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关系的社会剖面中，妇女有着颇为特殊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性别生理和心理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妇女的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婚姻关系基本面貌的缩影。因此，勾勒其概貌，探究其底蕴，分析其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汉代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
一个多世纪之前，恩格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①。（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2页。）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妇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沦丧，是随着阶级压迫而进一步加深的。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已为大量的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资料所证实，因而对于考察阶级社会的婚姻关系，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更多考虑的是人类婚姻过程中的共性，而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妇女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地位亦会呈现出种种差异。汉代社会的妇女地位和家庭地位，正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进入封建社会的汉王朝，婚姻关系中男尊女卑倾向十分明显，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主流，并集中表现在下述六个方面。
第一，在家庭关系内部，在决定子女的婚姻上，父亲的权力大于母亲。
《汉书·高帝纪上》记载，吕公没有和吕媪商量，就把女儿许给刘邦。尽管吕媪非常不满，责问：“何自妄许与刘季？”但在遭到丈夫“此非儿女子所知”申斥之后，仍不得不把女儿嫁给刘邦。东汉时，甘公把女儿许给陶谦，其妻虽不同意，但也无济于事。①（①参见《后汉书·陶谦传》注引《吴书》。）迄今为止，尚找不到一个母亲的婚姻决定权大于父亲的事例。只有在父亲死后，母亲才有可能决定子女的婚姻。
第二，男子广蓄妻妾是官方承认的合法行为。②
②汉代是一夫多妻，抑或一夫一妻，学术界见解尚不一致。早年，吴景超先生认为，汉代是一夫多妻的社会（见《西汉的多妻家庭》，载《金陵学报》1卷1期，1931年5月）。今人亦颇采是说。依照民族学及社会学的概念，“一夫多妻”专指原始社会的一种婚姻现象：妻子与丈夫的婚姻关系是不稳定的，而且，这些妻子的地位无高下差异，尊卑区别，完全相当。而汉代社会的“一夫多妻”，实际上只是一夫多妻妾。诸妾的地位均比妻。低，“嫡庶之别”不仅在汉人观念中深深扎根，而且，得到法律强有力的支持。不分主从嫡庶之别、两个正妻并居的现象在晋代偶有所见，但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并且，最终为法律所否定。史载，西晋太康元年，东平王司马茂上言：东平相王昌之父王毖原本已娶妻，汉末三国时期，因与此妻音信隔绝，又另娶一妻，生王昌。王昌知前母已死，欲为之行正母之丧礼。对此，西晋朝中诸臣争执颇烈。有人提出：“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议宜更相为服。”但遭到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反对：“礼不二嫡，所以重正”，“未有遭变而二嫡”，“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专堂，两妇执祭，而同为之齐也”。最后，官司一直打到晋武帝那里。他认为有必要重申前朝（即汉代）之制，以正视听：“毖与前妻，终始永绝（即与前妻隔绝音信并与他人结婚，意味二人之间婚姻关系的断绝）。必义无两嫡，昌故不应制服也。”（《晋书·礼志中》）至于有的论者以恩格斯“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生活”的话为依据，则似过于拘泥于经典作家的遣词用语了。
汉代的一夫一妻制与进入阶级社会的其他民族的一夫一妻制一样，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不过，汉代也有自己的特点，即正妻之外的“妾”的名目十分繁多，上自皇帝，下到统治阶级的一般成员，都是如此（表5—1）。虽然其名称各异，但所处地位却基本相同：都是男子在正妻之后另娶的女子，其在家中地位比正妻低下。
关于中国古代的妻妾区别，还有某些误解。瞿同祖先生据古人关于“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话，指出：“妾是买来的，根本不能行婚姻之礼。”在汉代，虽有买婢为妾的现象，但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则是以聘财来娶妾。如《西京杂记》卷二：“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以为妾。”《后汉书·宗室四五三侯列传·赵孝王刘良》记载赵惠王刘乾聘娶小妻之事。而封建皇帝聘娶夫人妃子的钱财数量之巨，使人为之瞠目。由此可见，以财物“聘”或自己“奔”并非区别妻、妾的标准。正确的标准应是二人在家庭中的主从地位。
总之，由于“一夫多妻”概括统治阶级多妻妾的现象，是不严密的，容易引起误解，比较恰切的提法应是一夫多妻妾。
男子多妻妾主要风行于统治阶级中，平民中的富裕人家虽也偶见纳妾现象，但其数量往往很少，一般只有一人。总起来看，在人口众多的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当中，纳妾的人家是寥寥无几的。②
