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朝一样，《孝经》也是唐朝上至皇帝、下到百姓的必读之书。在唐朝的皇帝中，有好几位特别偏好《孝经》，其中以唐玄宗李隆基最为重视，他曾亲自给《孝经》作注释。清代的阮元在编选《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时，就挑选了唐玄宗注的《孝经》，这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由皇帝注的一部经书。当然唐太宗、唐高宗对《孝经》也颇有研究。由于皇帝带头，《孝经》在唐朝不仅获得了普及，同时也起到了巨大的道德教化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不仅注《孝经》，而且御书《孝经》，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就是玄宗用隶书写成的。
宋朝的皇帝多擅长书法，加之也十分推崇孝行，于是在中国古代史上，皇帝书写《孝经》最多，而且最为著名的，就是宋朝的皇帝。宋太祖曾御书《孝经》，影响很大。最为著名的是南宋初年宋高宗的御书《孝经》，其影响波及整个南宋所辖之地。
宋朝的地方官在治理政务中，也多以《孝经》来教化百姓。“上有好者，下必有胜焉”，宋朝的民间讲孝，比以往更加普及。在大量涌现的家训和乡规民约中，一般都是将孝道作为推广教化的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从《宋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孝经》在民俗中的重要影响，在丧葬中也常常会表现突出。《宋史》卷二八七就记载穆修自己背上母亲的棺材去墓地埋葬，每日诵读《孝经·丧记》，而不用浮屠做佛事。
宋代在法律上给予老年人的照顾，基本上继承了唐朝的制度，具体的规定也基本照抄唐朝法律，但在实施上就不那么到位了。
一般认为，元朝统治者是不太讲究孝道的，当然，这与蒙古族的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蒙古族并不像汉族那样有着上千年的孝道文化的积淀和熏陶。
明朝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讲孝的皇帝，他自称“孝子皇帝”。为了教育子孙，他叫人绘《孝行图》，让子孙朝夕学习观览，牢记孝行、孝思。明初的养老政策胜过宋元两朝，洪武十九年（1376），朱元璋诏有司存问高年贫民，年龄八十岁以上者，月供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龄九十岁以上者，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罢给米。对于朱元璋的家乡，则另有规定，应天凤阳富民八十岁以上者，赐爵社士，年龄在九十岁以上者，赐爵乡士。
清朝虽然也是少数民族所建，但在执行孝的政策上，与元朝完全不同。满族人在入关后大力倡导孝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四百多位皇帝，给《孝经》作注的只有五位皇帝：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和顺治帝。其中成就最大者是唐玄宗，其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而少数民族皇帝给《孝经》作注的只有清朝的顺治帝。顺治帝不但自己研究《孝经》，而且要求大臣们对《孝经》进行全面的总结性的研究，这就是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才完成的《孝经衍义》。康熙帝也很重视以孝来教化百姓，他深知孝在国民教化中的重要性，于康熙九年（1670）十月发布《圣谕广训十六条》，其首条就是“敦孝弟以重人伦”。《孝经衍义》一百卷规模很大，是对《孝经》纯粹的学术性研究。于是雍正皇帝于雍正五年（1727）命手下大臣将一百卷的《孝经衍义》压缩为一卷，使其变为通俗读物，从而起到应有的教化作用。
三
孝道不仅为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所提倡，并大力运用到统治之中，而且在两千多年的民风民俗中也广为流行。
汉代的孝子孝行非常质朴，他们也非常现实。在战乱中，他们更加注意父母、兄弟的生命安全，也十分重视物质上的孝养。如东汉的黄香夏天为父亲扇席，冬天为父亲暖被，因而地方官员亲自上门表彰黄香的孝行。“兄肥弟瘦”和“赵孝食蔬”是汉代有关孝子的两则典故，但都与赵孝有关。西汉末天下大乱，赵孝的弟弟赵礼被饿贼抓获，准备烹食。赵孝自缚至饿贼处，对饿贼说：“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饿贼听了大惊，将他们都放了。后来，在东汉建国之初，赵孝夫妇只吃蔬菜，而将有限的粮食留给弟弟赵礼夫妻吃，可以看出赵孝是友悌兄弟的典型。
魏晋南北朝的孝子孝行与汉代不同，他们尤其注重于丧葬和父母死后的表达方式。在《晋书》中记载有八位孝子在父母死后庐于墓侧；在《北史》中庐于墓侧的有十七位；在《南史》中庐于墓侧的记载多达二十一位。
