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什么又是世界上最小的东西？这两个问题乍一看是物理学中的问题。但是略加思索，你就会立刻认识到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困难，因为你根本无法现实地给出确切的答案。
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首先提出来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意思是说，对于现实的世界来说，什么是世界的本原呢？这个问题自然会有很多答案。但在生产力低下、人的活动范围很受局限的远古时期，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小的。具体、现实的东西，无论其多么大，多么小，我们总能找到比它更大，比它更小的东西。因为，那个“最大”和“最小”的东西，只能出现在我们的思想里，我们的概念里，称之为“大一”和“小一”。
《庄子·秋水》里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惠施的这个观点。
询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一种探究知识的认识论姿态。这种姿态，基本上决定了西方哲学的走向。但是，或者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缘由。找到了这个东西，人类是否能够认识一个自己根本无法经验到的对象呢？比如，我们是否能够认识“无限”，我们是否能够提供关于“上帝”的知识？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哲学家们。最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物理学慢慢地从哲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一门专门研究经验世界运动变化的独立学科。而关于“世界本原”的这个超验对象的探讨，则是留给了哲学的思辨，成为了纯粹理性把玩的游戏。所谓超验，就是超越经验，无法得到最终的验证。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水很大，河伯（即河神）欣然自喜，从而完成对整个世界的勾勒。比如，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他在那里遇见了北海若（即海神），才第一次认识到：他的河虽然大，可是比起海来，实在太小了。他以极其赞叹羡慕的心情同北海若谈话，可是北海若却对他说：“我北海若本身在天地之间，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秭米。所以只能说我是‘小’，不能说我是‘大’。”
说到这里，河伯问北海若道：“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意思是说：“我如果说天地大，而说毫末小，可以吗？”北海若说：“否。……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
但话说回来，世界的本原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超验的问题。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否则，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也就是说，人的经验所及之处，都永远无法达到“至大”和“至小”。“至小”，其实就是“无形”，而“无形”的东西根本无法感觉，而只能去想象；“至大”，其实就是“不可围”，不可被包围，不可被囊括，不可被超过。而这样的东西，也是我们经验不到的。所以，它也仅仅是概念中的东西。
惠施的这个命题，哲学就产生了。在西方哲学史上，涉及的是哲学中经验和超验的关系问题。从形式上看，这好像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因为这种提问方式总是诱惑着我们去给出一个答案。但遗憾的是，无论我们给出什么答案，都是错的。比如，最小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会说是“原子”。原子够小了吧！但原子还能够分裂出电子和质子。电子够小了，小到目前的科学技术无法再继续对其进行分裂。但是，电子的分裂，在理论上仍然是可能的。所以，说天地是最大的东西，说毫末是最小的东西，都是基于“经验”的一种判断。因为在经验中有其基础，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判断，证实或者证伪它。据后来的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他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热本身就是从湿气里产生的，靠湿气维持；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是潮湿本性的来源。正如上面的河伯，认为自己已经很大了，哲学的思辨
人生活在经验之中，可是见了北海若，自己的这种自我判断就被证明是错的了。
这种无限可分和无穷倒退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写历史，就要从老祖宗开始写起。但是，老祖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因为“祖宗”一旦有了父亲，他的父亲就应该是祖宗了。这样向前推来推去，总会有一个没有“父亲”的时候。或者是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了，或者已经进入了历史的真空期。但这个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我们的历史就是残缺而空白的。难道老祖宗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当然不是。那怎么办呢？司马迁很聪明，他在下笔的时候干脆把某种动物或者植物当成始祖的“父亲”，以便掐断这种“恶无限”。正因如此，我们翻开《史记》中的“本纪系列”，就会发现：那些了不起的始祖，最初存在的东西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始终起作用。因此，无论三皇五帝还是尧舜禹，都有着近乎神话般的出生经历。他们的妈妈在踩了大脚印或者吃了鸟蛋以后，就神奇地怀孕了。
