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丈夫和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不同。
一般而言，整个家庭要以丈夫意志为轴心来旋转。西汉人王章上书言事，其妻惧祸，劝他“人当知足”。但王章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申斥说：“非女子所知也。”①（①《汉书·王章传》。）东汉人孟光与梁鸿结婚后，“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②（②《后汉书·独行列传·梁鸿》。）在西汉许多家庭中，妻子都把“能奉其夫”作为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
第四，在离婚权方面，男子的主导地位是颇为明显的。在汉代，男子弃妻有如下条件：
妻子对公婆有忤逆言行。
（2）妻子破坏家庭内部关系，如争财、分家、迫害前妻子。
（3）妻子对丈夫纳妾有不满的言行。③
③有的男子在以“妒”为理由逐妻后，还要为自己申辩。东汉人冯衍在逐妻后写给妻弟的信便是一篇表明“夫权中心”的绝妙文字：“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渺微，尚欲逾制。……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足尚在门。……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旧见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思。唯一婢，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却“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态。……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后汉书·冯衍传》注引《冯衍与妇弟任武达书》）
妻子无生育能力。
（5）妻子有偷窃行为，或偷家中财产，或窃他人之物。
（6）妻子家中有人犯法。
（7）妻子患有“恶疾”。
实则，这些“合法”理由，可以成为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用心不专的丈夫抛弃妻子、另寻新欢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由于这一原因，一些女子十分担心被丈夫抛弃。她们甚至在出嫁之时也要为此而啼泣，祈求自己不要碰到喜新厌旧的男人：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①（①《乐府诗集》卷四十一《白头吟》。）
第五，在夫妻双方承担的义务上，丈夫地位高于妻子。
服丧期间不得完婚，是汉代婚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禁忌。汉制规定，丈夫只是在其父、母及祖父、母等长辈直葬期间，才不能聘妻；而在妻子死后，丈夫可不必履行这类手续，即可娶后妻。但妻子的义务却是双重的：既要为公婆服丧，又要为丈夫服丧。倘若妻子不为丈夫服丧就改嫁，便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干涉。
妻子在丈夫死后，必须十分专心地进行服丧。而丈夫在妻子死后，只须有悲痛的表示就行了。东汉末人王龚妻死，王龚和儿子一起“并杖行服”，遭到时人讥讽。②（②参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张璠《汉纪》。）显然，王龚被世人嘲笑，是由于他在临妻丧时，十分庄重地为妻子行服，有失丈夫的身份。《风俗通义·愆礼》记述了当时普遍流行的看法：“俚语：‘妇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礼所与’。”即妻子在死后，不配享受同样的祭礼。
第六，对“夫”、“妻”名称注释和称谓折射出男尊女卑的现实。
对于“夫”、“妇”或“夫”、“妻”称谓的含义，先秦时人们的。看法，尚有分歧。③
③最初，“夫妇”或“夫妻”之意本无尊卑内涵。吕思勉先生曾有精当说明：“夫妇二字，习用之诂曰：‘夫，扶也。’‘妇，服也。’其意甚不平等。然非夫妇二字初诂也。夫妇之本义，盖为‘抱负’。其后引申为伴侣。何以言之？抱有夫义。抱负双声，夫妇亦双声。……《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之为和。’负阴而抱阳，犹言妇阴而夫阳；冲气以为和，则夫妇合，而生一子矣。”（《中国婚姻制度小史·释夫妇》，21页，上海，龙虎书店，1926）
到了汉代，分歧弥合了，人们看法趋于一致。时人认为，“妇”的意思是屈服顺从，而“夫”则指扶持。许慎在《说文》“妇”字条中说：“妇者，服也。”《白虎通义·释姓名章》更明确地指出：“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
妻则被解释成另一个谐音：“齐”字。但这并非说妻子在地位上与丈夫平等，而是要求“贞齐与夫”，“从一而择”；“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透过这类以音释义的汉代训诂学表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夫与妻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不同分量。④
④陈登原先生据《说文》十二下中“妻，妇与夫齐者也”认为，在汉代“男女平等，非但在名义方面，生活上亦平等，服装上亦平等”（《国史旧闻》第1分册，102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显然，这种看法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
丈夫和社会上其他人对妻子姓氏的称呼，也反映了这种状况。在汉代，妻子的姓往往被消掉，而代之以“某某（丈夫名）妻”。如“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①；（①《后汉书·列女传·鲍宣妻》。）“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②；（②《后汉书·列女传·王霸妻》。）“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赵孝之女也”③。（③《后汉书·列女传·周郁妻》。）
或者被丈夫的姓所取代，以表明妻子是属于丈夫家中的人。其基本格式是：
