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夫、妻之间关系上，王符提出了“平”和“恭”两个范畴。他认为，一个家庭能否稳定和谐，主要看丈夫的表现。而丈夫的个人品德在其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既反对丈夫对内不行“平”，“内偏颇于妻子”，对妻子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也反对对内不行“恭”，“内慢易于妻子”，对妻子肆意詈骂，甚或殴打。而要对妻子既“平”又“恭”。在汉代，绝大多数思想家都主张“夫为妻纲”，而王符却明确提出，丈夫不能“慢易”妻子。“平”、“恭”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但其中却有平等的因素，这是很可贵的观点。
总起来说，王符的婚姻思想瑕瑜互现，而进步思想是其主导方面。
论述皇族婚姻的东汉政论家的思想
东汉后期，外戚专权与宦官操纵朝纲走马灯似的交替无已。生活在这个氛围中的皇族、贵族纵欲声色，荒淫腐朽。因而，从东汉中期开始，许多政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皇族婚姻。特别是皇帝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广泛论述。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限制皇帝后、妃以及外戚的政治权力。
李固①（①李固（公元94—147年），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是东汉时知识分子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上书力陈外戚、宦官干乱朝政的“劣行”，故为宦官集团所不容。桓帝时，又遭外戚嫉恨，终为梁冀所诬杀。）认为，应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使“权击外戚，政归国家”②。（②《后汉书·李固传》。）崔琦③（③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东汉后期名族，主要活动于桓帝朝，因对梁冀颇多讥讽，遂为之所杀。）在《外戚箴》中引史据典，告诫朝廷不要任用外戚，宠任后、妃：“赫赫外戚，华宠煌煌。”“晋国之难，祸起于丽。惟家之索，牝鸡之晨。”④（④《后汉书·文苑列传上·崔琦》。）杨震⑤（⑤杨震（？—公元124年），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东汉中后期名族，以“关西孔子”称誉于时。历任司徒、太尉等要职。为官清廉，是东汉后期的进步政论家。因打击宦官樊丰等人，被迫饮药自杀。）则从“男尊女卑”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反对皇帝后、妃参与政事：“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也。《易》曰：‘无悠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⑥（⑥《后汉书·杨震传》。）
第二，主张裁减皇帝后宫人数。
桓、灵时期，后宫嫔妃宫女人数达五六千人之多，这一状况引起了东汉政论家的严重关注。刘瑜⑦（⑦刘瑜，字季节，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主要活动于桓帝朝。曾撰写八千余言议论政事，为宦官所嫉恨。因与窦武议诛宦官，事发被害，其著述被朝廷“以为讹言”，“悉焚”。）说，皇帝后宫女子太多，会使国家耗资破财，造成巨大浪费：“今女嬖令色，充积闺帷……此国之费也，生之伤也”⑧。（⑧《后汉书·刘瑜传》。）郎⑨（⑨郎，字稚先。北海安丘（今山东安丘）人。主要活动于顺、冲、质、桓四朝。与当时的进步政论家黄琼、李固过从甚密。）则认为。桓帝没有子嗣是因为多收召宫女，惹怒苍天所致。他上书陈事，第四条建议便是告诫皇帝遣发后宫之女：“今陛下，以违天意，故皇胤多夭，嗣体莫寄。”要改变这种情形，应“简出宫女，恣其姻缘”，使其完婚。李云也有类似观点。
荀爽还谈到减少宫女人数对国家的五个方面的好处：“一曰通怨旷，和阴阳；二曰省财用，实府藏；三曰修礼制，绥眉寿；四曰配阳施，祈螽斯；五曰宽役赋，安黎民。此诚国家之私利，天人之大福也。”①（①《后汉书·荀爽传》。）应当说，荀爽论述中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五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第三，主张慎选后、妃，施以德教。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皇帝后、妃专权，东汉政论家普遍认为遴选后妃要特别注重她们“德行”。李云尤主张谨慎地选择皇后：“皇后天下母，德配坤灵。得其人则五氏来备，不得其人则地动摇宫”②。（②后汉书·李云传》。）皇甫规③（③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主要活动于桓帝时。）则提出了进行教化的设想。他认为后宫妃女必须贞淑有德：
“煌后妃，女是闲。穆穆夫人，爰采洁蘩。”④（④⑤《全后汉文》卷六十一皇甫规《女师箴》。）对于皇帝、对于师、对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都应有不同的礼节和行为规范：“师礼莫违，而神罔时怨。”“咨尔庶妃，銮路斯迈，战战兢兢，厉省盘带。”“动若顺流，应如发机。奉上唯敬，抚下唯慈。”⑤（④⑤《全后汉文》卷六十一皇甫规《女师箴》。）
