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到1995年这两年，我有时还会拍一些广告，这样可以挣回生活的开销，并且有所积蓄。我还拿些钱出来拍实验电影。
那时候我很不喜欢电影院放的电影。银幕上都是什么垃圾啊，特别是有一部香港电影叫《月光宝盒》的，神神鬼鬼、颠七倒八，不知所云——那个时代正好也是国产电影的谷底，香港电影同样在走下坡路——我想，周星驰大概也是江郎才尽，只能演这个水平的闹剧了。
我当时接触了一些实验电影，立刻就迷上了，整天扛着摄像机追求镜头、角度，用自以为很深沉的方式讲一些很闷的故事。
5年后，我无意间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新闻，才知道《月光宝盒》以及它的续集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奉为后现代无厘头艺术的代表作了。我差点一口水喷出来，这事儿本身就是后现代、无厘头的代表作！
尽管这么想，我的实验电影并没有玩出什么名堂。但之前珠影厂的经历，拍广告的实践，以及玩实验电影的探索，让我对胶片拍摄了如指掌。而且这些工作帮我挣的钱，也足以让我为这个“发烧”。后来我能成功去环球航海，与中央电视台《文明之路》栏目组分不开，而《文明之路》给我支持，正是因为我过去的工作经历，而央视又需要一个海上摄影队的缘故。
这两年也是我的过渡期，我自以为是从一个赚钱的好手，回归到一个画家的本行。实验电影拍到后来做不下去了，因为它特别烧钱，而且没有播出的空间，所有电影院都不景气呢！我也想潜心画些画，于是回到山东，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山沟沟里，租了间民房开始画画。
很久都没有好好拿过画笔，我的灵感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冲了出来，当时一口气画了十几幅画，直到筋疲力尽。
那时候我就画山、画水，画记忆里一切历历在目的东西，但又不是很具象地画它们，而是变成一块块色彩、一根根线条。我融入到这些色块里面，自然和我的距离也在拉近。山居作画的这一段时间，我对身边的世界有了一些奇妙的感受。我看到新发芽的草木，会想到它们的生命；看到天上的流云，会想到万物的变化。
5.华盛顿拒签
我画了很多画，也毁掉了很多画，它们大多是不成形的，我不想把它们留在世界上“受苦”。我是一个很精益求精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在圈子里的名气也更响亮了。那年头，已经有一些画家把自己的画展开到了国外，当然不少是功成名就的老画家，年轻人能到国外办展的不多，主要是没人给他们出钱，而他们自己的能力也有限。
我很有幸把展览办到了法国和新西兰，如果没有这两处的展览，我也不会与海洋如此亲密接触。
和许多办出国的人一样，我也经过了签证的重重关卡，而且还遭受过冷眼，把我气得七窍生烟。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1994年前后，出国潮就是这样席卷整个中国。有人出去寻找财富梦，有人出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人出去只是想见识一下。我当时就怀着出去见识一下的心情，怀抱一叠厚厚的材料，西装革履地走进了美国大使馆。
这事儿缘于在美国的一个朋友，他看过我的画，对我的画风和性格都很欣赏。199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他发来的邀请函，请我到美国开画展。为此我足足准备了半个月。然而签证官可不管你准备了多长时间。我只记得他低着头，翻起眼珠看了我一眼，然后随便翻开材料，浏览了一下第一页，便拿起桌上一个图章，“咔”的一下，拒了。
没有哪怕一分钟的交流。我原计划用事先准备好的上十个理由打动这位签证官，但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给我，不容我有辩解的余地，抛给我硬邦邦的一句“你无权要求我解释拒签的理由”，然后就将我扫地出门。
为什么会拒绝我？凭什么拒绝我？尽管去美国的签证是全世界闻名的难拿，但没有任何申诉和争取的机会，和美国这样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也太不相称了。
让我尤其难以接受的是，在我的乡亲们面前、朋友面前、客户面前，乃至任何一个同胞面前，我都不会受到如此轻蔑的待遇；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得不接受来自西方目光的审视。
1994年，正是一个人人都梦想出国，把老外们的钱包掏个精光的时候，但西方也并不是傻子。签证官头也懒得抬的做法，让我意识到西方的眼睛前面，仍有一副有色眼镜，中国人依旧只能“享受”到“头也懒得抬”的“待遇”。签证官用沉默发出一个个质疑：你为什么要出国？你凭什么去美国办画展？
走出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我扯了扯那根绑在脖子上的领带，衬衣松开一个豁口，让我透透气。领带与西装，都是一百多年前传入中国的东西。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它们被中国人顶礼膜拜，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西装和领带将黄皮肤与蛮荒的世界隔绝，至少中国人这么以为。可是签证官一个翻起的眼神，就足以撕下这层脆弱的文明外衣，露出我们卑微的躯体。