隋唐时期孝子的孝行基本上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但这一时期孝行的最大特征是“数世同居”。唐代聚族同居并且代数最多的当数山东郓州寿张人张公艺，其家族同居多达九代人。唐高宗到泰山经过张公艺家，问起九世同居的秘诀，张公艺用纸笔写了一百个“忍”字，皇帝当场感动得流下眼泪。宋司马光在所著述的《家范》卷1中评价张公艺的“忍”时说：“其意以为宗族所以不协，由尊长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礼节或有不备，更相责望，遂成乖争，苟能相与忍之，则常睦雍矣。”
唐代也开始了刲股疗亲这种被后世称为“愚孝”的“孝行”，这是不值得提倡的。
宋代是继唐代后“数世同居”的高峰期。朝廷对此也大加奖励、表彰，因此这种孝行获得更进一步发展。据《宋史·孝友传》载，数世同居代数最多的是越州会稽的裘承询：“居云门山前，十九世无异爨。子弟习弦诵，乡里称其敦睦。州以闻，诏旌其门闾。”裘承询的邻居王栋在《燕翼诒谋录》中发表了一番感慨，究其原因，他认为裘氏家族是普通农民出身，没有人做官，这样才使得他们家族能聚族而居。其实，即使无人做官，能十九世同居，也是非常不易之事。陈兢陈氏家族也是十三世同居，是宋代同居家族中较突出的义门家族，多次受到朝廷和地方官的表彰。此家族传到北宋陈昉时，已十三世同堂，长幼七百多人，家犬有百余只。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多次免去陈氏的杂科；宋真宗又擢其族人陈旭为江州助教。
明清时期孝行内容又发生变化，刲股、割肝等孝行，朝廷已不再提倡，而孝养、负骨还乡、保护祖坟、乞讨养母则成了此时期的主要内容。在《明史·孝友传》中，共录孝子一百零三人，其中葬亲庐墓者有十二人、闻丧殒命者一人、负骨还乡者三人、同居敦睦者二人、事亲尽孝者二十七人、刲股疗亲者十人、子代亲者死三十九人、万里寻亲者七人、输财赈济者二人。中国从古至今对死在故乡外的父母的遗骨都非常在意，《明史》中记载了崔敏两次入川、到绵竹寻找父亲坟墓的感人事迹。崔敏是山西临汾人，他出生四十天，父亲就到四川绵竹任绵竹尹，父子俩三十年未曾见面。崔敏历尽艰辛，终于找到父亲的坟墓，被人们称为孝子。
清代孝子孝行中最为突出的是乞讨养母的事迹，这类孝行者在《清史稿》中有六人，即方其明、张乞人、张长松、荣孝子、云南哑孝子和武训。武训的孝行曾拍过电影《武训传》，由赵丹主演，这部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初和“文革”中都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不过，在今天看来，武训的故事是非常感人的。武训原本叫武七，山东堂邑（今山东冠县）武庆人。武七在七岁时，父亲去世，他跟随母亲乞讨，好吃的都给母亲。十四岁时，武七外出打工，由于不识字，吃了许多哑巴亏，于是立志通过乞讨攒钱来兴学。他四处乞讨了二十八年，将乞讨的钱存在富人处放贷；最后置田二百三十亩，积累资金三千八百多吊。武七用乞讨的钱办了义学——崇贤义塾。过了两年，武七又在临清办了一所义学，接着又办了第三所义学。地方官山东巡抚张曜下令免去了义学学田的徭役，赏银二十，皇帝给武七赐名为“训”。
综上所述，我们将“孝”和“孝道”的有关问题由远及近地概括整理出了一条线索，由此可知中国孝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自汉代以来，“孝”即孝顺，就是善事父母的意思，一直延续至今。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孝”有着不同的主张，但都有着共同的倾向。不过，“孝”的本义是表示祭祀。而将“孝”赋予“孝道”的意思，并与“畜”、“养”二字结合起来首先使用的人是孔子，这可见于《论语》。也就是从孔子开始，“孝”有了“孝道”的含义，而逐渐舍去了祭祀的意思。
我们强调了《孝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极大。《孝经》一书的作者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孝经》将孔子关于孝的系列主张完善化、系统化。孔子的孝的主张就是孝、悌、忠、信。为了展示中国孝道文化的历史性和延续性，我们又概述了从汉代到明清的孝道文化的不同特点。
两汉统治者将孝置于政治体制之中，设立了以孝悌命名的官职；《孝经》成为皇室弟子必读之书；在学校推广孝道教育；政府初步建立养老制度，标志着养老、敬老成为汉代以孝治国的国策之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作为儒家学说的孝得到了加强，并从正面抵住了佛教的冲击，进而使其逐渐的中国化；统治者实行选官论孝行的制度；在孝行制度上的一项重要创举就是建立留养制度。
唐代皇帝重孝道，仍然沿用了孝廉力田的选拔制度；实行了历朝独一无二的孝假制度；《孝经》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学之书；唐玄宗御注《孝经》，是《十三经注疏》唯一一部皇帝注的经书。宋代是历代皇帝书写《孝经》最多、最为著名的朝代。《孝经》也被作为治理国家的经典使用，并以之为根本来教化百姓。明代的朱元璋是最讲孝的皇帝，为了推崇孝道，他甚至引进了一些西周的礼仪，并进行了适当的改革。明初的养老政策无论在制度的系统性还是历史的进步性上，都优于唐宋。清代也是以孝教化百姓的朝代。清初的三位皇帝，即顺治、康熙、雍正都对《孝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完成了一百卷的《孝经衍义》。
