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汉代婚姻家庭稳定的因素
汉代婚姻家庭关系并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社会体系，它受着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了时间上的波动。下述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打破婚姻关系相对平衡稳定的状况，使之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
第一，从整体角度看，汉代婚姻关系稳定平衡与否，与全社会的治乱相关系数最高。总起来看，两汉时期婚姻关系相对稳定阶段有如下三个时期：
（1）西汉前期（公元前189—前104年）即以汉惠帝颁令女子早婚之年为始点，迄于汉武帝太初年之前。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家庭关系开始稳定，婚姻关系亦有了很大程度的调整，适龄青年男女的完婚率是很高的。以此为前提和契机，迎来了汉代人口的第一个增殖高峰期：百姓新离困苦，“人欲长幼养老”①，（①《汉书·刑法志》。）“故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②，（②《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人民“衣食滋殖”③。（③④《汉书·食货志上》。）
（2）西汉后期（公元前86—前33年），包括汉昭帝、汉宣帝和汉元帝三朝武帝后期，西汉国运一度中衰，关东出现的大量流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居，严重影响了这一部分人口的婚姻状况。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④（③④《汉书·食货志上》。）
昭帝即位后，统治阶级进一步修改调整了国策，使西汉王朝转危为安，并进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繁荣局面。原先在关东诸地遭到破坏的婚姻结构，又趋于平衡和稳定，“百姓安土，岁数丰稔”有益于家庭婚姻关系；而成婚率提高，又有助于人口的增殖，并由此导致“田野益广颇有畜积”的经济状况。西汉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便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元帝之后，西汉王朝步步走向颓途：土地兼并更为剧烈，豪族地主开始崛起，朝政腐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宁。史称：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①（①《汉书·贾捐之传》。）
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②（②《汉书·孔光传》。）
王莽即位，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他改制处处循古，反而加剧了社会动荡，以至于“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③。（③《后汉书·冯衍传》。）许多违犯王莽币制的人家，遭到改婚他家之厄运：“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④（④《汉书·王莽传下》。）广大人民以及一部分统治阶级成员婚姻家庭结构，犹如波涛中的片片小舟，受到了一个又一个巨浪的持续的猛烈冲击和震撼，长达数十年之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东汉初年。
（3）东汉前期（公元58—168年），包括明、章、和、殇、安、顺帝诸朝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但在东汉第一代天子光武帝刘秀统治期间，国内战争仍未停息，由于战乱而沦为下妻、小妻的已婚女子，为数尚多，家庭破裂的比率亦甚高。所以，刘秀在建武二年（公元26年）颁诏云：“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⑤（⑤《后汉书·光武纪上》。）从明帝时开始，东汉社会渐趋稳定，“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隶服，户口滋殖焉”⑥。（⑥《后汉书·明帝纪》。）此文虽有夸饰之处，但从明帝到顺帝时的人口逐年增长当是事实无疑，这一状况便是在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出现的。
顺帝朝的结束，预示着东汉统治的衰落。但导致衰落的原因则与西汉有所不同。从东汉中期开始，在洛阳、南阳、颍川地区、关中地区、巴蜀地区和齐鲁地区，豪族地主庄园鳞次栉比，许多原来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民在土地兼并的剧烈震荡中，沦为“僮仆”、“奴客”、“客”、“徒附”等依附农民，受到的压迫加剧了。与此同时，在朝廷中，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开始公开化，宦官、外戚、官僚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到了桓帝朝后期，“党锢”大兴，知识阶层力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社会的动荡不宁，进而破坏了婚姻关系的稳定。这种破坏力的强度远远超过了家庭、婚姻内部的某些自身瓦解因素。它从诸多方面对婚姻结构的稳定性产生了干扰和破坏作用。毋宁说，在两汉时期及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这也是破坏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
首先，家庭成员往往由于动乱而流离失散。在一场战争中，父、夫被杀，妻、女被掳是十分普遍的事情。秦末，项羽率军入关后，尽掳秦宫女而去。①（①参见《史记·项羽本纪》。）新朝后期，朝政日败，朝令夕改的政令和各级官吏的盘剥，加剧了社会的混乱。“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②（②《汉书·王莽传下》。）凄苦之情，可想而知。在反王莽军事活动中，各种武装军纪败坏，时人冯衍谴责说：这些人“逆人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③。（③《后汉书·冯衍传》。）到东汉末年，战乱再起。董卓率军入关中，“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④。（④《三国志·魏书·董卓传》。）甚至许多统治阶级成员也难逃其劫。如世为“衣冠大族”的南阳人朱晖，为战乱所迫，与其外氏家属逃往宛城，途遇“群盗”，以“白刃劫诸妇女”⑤。（⑤《后汉书·朱晖传》。）两汉四百年，约有五十年的时间是这种“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大动荡与大劫掠，造成了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正如贾捐之所指出的：“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⑥（⑥《汉书·贾捐之传》。）