《太平经》中的婚姻思想
据《后汉书·郎传》载，《太平经》是东汉人于吉所得“神书”⑥，（⑥《太平经》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一是西汉成帝时人甘忠可所撰《天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一是东汉末年人于吉所著《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一是东汉末年人张道陵所写《太平洞极经》一百四十四卷。这三种类型的《太平经》，在主旨、内容及体例上，各不相同。而今本的《太平经》，乃是《太平清领书》的遗本。）号《太平清领书》。这本书在东汉后期影响很大。但它的婚姻观却不大为论者重视，所以有必要对其婚姻思想作一番剖析。
《太平经》是道教早期著作，其中很自然地带上了浓郁的阴阳五行观念色彩，并受到当时盛行的图谶和方术的影响。因而，《太平经》关于婚姻关系的论述，也深深打上了这类观念的印记。《太平经》认为，男子为阳为贵，女子为阴为卑。由于阳尊阴卑，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程度也不能相等：“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过父。”而且，由此决定，女子也不能当政专家：“女子专家，兵革爆起，奸邪成党”⑦。（⑦《太平经·事死不得过生法》。）《太平经》认为，按照“天法”，阳数为奇为一，阴数为偶为二。因此，一阳需要二阴来配合：“二阴当共事一阳，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①（①②③《太平经·分别贫富法》。）《太平经》的这种说法，为社会上一夫多妻妾的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太平经》把人世间的多妻妾现实与“天法”中的“二阴事一阳”理论，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了儒家伦理说教难以起到的作用。
另一方面，《太平经》的婚姻思想中亦有某些进步的内容。
虐杀女婴是很早时就存在的恶习。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中就有“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之语。降至东汉后期，虐杀女婴的现象更为严重。《太平经》激烈地反对当时存在的虐杀女婴的行径，抨击了“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的野蛮行为。然而，《太平经》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批评上，它分析了虐杀女婴的社会原因，指出：“凡人少小之时，父母自怨苦”，下层人民经济困苦的状况，是夫妻婚后不养女子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时人普遍认为，男子与女子体质上存在较大差距。男子筋骨强健，长大成人后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女子则“不足筋力以养有余也，名为‘逆政’。少者还愁苦老者，无益其父母，父母故多杀之也”②。（①②③《太平经·分别贫富法》。）可以看出，《太平经》的分析是中肯和有见地的。
进而，《太平经》又指出虐杀女婴导致的严重后果。它说，如果一家杀害一个女婴，甚至于“有妊之来出生者，反就伤之者”，这就会导致女婴的大量死亡，破坏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并造成“男多而女少不足”的局面。不唯如此，虐杀女婴还阻碍了婚姻行为的完成，严重影响了人口的增殖：“夫男者乃承天统，女者承地统；今乃断绝地统，令使不得复相传生，其后多出绝灭无后也。”③（①②③《太平经·分别贫富法》。）
为了消除世人的疑虑，《太平经》还论及了女子的优越之处。《太平经》指出，女子身体和男子身体是一样的，“头目面耳支体，俱与男子等耳”，而且，“其好善尚乃或好于男子”④，（④《太平经·阳尊阴卑诀》。）因此，女子同样和男子具有“天性自然之术”，有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说女子“无益其父母”，而将其加以杀害是违反“天性”的。⑤（⑤参见《太平经·分别贫富法》。）
还在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对杀害女婴的社会现象相当注意。但是，当时是以肯定甚或赞许的口吻去评价和认识这种现象的，韩非子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妊，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①（①《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与《太平经》，一个力图说明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另
一个严厉谴责这一恶习；一个解释父母杀女的情有可原，另一个则批评父母杀女悖逆“天性”。二者孰高孰下，是不言自明的。《太平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揭起了反对杀害女婴之论，不仅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且给后世以有益影响。