当然，各个朝代虽然都讲孝，但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如汉代孝子孝行的质朴；魏晋南北朝的孝子孝行更加注重形式；隋唐的孝子孝行讲究“数世同居”；宋代的孝子孝行将“数世同居”推向极至；明清时期的孝子孝行则以孝养、负骨还乡、保护祖坟、乞讨养母为其主干。
作为当今的中国人，我们决不能像“极左”时期那样，全盘地否定古人的孝子孝行，断然地攻击“孝”是封建社会的糟粕，是资产阶级的垃圾；甚至在“四人帮”横行的不堪回首的年代，为了证明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坚决地与蒙受冤假错案的父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断绝父子或母子关系……
打倒“四人邦”后，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国家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拨乱反正，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取得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令人骄傲且振奋的、使全世界震惊的成绩。伟大的祖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大繁荣，也取得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丰收。每年甘肃天水的伏羲祭祀活动、河南炎帝陵的祭祀活动、陕西黄帝陵的祭祀活动、山东曲阜的孔子祭祀活动充分展示了炎黄子孙不忘祖先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团结、向上、拼搏、勤奋的决心。这些也是当今继承中国孝道文化的重大活动。清明节我们不仅要祭祀先祖，在其坟前摆上供品，而且我们还要到烈士陵园为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扫墓，缅怀他们的英勇事迹。每年母亲节和父亲节是子女向自己的母亲或父亲表示行孝的节日。子女要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要体贴父母，关心父母，对父母永远都要有孝心。9月10日是教师节。教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学生要尊师重道，要感谢老师对自己的教导，对恩师要永远不忘。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也是老年节。敬老、爱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今，中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我国既定的老年政策。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的医保和社保都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广和落实。不难看出，以上所举，都是我国当前对孝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发展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的表现可以用近乎完美来形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动员举国之力去维护人民的生命尊严，去千方百计拯救一个个普通百姓的生命。在汶川大地震中，四川绵竹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在教舍轰然倒塌的瞬间，伸开双臂用身体紧紧地护着四位学生。学生获救了，谭老师却壮烈牺牲。5月13日早晨，在北川冒烟的废墟上，左臂受伤的三岁幼童郎铮用他的右手向八位抬着他的解放军叔叔郑重敬礼。这位北川幼童在强烈的大地震面前表现出了诚挚的感恩精神。谭老师与朗铮的举动，难道不是新时代对孝道文化的高度概括与体现吗？
5月19日是汶川大地震的哀悼日，各地报纸的头版非常醒目：《成都商报》为“国殇”，《长沙晚报》为“国哀”，《信息时报》为“国丧三日”，《太原晚报》为“举国哀悼”……难道这不是我们在为地震中的死难同胞祭奠的同时，将我国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孝道文化推向更高峰的体现吗？当然，在当前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尽孝道。在本文的结尾，笔者还想介绍一则中央台的广告，画面是：一位老大娘正在家里厨房忙碌着，因为她的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今天要回来过周末吃晚饭。突然，电话响起来，传来女儿的声音：“妈，今晚有事，不回来了！”老大娘一惊。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传来了儿子的声音：“妈妈，我不回来吃饭了，很忙！”老大娘目瞪口呆。这时画外音说：“还是应该多回家看看！”这则广告的设计水平非常高，它涉及了我们当前社会的多方面问题，笔者在此就不啰唆了。
（杨代欣：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