其次，大量征发兵役和徭役从另一侧面影响了婚姻结构的状定。汉制，成年男子要服一定时间的兵役和徭役。随着战争出现，兵役和徭役的征发便愈加频繁，从而导致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出现振荡。西汉中期，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力谏不要出兵征发南越：“历岁经年，则士率疲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帛。丁壮从军，老弱转饷”，从而使父子、夫妇“不得相保”。刘安的这段话是有感于汉初兵旅频发（如高帝时平定诸侯王、吕后时征讨南越）而发的。到东汉初年，兵役繁重，以至于“士卒烦碎……暴师外营，经历三时。内有怨女，外有旷夫”①。（①《续汉书·五行志一》刘昭注引方储《对策》。）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由于动乱时间更长，统治阶级滥征徭役更剧，婚姻关系所受的破坏程度也更大。吴人陆凯曾上书孙皓：“今则不然，夫妇生离，夫故作役，儿从后死，家为空户。”②（②《三国志·吴书·陆凯传》。）有的男子，甚至今夜成婚，明日便长别妻子去服徭役。汉末三国人徐幹在《于清河见挽船士与新娶妻别》一诗中，用纪实的笔法，描述了这一凄凉悲惋的人间惨状：
与君新结婚，宿昔当别离。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③（③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三。）
社会的动荡不宁和战乱频仍，还强化了“出世”、“隐居”意识，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与古代西方和古代印度不同，汉代人隐居并非因宗教的缘故，除去个别人欲以此抬高自己身价，博取名利，大多数是不堪忍受动乱的折磨。如王莽末年，“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④。（④《后汉书·逸民列传序》。）在见诸史册的东汉时期隐居山泽的逸民中，在战乱时期因避祸而隐居者19人，占总人数的91%。⑤（⑤参见《后汉书·逸民列传》及李贤注引诸家《后汉书》。）
如果我们把局部地区性的婚姻关系受到破坏作为I度混乱，把全国性的婚姻关系受到破坏作为Ⅱ度混乱，在汉代婚姻结构的动态演变上，便形成了变化曲线，社会的整体性稳定与婚姻结构的稳定具有相应的函数关系，它们属于回归模型中的正线性关系。在这种线性关系模型中，因变量（即婚姻结构）随着自变量（即社会结构）的增减而相应地增减，二者变化的频度、幅度和强度都呈同步状态。
第二，统治阶级成员腐朽荒淫生活对婚姻关系稳定的破坏。
如本书第五章详细论述，汉代封建统治者在正妻之外大量纳妾，从而导致广大下层人民有偶率的下降。许多男子无法完婚，有的甚至皓发白首而“无匹”。一般而言，在汉代相对稳定时期中，影响结婚率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统治者的多妻妾风习。
需要强调的是，许多统治阶级成员在大量娶妻纳妾、从而干扰小农和平民的婚姻完成之外，还霸占已婚人家之妻，从而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人民正常的家庭生活。从西汉到东汉的四百年间，统治者依仗手中权势掠夺人妻的情况，一直没有停止。其中，诸侯王是为害较甚的阶层。正如史书所说：“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①（①《汉书·景十三王传》。）如西汉土军式侯宣生，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与人妻奸”②。（②《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庸釐谈侯刘端，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强奸人妻”③。（③《汉书·王子侯表下》。）有的豪族大家、高官显贵家中的豪奴也纵横街巷乡间，霸占人妻。东汉时，外戚窦宪把持朝政，窦氏家族的奴客仆从，“依倚形势……妻略妇女”④。（④《后汉书·窦融传》。）更有甚者，随着十常侍等宦官集团的兴起⑤，一些已丧失生殖能力的宦官也仿效外戚、豪族，强夺民女，“威侮良家，取女闭子”①，（①《后汉书·周举传》。）“虏夺良人，妻略妇子”②。遭到祸害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一些小官吏也难逃其祸。如东汉桓帝时，宦官曹节之弟曹破石任越骑校尉，“越骑营五百（军官名）妻有美色，破石从求之，五百不敢违，妻执意不肯行，遂自杀”③。（③《后汉书·宦者列传》。）
⑤“十常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宦官集团。但是，史家对于“十常侍”有多少人，是哪些人，历来意见纷纭。这里依据有关史实，试作一释。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后，东汉政府内一片混乱。郎中张钧上书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宣斩十常侍头。”这是时人首次明确提出当时存在着“十常侍”集团。汉灵帝读了张钧的奏折后大为不满，他说：“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由此看来，东汉末年人对“十常侍”所指是很清楚的。
然而，到了宋代，司马光对“十常侍”提出了疑问：“范书《宦者传》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十常侍。未详。”（见《资治通鉴》卷五八所收司马光《考异》）胡三省认为“十常侍”是由下述十二人组成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而“言十常侍，举其大数也”（见《资治通鉴》卷五八胡注）。后人大都从胡三省之说。
查胡说之据，系《后汉书·宦者列传》中的一段话：“是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不过，以这段文字为据，说明十常侍是张让等十二人，是有问题的。首先，从这段记述中并不能看出这十二人就是“十常侍”。其次，东汉初年，宦官尚无定员。至明帝永平年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定员四人。东汉中期，宦官郑众在铲除窦宪集团中立了大功，“于是中官始盛焉”；而“中常侍至有十人”。此后，十人成了中常侍一职的法定员数。说东汉末年有十二人担任中常侍是范晔的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