人其实是最怕揭短的。在办理美国签证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我再一次完全被人忽视了，在那一瞬间我恨不得能够钻到地缝里面去。
“要被尊重！”我反复对自己说，这是人生的一条底线，如果连这条底线都没有了，那人和行尸走肉也没有多大的分别。签证官帮了我很大的忙，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自我，时隔这么多年，我事业有成，月入几万，在艺术圈子里也小有名气，可以说名利都不缺了，但我并没有成为巨人，我依然无力，这种无力感让我最终驶向了大海。
我永远要做让别人瞧得起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潜意识的反抗。就像摔跤一样，如果你不反抗，那么你永远被人压在身子底下，如果你使出劲儿来，那么在身下的就会是别人。
中国人一定要强。这也是签证官用他的眼神告诉我的。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到那个地方一看，人家对你不好，走人不就完了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赴美办展卡壳之后，我心灰意冷，潜入山沟里我自己的色彩世界。随后的两年我心如止水，直到1996年，邀请函再次不期而至，这一次它来自浪漫的法兰西。
6.浪漫法兰西
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出现在法国的艺术馆里。这话过不过头？也许，但至少我这样想。文化常常会跨越国界，当世界上存在这么一个浪漫和艺术的国度时，对于艺术家们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有了上次被美国拒签的经历，我并没有对法国抱太多希望。发邀请函的是我在北京办画展时认识的一家法国艺术机构，他们大概审视过我的作品——那些窝在泰山脚下画出来的色彩和线条、思想和理念——觉得这些在法国应该有市场，至少有观众，于是请我到法国办画展。我在法国大使馆向签证官陈述这样的理由时，他的嘴角露出一丝赞赏的笑容。
这次我没有穿西装打领带，很随意的衬衣，然后把头发披散开，这似乎很对签证官的胃口，不论如何，随着“咔咔”的响声，签证居然办下来了！
1996年的某一天，我将几十幅作品办了托运，然后搭上了飞往巴黎的航班。
画展在法国办得很成功。法国人对中国其实有一些研究，他们接触过一些中国的小说和诗歌，也关注过中国的政治发展，但是对于中国的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在1996年那个时候，几乎连“一二”都不“略知”。“中国也有现代艺术吗？”这是他们看到我的画时，发出的第一声惊叹。
在我看来，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虽然都围绕着线条、色彩、造型等基本要素，但是从哲学的角度，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画以水墨为主，水漾墨沁，水墨交融，落笔纸上的时候，墨汁会沁到宣纸上，并随着浸染的部位、力度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范。中国画多山水花鸟，水墨浸润出一种意味，一种天地造化、物我合一的境界，一种力透纸背的爽朗，这是中国画家的内心，明净、磅礴、通透，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共同呼吸。当我在航海的时候，我时常想起原来看过的中国画家的山水，觉得自己就是大海里的一滴墨，与无垠的海域融为一体，变成了中国画中的一笔。这种笔触没有辽阔的心胸和丰沛的想象力是画不出来的。
西方的传统油画看上去就要理性、写实很多。西方绘画主要是油质性的，油永远浮在水上，所以画笔其实和世界的本质也就隔了一层，不像中国画，看似不过是淡淡几笔，其实画的都是最本原的世界。
挂在法国人眼睛里的作品，大约有七成来自我在泰山脚下的闭关创作，他们可能从其中也看到了自然的魅力，看到类似梵高、高更或者莫奈的影子，看到中西合璧带来的惊喜。得知我就是作者的时候，行家们会意地向我微笑：“真不错，真不错！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的艺术家，也有这样的当代艺术！”法国人对我的赞扬，其实在赞扬他们自己。有什么比表扬一个学生的习作出色更让老师感到骄傲呢？
展览之余，除了出席开幕式，以及一些必要的应酬外，我无事可做，闲来便四处游荡，观赏那几个世纪以来就很少变化的风光。目光所到之处都是历史，都是画面，几乎不需要太多想象力，生活就是想象力本身——这是一种内敛却强大的文明，承续而未曾断裂的文明，养成这样的苍天大树，没有几百年的时间不成，若没有一种传承的信念，以及极少的破坏，同样不成。
我看得最多的，就是高更与梵高的作品。
法国的艺术家同行告诉我关于梵高和高更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在国内早有耳闻。据说梵高为了自己的情人，曾割下耳朵表达爱意，我们常常被这个血腥的情节震撼，觉得真够“血色浪漫”的。但是这个情人是什么身份？梵高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割下自己的耳朵？似乎没人追问其中的细节，我更没有想到，这与高更有关。
