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上看，这一态势与两汉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调整与变动相一致。在西汉前期，在反秦斗争的刀光剑影中厮杀拼搏出来的、凭借军功占有土地的庶族地主在统治机体中发挥着极大作用，如季布原为任侠之人，栾布曾“卖庸于齐”，王陵系沛县一“豪”，周勃“以织薄曲为生”，樊哙“以屠狗为事”，灌婴“睢阳贩缯者”②。（②季布事见《史记·季布列传》。栾布事见《汉书·栾布传》。王陵事见《汉书·王陵传》。周勃事见《汉书·周勃传》。樊哙事见《汉书·樊哙传》。灌婴事见《汉书·灌婴传》。）一直到西汉中期，在官吏的仕进制度上，等级性并不很强。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汉武帝的用人原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③（③《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根据《汉书》各传，西汉时期有较详细事迹的政员有215人，其中，出身于权贵大族的有46人，约占总数的21%；出身于低级官吏者有19人，约占总数的9%；出身于“素食”、“布衣”家庭者（包括非身份性地主和一些小农、城市平民）有150人，约占总数的70%。这说明，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尚未占据绝对优势。
西汉宣、元时期开始，庶族地主逐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豪族地主。豪族的主体，正是西汉前期庶族地主的后裔。祖辈高贵地位的长期延续，祖辈荣誉的不断积淀，以及以土地兼并为主要标志的财富的大量积聚，使得子孙之辈与其先人不能同日而语了。东汉政权就是在豪族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①。（①统计数字来源于下述史料：《汉书》：《王莽传》、《翟方进传》；《后汉书》：《光武纪》、《公孙述传》、《冯异传》、《邓禹传》、《祭遵传》、《郭伋传》、《寇恂传》、《景丹传》、《刘盆子传》、《吴汉传》、《刘玄传》、《岑彭传》、《刘永传》、《任光传》、《卢芳传》、《马武传》、《陈俊传》。）
较之庶族地主，豪族地主具有若干特征。首先，豪族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大大超过了庶族地主，从而形成了“膏田满野”、“田连千顷”的封建田庄。同时，他们还兼营商业，在商品流通中牟取暴利，使自己拥有远非庶族地主所能相比的经济实力：“累巨亿之资，户地侔封君之土。”②（②《全后汉文》卷四十六崔寔《政论》。）其次，豪族地主的政治地位显著增强，并带有门阀色彩。还在东汉初期，选官从政已要着重考察其门第。汉末人傅幹指出：“世祖之兴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统，二曰形相多异表，三曰体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言语、政事、文学之士咸尽其材，致之宰相；权勇毕力于征伐，搢绅悉心于左右。此其所以成大业也。”③（③《艺文类聚》卷十傅幹《王命叙》。）其后，豪族地主进一步垄断察举征辟制度，为官从政者基本都是豪族地主阶层的成员，有的大豪族地主甚至“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再次，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在豪族地主身上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豪族地主大都聚族而居，家族之长和族中成员之间的统治与服从关系，同“敬上慈下”的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家兵”和“部曲”这类私人武装也随之产生。由于豪族地主的这些特点，东汉时期出现了更加顽强、更为广泛的封建宗法势力。《白虎通义》提倡的“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三纲六纪”说教④，（④参见《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为官方所大肆宣扬。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在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的影响作用下，东汉时期婚姻关系形成过程中的等级性比西汉时期大大强化了。
第四，从一般性的意义上说，婚姻缔结时的等级状况，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所共有的现象，但是，“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⑤。（⑤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3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另一方面，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等级状况也不尽相同，从而带有各自时代的特色。
较之后代，汉代婚姻关系缔结时的等级性不如两晋南北朝时严格。这首先取决于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面貌。两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统治阶级中的门阀等级制度已达到空前凝固化的程度。不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颇为严格的等级界限。这一状况在婚姻家庭关系上有着显著反映。