妻子姓名=丈夫之姓十妻子原名（或其他称呼）
如西汉初，吕后之母被称作“吕媪”，刘邦母被称为“刘媪”④；（④《汉书·高帝纪上》。）西汉中期人楼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楼护）。护身与昌公、妻与吕媪同食”⑤。（⑤《汉书·游侠传》。）西汉后期，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妹嫁与一姓司马的男子，婚后她遂被人们称为“司马君力”。⑥（⑥《汉书·杜周传》载：“会皇太后女弟司马君力与（杜）钦兄子私通”，苏林注谓：“字君力，为司马氏妇。”按，苏林之说是。是时当成帝朝，太后即成帝母、元帝皇后王政君。）东汉时人庞子夏之妻本名赵娥亲，在出嫁庞家后，则被人们习称为“庞娥亲”。⑦（⑦参见《三国志·魏书·庞淯传》及注引皇甫谧《列女传》。）
滥觞于汉代，流行于唐宋，影响于明清乃至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长期以来对已婚女子的称谓都带有这种歧视的性质。⑧（⑧宋、明、清时，女子出嫁夫家，外人即以夫姓来称呼她，此俗在当时野、杂史及笔记小说中屡屡见之。作为一种沉淀了的社会语言，现代中国的一些地区仍然保存这种称呼。如河南北部农村男子把妻子称为“屋里的”，外人则谓其妻“某人媳妇”（与汉代人称“某某妻”相类）。陕西关中地区则有两种称呼，一种与豫北相类，如丈夫姓张，则称为“老张家的”。第二种是以夫姓加妻子的其他称谓。如丈夫姓王，妻子或被称作“王嫂”，或被称作“王大姐”，或被称作“王婶”（与汉代人称“吕媪”、“刘媪”相类）。）汉代婚姻关系中的男女不平等，不同于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它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和封建的等级性。
在汉代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中，宗法制度相当严格。多妻妾的合理化、广泛化，以及封建伦理说教的丰富化，使妇女地位日渐趋于沦丧。崔寔的《四民月令》对东汉豪族地主阶级家庭里的男子和女子地位作了说明。如正月第一天（即元日），封建家族长要“躬率妻孥，洁祀祖祢……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奉，欣欣如也。”①（①《四民月令》“正月”条。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四十七辑本。）可见，在祭祀祖祢这个大型家族活动中，按照顺序是男子在前，女子在后。而“子妇”只能与“曾孙”并列，把身份下降到与晚辈男子平行的位置。
在小农、佃农、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的家庭中，妻子地位也低于丈夫。但是，由于妻子在生产劳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要比地主、官僚、商人家庭相对平等一些。
汉代在政治上是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家族是当时地位最高的家族，家族的成员，也理应比其他人地位更高。因此，在社会上重男轻女、家庭中夫尊妻卑的两汉时期，却出现了一种在表面上与之截然相反的婚姻结构：即与皇族女子缔结婚姻关系只能称为“尚”公主。关于“尚”的含义，颜师古的解释比较合理②，（②《汉书·张耳传》颜师古注云：“尚，犹配也。……训尚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公主尊，又非物类，不得以‘主掌’为辞。《禹贡》又云：‘诸侯则国人承公主。’既益知公主不得言主掌也。”）即有以卑事尊的意思。公主在家庭生活中的尊宠地位，还与其所受封建的侯位有关。后者从政治上为前者加系了一条保险绳。按照汉代规定，“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③（③《后汉书·皇后纪下》。）‘长公主’，仪服同藩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
对公主地位高于其丈夫的情形，受到了时人的不少指责，但是，并未能对现实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地位的尊贵，出身的显赫和身份的高不可攀，公主在家庭生活中骄横跋扈，对丈夫呼之若仆。东汉人阴丰尚郦邑公主，“公主骄妒，丰亦狷急”，最后，阴丰杀了公主。④（④参见《后汉书·阴识传》。）班始娶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阴城公主系当朝天子顺帝之姑，她“贵骄淫乱”，恣意妄为，竟“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班始“遂拔刃杀主”⑤。（⑤《后汉书·班超传》。）朝廷在处理这类婚姻纠纷案件时，往往偏袒公主一方。如阴丰杀郦邑公主，“被诛，父母当坐，皆自杀”。班始不仅自己身受腰斩之刑，而且其同产兄弟姊妹也因受连累而被“弃市”。由于这种缘故，当时政治和社会地位不高的统治阶级成员把与公主结亲视作畏途，找出种种理由婉绝婚姻缔结。东汉时，光武皇帝欲将公主嫁汝南郡太守主簿周嘉，“嘉称病笃，不肯当”①。（①《后汉书·独行列传·周嘉》。）尚书杨乔容貌雄伟，桓帝“诏妻以公主”，杨乔执意不从，以至绝食而死。②（②参见《后汉书·杨乔传》。）
但是，我们不能得出汉代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地位绝对低下的结论。上述的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个方面———尽管是最重要的方面。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汉代毕竟还是封建社会的初期发展阶段，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了另一个方面（尽管是次要方面）的存在：汉代妇女的地位，较之唐五代之后中国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的极为悲苦低下的处境，要好一些。这正是汉代妇女地位的时代特色。
在汉代，妻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主动地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这种行为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支持，并为法律所认可。③