当年梵高的作品已经非常有名，自然吸引了“富二代”高更的关注。
高更是银行家的公子，又是非常出色的艺术家，他的财富和品位让他在法国上流阶层风光无限，也成为著名的花花公子。
梵高则是一介穷画家，1888年2月，梵高来到普罗旺斯阿尔，走进了艺术史上所提到的梵高的“阿尔时代”，10月，高更过来与梵高同住。彼时梵高结识了小镇上唯一的一名妓女，正享受着这位美人儿崇敬的目光，高更这位贵公子却来搅局，活生生从梵高手里挖了墙脚。
梵高没有办法与这位好友，同时也是自己艺术的资助人决斗来挽回颜面，于是挥刀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妓女作为“礼物”。这是一份憋屈的礼物，也是一次疯狂的发泄，从此梵高的情绪就没有再平复，直到他疯狂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诗人海子在《阿尔的太阳》里面这样写：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
没有月亮
面包甚至都不够
朋友更少
只有一群苦痛的孩子，吞噬一切
瘦哥哥梵高，梵高啊
从地下强劲喷出的
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
是丝杉和麦田
还是你自己
喷出多余的活命的时间
其实，你的一只眼睛就可以照亮世界
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阿尔的太阳
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
把土地烧得旋转
举起黄色的痉挛的手，向日葵
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
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
要画就画橄榄收获
画强暴的一团火
代替天上的老爷子
洗净生命
红头发的哥哥，喝完苦艾酒
你就开始点这把火吧
烧吧
而历史上却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高更返巴黎”。然而实际上，梵高的死深深地刺激了高更，这成为他离开巴黎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用另一种方式逃离了巴黎，逃到了大溪地，并在那里守候到死。他画了许多大溪地的女人，让我心驰神往，在古色古香的博物馆里，面对着高更和梵高的作品，我萌生了去大溪地看看那些女人的念头，算是对这两位艺术家的凭吊。
7.初遇新西兰
在法国办展时，由于有媒体的报道，加上行内人的口碑，有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我，新西兰的奥克兰艺术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奥克兰艺术中心位于新西兰的首都。这个中心的人曾看过我在法国画展上的作品，非常喜欢，便邀请我前去办展，很荣幸，我是当时唯一受到邀请的中国画家。
而另一个让我很高兴的原因是，我可以和安琪相聚了。
安琪是我当时的女朋友，在新西兰读书。她得知这个消息高兴得在电话那端尖叫起来。
那一次，我特别画了一批国画，现代水墨，这是中国特色。在宣纸上走笔，然后装裱，老祖宗留下了对于艺术的理解，也留下对艺术的特殊仪式。西方人有装框，用木头或金属保存一幅布上的画；而中国人会装裱，把纸融入纸。
画展上，很多人对这些画作惊叹不已，甚至不由自主地抚摸宣纸，惊叹道：“这不会是印刷品吧？”我很开心，除了中国功夫外，终于有另一样宝贝被外国人所知道、所惊叹。
我到达新西兰首都奥克兰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望无际的海面。层层海浪卷起浪花，一次次地扑到沙滩上，15岁那个少年的记忆又回到我的脑海。只是我不再懵懂无知，看惯社会上的潮起潮落，原以为没有什么可以再打动我，不料面对这片大海时，我怦然心动。
奥克兰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帆船之都”。漫游在奥克兰的海岸线上，“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壮观让我惊叹。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帆船，就像我们现在许多中国家庭拥有汽车一样。周末的时候，海面就会被点点帆影占满。
没事的时候，我就在新西兰的码头看天上的云。不知它们是用什么颜料画出来的，缱绻于天空，像一个梦境。一朵云飘来，就挂在楼房的尖顶上，像一把棉花蓬松开。天空如泼了蓝墨水，蓝得让人眩晕。
海水如同绸缎，浪花也绣上花边。这根本不是我熟悉的生活，因为我没有触摸到，所以它显得那么遥远。任何东西一定要触摸到、参与到、接触到，你才会有感觉。就像你接触一个人似的，你接触不到他的体温，光凭着想象是无法认识他的。
我接触大海也是如此，我从没有上过帆船。到了船舱里边你才会发现，原来大海是脚下摇荡的感觉，是一种幽幽的腥味，是耳边隐隐约约的声响。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某种东西就被激发了，我所追求的那种浩荡的感觉，与大海的广阔胸怀产生了共鸣，我忽然想尝试一下去海上是什么感觉。
我隐约觉得，一个梦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