其一，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士”、“庶”之分相当严格，故时人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①。（①《宋书·王弘传》。）士族“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②。（②《文苑英华》卷七六〇牛希《寒素论》。）即使庶族资产丰殷，或政治地位显赫，士族也不与之通婚。同时，避免低门血统的混入，也是限制士庶通婚的重要原因。因此，家族门第、本人出身成为通婚的唯一标准。故史称：“诸尚主者，并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③（③《南史·褚裕之传附裕之兄子褚湛之》。）在东晋南朝，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大姓或彼此之间通婚，或与会稽大姓孔、魏、虞、谢结亲。南、北士族之间还存在强烈的地区性对立。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大士族藐视和厌恶北方地区的大士族，晋室南渡后，北方大士族的几次认同尝试，都遭到失败：“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陆）玩。玩对曰：‘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④（④《晋书·陆晔传附弟陆玩》。）
西晋末年，北方诸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一个短时期内，淡化了北方地区的门阀等级婚姻。但至北魏时期，迅速汉化的鲜卑贵族适应并肯定了中原地区的等级婚制度。北魏政府用诏令形式，使等级婚姻具有某种法律上的意义：“婚姻者，人道之始。比者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赂，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择选。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肺腑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⑤（⑤《北史·魏本纪二》。）孝文帝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规定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通婚。至此，北方地区统治阶级内部，“高卑出身，恒有常分”⑥。（⑥《魏书·韩麒麟传》。）山东地区的大姓———崔、卢、郑、王、赵，关中和河东地区大姓———韦、裴、柳、薛、杨、杜等彼此通婚，或与鲜卑“八姓”———穆、陆、贺、刘、楼、于等结亲。
其二，当时，选官从政要察看婚姻状况。北魏时，“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①。（①《魏书·韩麒麟传》。）可见这较之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又深入了一步，婚姻状况与本人资历同样重要，违反等级性的婚姻则有可能对宦途产生不利影响。
其三，当时，社会舆论广泛支持等级婚制，偶与庶族通婚士人必遭社会上层一致非议，婚姻当事人及其全家都要声名狼藉，甚至被排除出士族之外。杨佺期婚嫁不检，“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②。（②《晋书·杨佺期传》。）东晋大姓王源嫁女于庶族满氏，引起了满朝的轩然大波，沈约立即上表弹劾王源：“源虽人品廉陋，胄实参华……而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王、满联姻，寔骇物听……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③（③《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这类状况在汉代是不曾出现的。
其次，从社会心理角度看，汉代人择偶的若干心态定向对汉代等级婚姻状况产生了一定影响。
汉代某些人把相貌放在择偶的重要条件之列。汉代叙事长诗《焦仲卿妻》描述焦仲卿母亲为子所定之妻有着理想的相貌：“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④（④《乐府诗集》卷七十三。）如果婚嫁时把相貌放在无足轻重位置上，则要受到人们讥笑。《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载，诸葛亮娶黄承彦女，而此女“黄头黑面”，于是“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仿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但过于重视相貌，有时便冲淡了等级色彩。如西汉时人卓文君是巨商卓王孙之女，司马相如则是一介落魄书生，“家徒四壁立”。然而，卓文君却因司马相如容貌“甚都”，举止“雍容闲雅”而与之私奔。⑤（⑤《汉书·司马相如传上》颜师古注：“都，闲美之容也。”）汉代皇帝立出身微贱的女子为后妃和夫人，也都是由于这些女子有着丽容秀貌或善舞。⑥（⑥参见《汉书·外戚传》。）
才能是汉代人所看重的另一项标准。
在汉代，女方家庭在这方面的要求往往超过了男方家庭。究其原因，是时妇女虽然能从事一定范围内的生产劳动和其他活动，但总起来看，在从事职业的范围上，以及所承担的家庭收入量上，女子均无法与男子相比。所以，女方家庭在择婿时，也就考虑到男方的各种“才能”，以便女儿成家后能有所依靠。
由于阶层的不同和职业的差异，汉代人对于“才能”的理解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小农阶层普遍希求的是善于“力稼穑”，即勤于务农之人；手工业者阶层对于制造器具的能力看得较重；商贾阶层倾向于经商的本事；官吏阶层则要求具有“精吏治”，即在官场中应付裕如的能力；而儒者阶层则十分看重学识以及致力于学业的品质。《汉书·隽不疑传》载，京兆尹隽不疑在处理十分棘手的“假卫太子”一案中表现出干练的才能，“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看中其才能，主动提出与隽不疑结亲。宗正刘德以“有智略”名闻一时，参与“杂案上官氏、盖主事”，被武帝誉为“千里驹”，也得到霍光赏识：他在刘德之妻死后，“欲以女妻之”①。（①《汉书·楚元王传》。）西汉杜陵人鲁秋胡，“能通《尚书》，善为古隶字，为翟公所礼，欲以兄女妻之”②。（②《西京杂记》卷六。）齐地人鲍宣从桓氏学经，桓氏“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③。（③《后汉书·列女传·鲍宣妻》。）东汉人马融少从儒者挚恂习经，“恂奇融才，以女妻之”④。（④《后汉书·马融传》。）儒者郑玄见张逸“有赞道之志”，并能勤于习经，乃“妻以弟女”⑤。（⑤《太平御览》五四一引《郑玄别传》。）汉末学者皇甫嵩见射援“少有名行”，“贤其才而以女妻之”⑥。（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三辅决录注》。）可以看出，从时间延续和空间分布上，才能都是婚嫁时的重要因素。