在统治阶级中，妻妾数目在不同阶层中亦有差异。一般而言，妻妾数目的多寡与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高下成正比。
皇族男性所纳妻妾数目，是各个阶层中最多的。《礼记·昏义》：“古者天子之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其中不无想象成分，但也可以看出，在先秦时代，最高统治者拥有的妻妾数目远远超过了一般贵族。从秦代开始，一直到东汉覆亡，天子后宫妃子、夫人及其他宫妃数目没有定制。秦始皇宫中宫女数目庞大，史载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①（①《史记·秦始皇本纪》。）直至刘邦入关中，所见“妇女以千数”②。（②《汉书·张良传》。）始皇子女数有二三十之人③，（③林剑鸣先生指出：“说秦始皇只有十二子是不正确的。二世兄弟姊妹至少有二三十人之多。”（《秦史稿》，4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足见其正后和妃子、夫人的数目了。西汉初年战乱未弭，后宫人数可能较秦始皇时为少，但也绝非如贡禹所说的，仅有“十余”人。④（④《汉书·贡禹传》载贡禹语云：“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按，贡禹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和汉武帝时作比较，以衬映出武帝时后宫人数太多之弊。因而，不可据以为信史。西汉初年，吕后曾赐诸侯王宫女各五人（《汉书·戚传上》往诸）。查吕后时，刘氏诸侯王有十一人，诸吕封王者有三人。可见，仅一（见）次遣侯（外）王宫中的皇宫女子，就有七十人.如果是时皇帝后宫中的宫女人数是被遣出者的十倍，则西汉初期，皇宫宫女约有七百余人。）延至武帝，骄奢纵逸之风弥漫统治阶级中，后宫人数激增：“武帝时，又多取妇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⑤（⑤《汉书·贡禹传》。）元、成、哀诸帝及王莽时效尤未改。《后汉书·刘玄传》云：“王莽败……宫女数千，备列后庭”。东汉时期，后宫女子人数并未稍减，而且，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这种现象也愈来愈烈。到桓、灵。二朝，至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⑥。（⑥《后汉书·皇后纪下》。）如西汉初年后宫人数以七百人计，则整个汉代后宫人数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
西汉时期，汉代皇帝后宫的设立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武帝之前。这时，后宫建置只是仿秦代而设：“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⑦。（⑦《汉书·外戚传上》。）第二阶段是武帝统治时期，呼应于政策上的好大喜功。在原有建制上，又设立了婕妤等四职，“各有爵位”。第三阶段是元帝统治时期，这时，新设立了“昭仪”的称号，其位在皇后之下和所有其他妃妾之上。此外还有五官等地位较低的人员，各享有一定的俸禄。
第四阶段是东汉时期。此时，后宫女职有了较大变化。《后汉书·皇后纪上》云：“及光武中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以后，又陆续补设了美人、宫人和采女，一共五等。而且，对后宫人员俸禄有了大幅度的削减，“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①。（①《后汉书·皇后纪上》。）但是宫女人数并未稍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人数渐次增加。
其实，就后宫嫔妃的生活来看，两汉同样的奢华，同样的靡贵。后宫女子终日衣锦绣，食粟肉；听丝乐钟鼓轻歌，观歌伎摇曳曼舞。正如时人所指出的：“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①（①《后汉书·陈蕃传》。）皇帝后宫人数的庞大，是刺激皇室大肆挥霍汉代社会财物的重要因素，亦是汉政权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
诸侯王也有许多妻妾。《汉书·景十三王传》载，中山靖王刘胜“为人乐酒好内”，其子有一百二十余人，其正妻及妃子人数当不会少于三四十人。燕王刘旦自杀，其“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②。（②《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贺有妻妾十六人。《盐铁论·散不足篇》则记诸侯妻妾“以百数”。东汉与西汉情形大致相同。故时人胡广建议最高当局对诸侯王妻妾数目规定出上限：“乃制设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过四十人。”③（③《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胡广语。）可见，汉代诸侯王拥有的妻妾人数有十数人至百余人不等，一般在三四十人左右。
高级官吏也往往妻妾满室。还在社会经济凋敝的西汉初期，丞相张苍即“妻妾以百数”④。（④《汉书·张苍传》。）武帝初年丞相田蚡“后房妇女以百数”⑤。（⑤《汉书·田蚡传》。）这些都是突出的例子。西汉后期，丞相史丹“后房妾数十。人”⑥。（⑥《汉书·史丹传》。）东汉时，一方面高级官吏竞相蓄妾，另一方面擅权朝政的宦官也不甘示弱：“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⑦（⑦《后汉书·宦者列传序》。）因此，高级官吏蓄妾的数目接近于诸侯王，最多者可达百余人，一般有十余人。这个数字也合于贤良文学的估价：“今，诸侯（妻妾）百数，卿大夫十数。”⑧（⑧《盐铁论·散不足篇》。）
中、小官吏及一般富户的妻妾人数远不如上述诸阶层多，一般在数人至十数人间。故史称“富者盈室”。西汉人枚皋之母是楚王侍中枚乘的小妻。侍中中郎将张彭祖“为其小妻所毒”....。有少数统治阶级成员只娶很少的妃妾，甚或在正妻之外不再聘娶女子，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生理缺陷。如胶西王刘端“为人贼戾，又阴痿”①。（①《史记·五宗世家》。）
