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神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了王安石那里，王安石的心情越发沉重。他无法面对既成的事实，常常借酒消愁麻醉自己。王安石经常派一书童替他去酒馆打酒。时间久了，人们便问书童相公的情况。书童叹了口气道：“相公每日都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时不时的会起身走到床前默默地感叹，之后便泪流满面，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哭什么。”
此时的王安石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便写了一首名为《新花》的诗：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
流芳只须臾，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时悲凉的心境。他想栽点新花，证明生命的存在，但马上又想到了花其实与人是一样的，虽然芳香怡人，但终究是短暂的，弱小的，想到自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这花一样，很快地逝去，他的心中难免充满了无限的惆怅与伤感。他明白，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无论生前有多风光，住多么富丽堂皇的宅院，最终适合自己的依旧是那不起眼的一抷黄土。
几天之后，王安石心绪稍稍平稳了一些，他恭恭敬敬地拿出纸笔，写下了《神宗皇帝挽辞二首》：
（一）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
聪明初四达，俊义尽旁求。
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
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二））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
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曦。
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
老臣他日泪，海湖想遗衣。
这两首诗中，王安石充分肯定了神宗进行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变法及其取得的非凡成效。句句真挚感人，催人泪下，表达了对神宗无限的悼念之情。敏感而又富有政治经验的王安石知道神宗的去世对变法大业来说是致命的损失，守旧派的上台与反扑是不可避免的，局势会发展到哪一步，连他自己都无法预料。王安石虽归隐山林，远离政事，但他的心有哪一天真正地离开过朝廷呢？
早在归隐之前，王安石就一直致力于为熙宁变法提供理论依据，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工作。而为了给儒家经典提供文字训诂方面的依据，又从事文字的训释工作。经过自己的多次删改与考订，一部宏大的《字说》就此诞生了。
《字说》问世之后，当时的文人雅士纷纷学习，一时间竟成为一种风气，这多少给王安石的心里增添了些许安慰。《字说》的成功使他明白，他并不是一无是处，即使远离政事，即使归隐山林，他依然能够为世人做出点什么。
神宗的逝世，亲人的离开，希望的破灭使得王安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越来越坏的消息还是让王安石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高太后垂帘听政之后，任用守旧派领袖司马光，吕公著为相，他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把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几乎全部废除。此时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心情越来越沉重，他彻底的绝望了。佛教与禅宗已经无法帮他排解内心的忧愁与苦闷。每日在书院中读书，常常望着远方深深地叹息。纵使心中积压了太多的悲苦，可是又有谁愿意倾听呢？世人只知他不快乐，却无法理解他不快乐的原因，悲伤与痛苦到头来还是要自己一个人尝。守旧派上台之后，政治迫害虽然还未直接降临到他头上，但黑云压城的气氛已经压得人喘不过一丝气来。他的《字说》已经悄悄地受到了查禁。禁止看《字说》的消息让已是风烛残年的王安石受尽了刺激。此时他的亲友只是尽可能地封锁消息，害怕继续刺激到他。奈何纸是包不住火的，王安石虽老但并不糊涂，他还是陆陆续续的知道了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被废除的消息。由于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还勉强能够支撑得住。但当他听说连免役法都被废除之时，他却再也把持不住了，长叹道：此法终不可罢！这些都是安石与先帝商议了两年才执行的，并没有什么损害百姓的地方，为何还要将此全部废除呢？此时他已经意识到司马光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是因为新法的是非利害而决定取舍，而是变成了凡是新法都要废除，这样的人独揽大权，国家怎能不一天天地败坏下去呢？
眼看自己投入巨大心血的事业被保守派毫不留情的全部废除，王安石终于无法忍受一再地打击，元祐元年四月初六，王安石带着无限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了却了世俗的悲欢离合，他的灵魂飞往了西方饿极乐世界。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名鼎鼎的宰相，一位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一位性情豪迈，卓尔不群的中土士人——王安石，一颗巨星就此陨落了。在王安石身后长达千年的岁月中，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但不管怎么样，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王安石，在中国历史的篇章中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王安石去世之后，来吊唁的人寥寥无几，葬礼冷冷清清，昔日的许多门生故吏，竟无一人前来。张芸叟的诗题为《哀王荆公》，共四首：
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
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
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型间。
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
在一片凄风苦雨中，王安石永远地离去了。葬礼上，除了王安石的兄弟安礼、安上外，旧日的门生故吏都怕受到牵连，竟没有一个人来吊唁。张芸叟名舜民，邠州人，治平年间进士，担任过襄乐令，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他也持反对态度，后因被弹劾，谪监郴州酒税，司马光当政后，他被起用，任监察御史。作为一个反对派，他也深深的同情王安石，对王安石葬礼上的冷清感到愤愤不平，对王安石旧日的门生故吏深表不满，呜呼！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由此可见一斑！
王安石的死在他的反对派中引起了极大地震动。王安石的死讯传到开封后，司马光立即写信给吕公著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逐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在这封信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做了明确的否定，而对其道德、文章、诗作则给予了肯定。后世也以此指责司马光否定王安石，其实不然。作为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的政治态度和王安石不同，当然，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希望国家能够繁荣昌盛，遗憾的是这两位政坛巨匠的观点却背道而驰，两个人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本来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知己，最终却变成了敌人。可想而知，站在司马光的立场上来看，他废除新法，实施自己的政治策略，同样都是为了国家兵强富足，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什么错。他废除新法，并非彻底否定王安石，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但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不以政见的异同为标准，不以同我者是，异我者非，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司马光还建议朝廷优加厚礼王安石，以振起浮薄之风，这并不是针对变法派而言，而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特别是那些借机诋毁变法和对王安石落井下石的人。
在司马光对王安石予以肯定的同时，苏轼则代表哲宗皇帝撰写了《王安石赠太傅》，其文曰：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故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衰荣之文，岂不在我。以宠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苏轼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朝廷对王安石的看法，文章巧妙地回避了当时争议甚大的熙宁变法问题，着重从道德文章、诗歌创作等方面对王安石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从而使持有各种政治态度的人都可以接受。苏轼不愧是一代文豪。
由于当时政治的压力，王安石的丧事办得极为草率，而且最后竟无一人为王安石撰写墓志铭，这实在是可悲可泣。没有墓志铭的王安石却并未被历史所遗忘，恰恰相反，他一直是近千百年来人们争论的焦点。随着历史的推移，他时而被抛向浪尖，成为最为显赫的古之圣人；时而被甩入谷底，成为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当然，对王安石的看法应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也可以从本书中去感悟王安石的为人，历史终将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