在汉代，偶尔亦可见男子以“才能”为标准娶妻的情形。
在才能和相貌选择中，对于男子来说，女子相貌显然要高于其才能；对女于而言，毋宁说天平是向才能一边摆动。而在才能相近的情形下，相貌似乎就显得更为重要。《博物志》载王粲与其族兄王凯才能同称于世，二人去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婿才。’凯有风貌，乃妻凯”⑦。（⑦《博物志》卷六《人名考》，见范宁：《博物志校证》，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对才能的过分看重，有时也能影响婚嫁时的等级。东汉末年，公孙瓒以“性辩慧，每白事，常兼数曹，无有忘误”称于辽西郡府衙门之中。太守“奇其才”，以女儿妻之。考史，公孙瓒虽然“家世二千石”，但却“以母贱，遂为郡小吏”①，（①《后汉书·公孙瓒传》及注引《典略》。）本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可见，这一婚事的等级是不相当的。《华阳国志·犍为士女》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
阳姬，武阳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闭狱。杨涣为尚书郎，告归，郡县敬重之。（阳）姬……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慷慨，涕泣。涣[愍之]，告郡县，为出其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聘之。
可见，尚书郎杨涣之所以不顾及门第之间的差异，与“生自寒微”的阳姬结亲，是看重阳姬敢于拦马告状的勇气和才能。
需要指出的是，相貌和体态之所以能影响婚姻等级性绝非偶然。对于“美”的追求是人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活动指向，这种指向可能会由于某种因素的影响而被压抑，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失。恩格斯曾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和融洽的旨趣，都是吸引异性的重要因素。②（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页。）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恩格斯的论述。美国心理学弗里德曼在1978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中指出：影响喜欢和吸引力的一个潜在作用的因素，是身体方面的吸引。如果其他方面都相同，有魅力的人比没有魅力的人更招人喜欢。“光环作用”（即赋予某人一切好的品质）在身体魅力方面更为突出。弗里德曼进而认为，身体方面的吸引在决定约会和婚姻伴侣的最后确定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身体的魅力对男性来说比女性更重要。当选择婚姻伴侣时，男性更多地受女性身体魅力的影响，女性所受的影响则要稍低一些。③（③参见[美]弗里德曼（J.L.Fredman）等：《社会心理学》，18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综上所论，汉代人婚姻关系结构有如下六个基本模式：
等级性是男子娶妻和女子嫁夫的最基本标准，在现存的大多数汉代人婚姻个案中，男女双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都是十分接近的。在这一标准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男子和女子的择偶需求结构，呈现出不同的趋向：在男子，对于配偶相貌的要求上升为重要标准；容貌标准满足后，女方才能则成为主要考虑内容。在女子，需求标准的强度，则按照才能、相貌依次上升。换言之，相貌与才能是汉代人考虑婚嫁形成的重要参数。
重视相貌或能力而忽视等级的现象，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远比汉代为少。北魏大士族崔巨伦之妹因“眇一目”而难以出嫁，其姑说：“岂令此女，屈事卑族!”遂以崔氏为儿媳。①（①参见《北史·崔辩传附子崔巨伦》。）士族大姓也重视容貌姣好，但与汉代不同的是，他们不是用容貌来影响等级性，而是执著而细心地自我修饰，把“容颜佳丽”看成是士族的特权与本色。《世说新语·容止》所说的“王夷甫容貌整丽”，“裴令公有俊容姿”，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以及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等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这种多层次、多方面因素所决定，汉代与两晋南北朝在婚姻关系形成时的等级状况上，呈现出相对松弛与严格的鲜明差异。②（②汉代人对于人的相貌有着颇为全面的评价标准，从现有的零散史料中可以窥出其中大致范限：其一，身材。良好的外表标准是身材不能低矮，男子身高在八尺（合今184米）、女子身高在七尺（合今1.61米）左右，均是品貌出众的重要标志。如张苍身高（.）八尺余，初随刘邦时有罪当斩，“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无斩”（《汉书·张苍传》）。东汉和帝邓皇后身高六尺二寸（合今1.65米），时人以为美（《后汉书·皇后纪上》）。其二，皮肤。汉人十分重视皮肤的白皙程度，以此为美的标志。汉初，陈平肤白，“如冠玉耳”，故被时人目为“美丈夫”（《汉书·陈平传》）。曹植在美女篇》一诗中也说：“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余环。”其三，面部。“美貌”的要求是五官端正，容貌清秀。刘秀之姊湖阳公主欲嫁宋弘，原因是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后汉书·宋弘传》）。和帝邓皇后以姿（“）颜姝丽，绝异于众”（《后汉书·皇后纪上》）。与此三项相反的，则被认为体貌丑陋。东汉人冯勤的祖上，“形皆伟壮，唯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约合今1.60米以下），常自耻短陋，恐子孙类也。乃为子伉取长妻”（《后汉书·冯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