在论述“贞”的问题时，《太平经》亦不流于俗。它认为，“贞”的标准是：“少情欲，不妄为”。这与传统观念中，把“贞”视为女子“守节”大相径庭。《太平经》又提出，“贞”的约束力量不仅适用于女子，也适用于男子。而“贞男”和“贞女”一样都应受到彰扬。②（②参见《太平经·一男二女法》。）《太平经》在女子“贞节”观念开始兴起的东汉时期，高唱反调，没有给女子以“不事二夫”的规定，反而提出“贞”应是男女双方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这是进步的观念。
综合上述三节的论述，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婚姻思想的内容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多指向的。其中的许多进步观念在中国古代婚姻思想史上都是首次提出，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最早或较早的。这些观念是：
反对婚姻攀高门、结权贵以及联姻。西汉贾谊、东汉王符对此进行论述。
（2）反对婚嫁时的铺张浪费。西汉的贤良文学、王吉和东汉王符对此进行论述。
（3）反对统治阶级成员广蓄妻妾。西汉的董仲舒、贡禹和东汉王符对此进行论述。
（4）反对早婚，提倡晚婚。西汉的王吉对此进行论述。
（5）反对虐杀女婴。东汉《太平经》对此进行论述。
（6）男性和女性均应遵循“贞”行。《太平经》对此进行论述。贵族男子的多妻妾现象，在与汉代同时的罗马地区中十分普遍：“萨拉有五妻，恺撒有四妻，庞培有五妻，安多尼有四妻。”③（③[英]威尔德：《古代文化史》，279页。）但却无人对此提出指责，更遑论作出有分量的分析了。
婚嫁铺张浪费的风习在罗马地区也广泛存在，但是，并没有思想家、政论家对此提出批评。杀害女婴的情形，在公元前一、二世纪至公元一、二世纪的希腊地区，更是屡见不鲜，分布广泛：
而女孩之被弃者尤多。某喜剧家言曰：“若所生为男，则父母虽至穷，亦必养之、教之；若其所生为女，则虽父母至富，亦多遗弃之焉。”①（①[英]威尔德：《古代文化史》，150页。）然而，这些地区贤士、哲人，却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与
此相比，汉代思想家的见识是令人钦佩的。
汉代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察觉到这些社会弊端，一方面，固然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有为的积极意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渊源于儒家倡导的“中庸”观念，即，任何一个事物都应处在恰当的、不偏不倚的位置之上。且看汉代思想家对某些不良的婚嫁风气是如何论述的：他们严厉指责统治阶级成员广蓄妻妾，但只是要求从数量上进行限制和压缩，并没有主张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现象，因为这样做将妨碍子嗣的繁育；他们坚决反对婚嫁铺张，同时却又认为“婚嫁，人之大伦”，因而在完婚时有一些物质享受是必要的，合理的；他们主张应从人的身体健康和后代发育考虑，不要过早结婚，但并不赞同男子和女子在过晚的年龄完婚。因此，整个婚嫁过程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人们尽可以畅谈男娶女嫁，但却较少触及具体的性活动（只有在“道家者流”的“房中术”中，才见到形诸笔墨的表述，但这种具有神秘内容的意识已与一般社会思想大异其趣）。在汉代人的眼中，婚嫁关系的主题曲无疑是庄严肃穆的奏鸣乐，而不是轻佻的谐谑曲。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京兆尹张敞“为妇画眉”，而被“有司以奏”之事。②（②参见《汉书·张敞传》。）
既有相异，也有共同之点。无论是进步的抑或保守的婚姻思想，都从理论上继承了“食色，性也”的先秦儒家思想，将其与“格尽厥孝”的义务紧紧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婚嫁视为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宋明理学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观念有所不同，更与把婚嫁视为一种“罪恶”行为的古代希腊某些地区有颇大差别，也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宗教观念肆行，许多人受其影响而离世绝俗、独身终生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汉代思想家的这类主张，在两汉时期十分流行，浸润着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奴婢阶层。一些蛰居荒山的“隐士”也与西方的“隐者”不同，尽管在政治上他们自视清高，不愿与“浊世”合流，但却都娶妻生子，过着与社会世俗之人无异的家庭生活。如西汉末年的著名隐者向长，不仅自己娶妻，而且还为其子女“娶嫁”。①（①参见《后汉书·逸民列传·向长》。）个别因生活挫折导致心理异常的人，在别人劝说之下，也娶妻生子。据《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注引《晋阳秋》：东汉末，河内太守李敏避祸出逃，其子痛哀不已，由于寻父不见，“出塞，越二十余年不娶”。后来，友人徐邈告诫他：“不孝莫大于无后，何可终身不娶乎？”此人遂改变了不婚的初衷，“娶妻”完婚。这一切不都与强调婚嫁的重要性的思想理论密切有关吗？
婚神之谱：一种淡淡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