“父母唯其疾之忧”所指的是父母最担心自己儿子生病，儿子如果能体谅父母所担心的事，也就是尽了孝心；回答子游的“今之孝者……”，强调的是孝养父母不是简单地给以食物，要以诚挚之心对待父母；回答子夏的“色难”，是要求怎样和颜悦色、诚实地侍奉父母，仅仅给父母亲酒食是不够的。孔子在回答子游的问题时，用“养”字来解释“孝”字，并将“孝”和“养”连用，使我们能从文献角度了解到，是孔子首先将“孝”释为孝道之意的。于是从孔子时开始，“孝”字就有了“孝道”的含义了，并逐渐舍去了祭祀的意思。
一
《孝经》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共有十八章，1799字，是“十三经”中字数最少的儒家经典。全书宣扬孝道，宣扬先秦的宗法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极大，一直持续到当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关于《孝经》的作者，说法有多种，有的认为是孔子，有的认为是曾子的弟子子思，但大多数人认为是曾子。
曾子，名参，字子舆，其祖上在周时封国在鄫，于是以国为姓。曾子比孔子小46岁，13岁就入孔子之门，追随孔子十几年。曾子一直想以颜回为自己做人的楷模，子路也是曾子最为尊敬的人。孔子死后，曾子曾先后务农，讲学和游历。
曾子是完全按照孔子的“孝、悌、忠、信”四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孔子对曾子说：“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东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孔子将孝的思想传授给曾子，曾子只有25岁，孔子的孙子子思只有6岁。曾子从孔子游学最晚，但也得道最早。前面提到的“四子问孝”事，还没有曾子参加，并且从孔子的回答上可以看出，孔子关于孝的学说仍在发展积累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将孔子关于孝的系列主张完善化、系统化，最后形成孝的理论的关键的一步，是由曾子完成的，其标志就是《孝经》的问世。
孔子的孝就是“孝、悌、忠、信”，弄清楚了此四字，对于孔子的孝道观就基本了然于心。“孝”与“悌”可以放在一起理解，因为与血缘关系紧密。刘宝楠《论语正义》云：“悌，即弟俗体。”孝悌就是规范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规范家庭伦理道德的关系。《论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当然，在孝悌中，父子关系应是最重要的、天经地义的关系，封建社会的一切关系以孝为根本，是其他关系的基石。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认为：“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学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做儿子的不得独断专行，父死之后，只要看做儿子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他做人的善恶；如果三年不改父亲的志趣，才称得上是孝子。
可见，孔子所认为的孝，其范围是很广的，比起后来所说的孝的概念要广得多，并且与宗法等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联系密切，在当时来讲，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所认为的“本”就是孝悌。对于孝悌在当时的社会作用，孔子的认识也是十分符合逻辑并令人信服的。如果是一位在家里充满爱心，又尽孝悌之道的人，那么他必然是不可能犯上作乱的，因而对社会也不会造成危害。如此看来，孔子的主张，在我们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也仍然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忠”也是重要的概念。《说文》云：“（忠）敬也。敬必曰忠。”宋代大儒朱熹也认为“尽几之谓忠”。在《论语》中，“忠”字一共出现了18次。《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论语》中，孔子有“主忠信”、“言忠信”、“言思忠”、“为人谋而不忠乎”、“臣事君以忠”、“忠告而善导之”、“与人忠”等语。虽然这些“忠”字有不同的解释，但孔子所主张的“忠”，与孝悌的作用是一致的。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规范了人际关系，与孝悌是互相协调补充、互相作用和促进的。有的学者认为儒家特别强调忠君思想，其实这是对孔子学说的误解。
孔子也常将“忠”、“信”并提，虽然可以认为其属于同一范畴，不过二者依然有差别。“信”的右边是“言”，应是与言语有关。《论语·学而》所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都是强调的言而有信。当然此种“信”，不仅仅是孔子所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与政治有关。在《论语·颜渊》中，当子贡问政时，孔子就说“民无信不立”，意思是讲治理国家，不可失信于民。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也作了类似的回答：“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句话非常有水平，意思是如果治理国家的人讲究信誉，老百姓当然就不会欺诈了。
由于孔子父亲早逝，虽然他有许多有关孝行的言论，但就具体实践而言，曾子还是胜过其师。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的主张，也有许多关于孝的言论。在《大戴礼记》卷4中，就收录了曾子关于孝的言行，分别见于《曾子本孝》第五十、《曾子立孝》第五十一、《曾子大孝》第五十二、《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曾子关于孝的言论与孔子有直接的师承关系，而且他也同孔子一样，其孝的概念很宽泛，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所谓孝的含义。