③以往流行的观点否认汉代女子有主动离婚的权力。中国台湾学者李甲孚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的妇女生活》一书中指出：“古代的妻子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女子嫁了男人，像卖给了他一样，他不满意的时候，可以找出理由来把她送回娘家。这样被出的妻子，芳心虽碎，也不敢对丈夫有半点反抗。”（87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芬兰学者威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说：在古代早期中国（汉唐时），法律和舆论对妻子舍弃其夫，或要求与夫脱离关系的行为，都被视为不正当（王亚南译，22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国内学者也多持是议，认为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婚姻关系即形成两个特征：一是男子对妇女的压迫和统治，二是婚姻对于妇女的不可离异性（参见邓伟志、刘达临：《婚姻家庭立法》，载《社会》，1983（3））。这些说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作者在本书《汉代婚姻关系中的法律规定》一章中，对妇女离婚权作了详细讨论。
这些条件是：
丈夫操行不良。
（2）丈夫患有“恶疾”。
（3）丈夫家中贫困，难于共同生活。
（4）女方家庭与男方家庭矛盾尖锐。有些妇女在丈夫无理离婚时，表现出勇敢的反抗精神可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东汉时，大司徒袁隗不知男子黄允已婚，遂许以自己侄女。黄允为攀高门，乃“黜遣其妻夏侯氏”，夏侯氏对被当朝之相所欣赏的丈夫并不畏惧，她诡说聚会黄家宗亲与黄允告别，“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黄）允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痛快淋漓地回敬了行迹恶劣的丈夫。这一举动使袁隗亦甚尴尬，“遂绝婚事”。黄允也备受舆论讥讽，声名狼藉。①（①参见《后汉书·郭太传》。）这在后世是很罕见的。
书信作为情感表露工具和信息传递载体，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写信人与收信人地位的差异。在汉代，男子写给男子与男子写给女子（丈夫写给妻子）的信，在语言、格式、用词诸方面，没有明显差别。以下试举例予以说明。
在男子写给男子的信中，有如下实例：
（1）同僚之间的通信。由于同僚的社会地位比较接近，因此，在写信时的语气是不卑不亢的。如《汉书·司马迁传》收录的司马迁报任安（字州卿）书云：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仆非敢如是也。
（2）叔父写给侄子的信。由于辈分的缘故，叔父往往以长者的口吻对其侄讲话，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如《后汉书·马援传》收录的马援诫其兄子马严等书云：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
可资比较的则是丈夫写给妻子的信。《居延汉简甲乙编》简10·16A云：
宣（丈夫之名———引者注）伏地再拜请：
幼孙少妇（妻子之名———引者注），足下甚苦塞上暑时，愿幼孙少妇足以强食，慎塞上（暑时）。宣幸得幼孙力，过行边，毋它急。
上面所引几封信中的“再拜言”、“再拜请”和“叩头幸甚”之类的话，是汉代人写信时习用的套语，并不真的表明写信者一定要伏地叩头，以至于一拜再拜。然而，这种套语不仅用在同僚之间的信件往来上，也用在丈夫给妻子书信上，这不能不是当时妇女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反映。如果把宣写给其妻幼孙的信与马援诫兄子书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丈夫给妻子的信：柔情似水，地位有某种相近之处；马援给其侄子的信：地位高高在上，口吻严厉，不容对方分辩。这一情形至少可以说明，在两汉时期的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地位的差异，绝不比叔与侄之间的差异更大。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丈夫给妻子的信中是绝不会用“再拜请”之类的词语了。
有汉一代，在决定子女的婚姻权力上，母亲固然比不上父亲，但却远远超过了儿子。同时，女儿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决定自己婚姻的权力。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妇女的地位。
汉代的家庭结构主要包括两个类型：“复合家庭”和“核心家庭”。其基本结构乃是“复合家庭”，由祖父母、父母、子女构成；“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子女构成。
由于汉代人的平均寿命比较短暂，所以核心家庭更为普遍。当时，在一个“核心家庭”中的婚姻决定权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父亲对子女的婚姻决定权。一家之父被汉代人视为“巨也，家长率教者”①。（①《说文》“又”部。）因此，其决定权是最具权威性的。
第二层次：父亲不在世，母亲则掌握着最大的决定权力，而子女对母亲的有关决定，通常是不敢忤逆的。《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母对儿子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的话，以及焦仲卿遵循母亲旨意与妻子刘兰芝离婚，正反映了这一情形。
第三层次：如父、母亲都不在世，兄、姊则有决定弟、妹婚姻权力。如东汉末年，孙坚自作主张“以妹妻（徐真———引者注）”②。（②《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汉铙歌十八曲·有所思》也描述青年男女相会，但畏惧兄嫂发现的心理状态：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君绝！
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
…………
东方须臾高知之。③（③《乐府诗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