二是个人兴趣转移至其他方面。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招之”。时人称其“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②。（②《汉书·景十三王传》。）
三是淡泊寡欲。东汉襄阳大姓庞德公，“夫妻相敬如宾……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③。（③《后汉书·逸民列传·庞公》。）
不同阶层男子多妻妾现象，一般是皇帝高于诸侯王，诸侯王高于普通官吏。但在特殊情况下，有的高级官吏多于诸侯王，有的诸侯王甚至多于皇帝。
妻妾之间的差异是如何决定的？在汉代一般是取决于入夫家的时间顺序。即先入夫家者为妻，后入者为妾。但也可以在下述情况下发生变化。首先，妻子被逐后，原来地位较为低下的妾可以上升为正妻。如曹操正妻丁夫人被废后，“遂以后（卞夫人———引者注）为继室”④。（④《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其次，由于妻妾双方家庭地位不同而出现妻妾易位。东汉末年，孙权先娶谢氏为妻，“爱幸有宠”。以后，又娶妃子徐氏。由于徐氏的家庭地位较谢氏高，孙权“令谢下之”，以徐氏为正妻。⑤（⑤参见《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再次，正妻与妾地位的置换，还与是否生育以及能否生男儿密切相关。这种情形在皇帝后妃中尤为突出。西汉时，景帝薄皇后、武帝陈皇后，虽然率先成为皇帝配偶，并被立为正后，但却因无子而把皇后的位置让给后入宫的嫔妃。最后，丈夫个人的主观意愿以及正妻与妾之间的争斗，也可以造成二者地位的转移。景帝夫人栗氏、王氏均有子，因栗氏先王氏入宫，景帝遂立其子为太子。后来，栗氏与王氏明争暗斗，纷扰后宫，而栗氏对景帝“言不逊”，引起景帝不满，终至改立王氏为正后。⑥（⑥参见《汉书·外戚传上》。）
统治阶级中男性成员多蓄妻妾的风气，给汉代社会生活造成了多种不良后果。
在汉代，妻与妾、妾与妾之间的矛盾是破坏家庭生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妻妾位置没有凝固化，具有一定的可变性，所以妾可以凭借有子或容貌出众来威胁正妻地位。而正妻对于妾也高度戒备，视若仇敌。妾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西汉广川王刘去之姬阳成昭信为了攀至后位，设计唆使刘去残杀了其幸姬王昭平、王地余及从婢三人。阳成昭信被立为王后，继续迫害刘去姬陶望卿和崔修成、荣爱，把荣爱“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爱死，支解以棘埋之”。而“诸幸于去者，昭信辄谮杀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长寿宫中。宫人畏之，莫敢复迕”①。（①《汉书·景十三王传》。）《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钟会为其母所撰之传云：钟会父钟由之妾孙氏甚为得宠，“摄嫡专家”，对钟由正妻已形成威胁，恰在此时，钟由的另一妾张氏以贤惠得到举家上下的好感。孙氏“心害其贤，数谗毁无所不至”，张氏怀孕后，孙氏“愈更嫉妒，乃置药食中，夫人中食，觉而吐之，瞑眩者数日”。其矛盾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一般来说，统治阶级成员的地位愈高、权势愈显赫，家庭内部妻妾矛盾所引起的后果也愈严重：在一般贵族，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暂时破裂和人命案的迭现；在诸侯王，严重者导致王位的被剥夺；而在封建皇帝，则可能造成政局上的混乱。所以，汉代有人反复论证“未有闺门治而天下乱者也”②。（②《汉书·谷永传》。）
统治阶级成员的多妻妾状况直接影响了下层人民的婚嫁。据人口学研究，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中，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一般是100∶102，即男性与女性数目大致相当。这样，社会中某一部分男性的多蓄妻妾，必然会破坏性别比的平衡状况，从而严重影响作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小农、佃农、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的婚配。正如当时人们所批评的那样：“内多怨女，外多旷夫”，“男或放死而无匹”③。（③《盐铁论·散不足篇》。）
统治阶级的多妻妾，使人口总的增长速度减慢，并形成统治阶级人口的增殖远高于普通人民的畸形人口增长。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成员多纳妻妾，其中的许多女子必然要中断生育过程，从而使得人口增长速度减慢。另一方面，在妻妾数以十余人、数十人乃至上百人计的皇族、贵族的官吏中，由于女子可育性和多育性大大增强，其人口增长速率便远远超过了被统治阶级。
朝廷官吏、贵族豪门家庭的子女数目多寡不一，许多人有六七个子女。如王莽时朔调连率（即太守）耿况有子6人，汉末大姓张允亦有子女6人。多者可达十余人，如东汉初司徒邓禹，有子13人，汉末虞翻有子11人。谨慎估计，朝廷官吏以及贵族大姓家庭一般每户有子女5人。
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汉代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存在早婚状况，每对夫妻的最高生育率从理论上讲是8人，但或口食不充，或医药不济，他们只能养育2~4个子女。汉代人所说的“五口之家”就反映了这种家庭人口结构。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江陵郑里家庭人口状况简牍，也提供了可靠的证明。②（②参见裘锡圭：《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册考释》，载《文物》，19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