由于孔子本人大力提倡孝道，再加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明确记载“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都认为《孝经》一书为孔子所作。直到宋朝，才有学者提出质疑。与朱熹同时代的南宋金华人唐仲友认为：“孔子为曾参言孝道，门人录之为书，谓之《孝经》。”此论一出，南宋的学者们大多同意此说，自此多数人都认为《孝经》的作者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孝经》的作者是谁，孔子与曾子对孝道的提倡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孔子参与整理编写，或者与孔子有关的几部书中，《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是文学作品，《春秋》是一部历史书，它们被作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借鉴而得到广泛地传播和应用；《论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论，是一部有关为人处事、家庭伦理和政治道德的主张的书。也许只有《孝经》，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所以它注定是受到关注最多的一部书。
中国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孝文化，而《孝经》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这部在“十三经”中字数最少的经文是古人启蒙的首读之书，即使是皇太子也不例外。《孝经》不只是起着简单的蒙学作用，而且还不可推卸地担任着社会教化、孝道推广的重任。
从汉朝开始，《孝经》一书就成了中国皇帝十分重视的皇家必读之书。虽然中国人以重孝著称，但将孝纳入政治制度之中，使其成为国民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从汉朝开始的。由于汉朝初年还遗存了秦朝时的一些恶俗，朝廷也吸取了秦亡的教训，认为需要采取新的治理国家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孝治。为此汉代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汉朝皇室弟子必须接受孝道教育，教材中就有《孝经》。在宣帝、昭帝时还规定，《孝经》作为皇太子、皇后、宫妃的学习教材，要求皇太子对于各种经文都必须背诵，其中也包括《孝经》在内。
汉代直接设孝悌官职，促使人们问孝。这不仅是一个任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朝廷的导向是提倡孝，促使百姓向孝、行孝，并以行孝者作为榜样、表率。
汉代的学校推行孝道教育，将孝作为专门的课程，《孝经》也作为教材推广到学校。汉文帝时设《孝经》博士，汉宣帝时颁布命令，在最低级的庠、序中要置《孝经》师一人，这是《孝经》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从此，《孝经》成为中国古代的圣书。
汉代的家族、家庭的孝道教育主要表现在“家诫”和“家训”中，它不仅起到了教化作用，而且是维持地方、国家治安的重要辅助力量，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功效。《华阳国志》卷十记载的杜泰姬教育子女的方法，其中就有“孝顺以内之，忠信以发之”的主张，特别强调孝道教育。
汉代的尊老制度也值得一提。如果与先秦相比，汉代的敬孝、重孝不只是停留于宣传之上，而是有实际的政策措施，政府也在其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养老制度的设立，使养老、敬老成为汉代以孝治国的国策之一。其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如给老人优厚的物质待遇；对于老年人犯罪，适当地放宽刑罚；老年人可以买卖土地，免除税收；给七十岁的男子授王杖，以视尊重等等。
汉代的养老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从汉朝建立到汉宣帝时。这一时期在养老政策上，由于汉高帝设三老、汉惠帝行恤刑制度、文帝继续推行廪给制度，养老之制初具规模；其二是宣帝时期到西汉末。这一时期是汉朝养老制度的发展时期。举孝廉制度虽从汉武帝已开始，但在这时更加成熟。宣帝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对于六十岁以上的老者施行授予王杖制度、免税制度。其三为东汉时期。该时期的养老制度是西汉的继续，没有什么创新。由于东汉中后期的外戚和宦官的干政争权，汉代养老制度开始衰落，这也是中国古代养老制度的衰落。此后的各个朝代虽仿照汉代的做法，但只是提倡而已。所以元代马端临认为：“按古者，天子之视学，多为养老设也，虽东汉时犹然。自汉以后，养老之礼浸废，而人主之幸学者，或以讲经，或以释奠，盖自为一事矣。”
魏晋时期，由于佛教对中国正统学说的巨大冲击，使儒家学说的核心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同时孝也与当时的清议制度紧密相连。在当时，清议的重要内容就是孝与不孝，而政府选拔官员就是以孝作为主要的标准。魏晋时期的许多官员，遭人清议，因不孝而罢官，常有发生。如著名史学家陈寿被贬官，就是因为孝顺不够出了问题。南北朝时期，政府在孝行制度上的一项创举就是建立留养制度。所谓留养制度是指：当死刑犯的祖父母或父母年老，家中又没有其他的奉养人时，法律上就规定，将赦免死刑犯的死罪。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的孝友传、忠义传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被列入正史的。最早给孝子、忠义者立传始于《晋书》，这有着划时代的深远意义。从此以后，各个时期的正史都仿照此例，给孝子、忠义者立传，进行表彰，从而使这些有孝行榜样的事迹获得世代传播，影响着中国此后的一千余年的历史。
有人认为，唐朝是一个不太重孝的社会，重要的原因是唐太宗“玄武门之变”中的杀兄屠弟和李亨在唐玄宗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皇帝。其实唐朝也是重孝的。首先，唐朝仍沿用了孝廉力田的选拔制度，并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若有孝行，就可以放宽录取标准。其次，唐代的孝假制度是为其所独有的。所谓的孝假，就是免征居父母丧者的劳役赋税。再次，唐朝还通过树立典型人物，旌表孝行，并继承汉制，重开养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