我们还是回到惠施的那个命题。他们不仅是最早的哲学家，也是第一批自然科学家。在经验中，所谓的大东西、小东西都只是相对地大、相对地小。而最大的、最小的东西，我们是经验不到的，而只能通过理智的思辨在概念中以否定的形式予以把握。正如惠施所说的：它外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大的（至大无外）；它里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小的（至小无内）。所以说，这样的概念，都是超越经验的，在现实中并没有实际事物与之相对应。如果你实际地谈论这些事物，就会出现悖谬。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三、无法兑现的奖赏
在印度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舍罕王赏麦的故事。
据说，当时印度的舍罕王打算重赏国际象棋的发明人、宰相西萨·班·达依尔。国王问他有何要求，这位聪明的大臣胃口看来并不大，他跪在国王面前说：“陛下，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世界本原”的问题。西方最早的哲学家所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他们普遍认为，请您在这张棋盘的第一个小格内，赏给我1粒麦子，在第二个小格内给2粒，第三格内给4粒，照这样下去，每一个小格内都比前一小格加一倍。陛下啊，把这样摆满棋盘上所有64格的麦粒都赏给您的仆人我吧！”
国王一听，认为这区区赏金，微不足道。于是满口答应道：“爱卿，你所要求的并不多啊！你当然会如愿以偿。”说着，他令人把一袋麦子拿到宝座前。结果怎样呢？按照第一格内放1粒，第二格内放2粒，第三格内放4粒，……还没有放到20格，一袋麦子就已经完了。于是，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习惯性地将自己感官经验到的某种物质放大为整个世界的本原，一袋又一袋的麦子被扛到国王面前来。当今的科学如此昌明，科学宇宙观如此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但是，麦粒数一格接一格地增长得那样迅速，很快就可以看出，如果要计算到第64格，即使拿来全印度的粮食，国王也兑现不了他对西萨·班许下的诺言。因为按照宰相的要求，需要有18446744073709551615（即）颗麦粒。1蒲式尔（计量单位折合35.2升）麦子约有500000颗，把这个数折成蒲式尔，那就得给西萨·班拿来四万亿蒲式尔才行。这位宰相所要求的竟是全世界在两千年内所生产的全部小麦。
如此巨大数量的麦子，国王肯定是拿不出来的。这么一来，舍罕王发现自己已经欠了宰相好大一笔债。其结果必然是：要么忍受西萨·班没完没了地讨债，要么干脆砍掉他的脑袋。国王大概选择了后面的这个办法。
按照国王的逻辑，数学应该是摆脱了感觉经验的学问。我们似乎不需要依靠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就能完成算术中加减乘除和几何学中的推理运算。正因如此，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很多人都把数学看做知识的楷模。
但实际上，数学仍然需要经验的参与。没有经验，就没有数学。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
水是世界的本原，可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得到验证，但对于无限的世界而言，这个论断就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人凭一双肉眼，永远都不可能对整个世界得出超越经验的结论。即使得出结论，本原指的是事物的最初状态或者是事物的基本要素，也不过是一种推测或者思维上的跳跃，很容易被推翻或者证伪。因为我们仅仅能够看到世界的一部分，而无法看到整个世界。但是，这毕竟标志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来打量世界，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归于某种神秘的力量。而“世界的本原”这个问题，恰恰是对整个世界发问的。在这里，经验是无效的，唯有靠人的思辨。正如后来休谟对于归纳逻辑的责难。休谟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是一个全称命题。但这个命题的真假是得不到验证的，除非你把世界上的天鹅全部找到，而且知道它们都是白色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不可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天鹅，也不可能知道它们都是白色的。事实上，17世纪末有人就在澳大利亚找到了一只黑色的天鹅。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种对本原问题的猜测也许非常幼稚，甚至非常可笑。康德说，所谓的知识，都是以判断的形式出现的。而判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判断，另一类是综合判断。所谓分析判断，就是那些主词和宾词对等的判断形式。比如，“凡物体必定占据一定空间”。康德说，这个判断就是分析判断，因为“占据空间”本来蕴含在“物体”这一概念的定义当中，这个命题不过是把主词中本来就有的东西单独抽出来放在了宾词的位置上，属于同语反复。正因为是同语反复，所以它不可能出错，永远是对的。但是，这个命题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真的不知道安放在哪里。如果说哲学是心的学问，因为它没有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至于综合判断，则是指那些主词和谓词不对等的判断。比如，“凡物体都有重量”。在这个判断中，我们无法通过分析研究“物体”这个概念得出“重量”的概念来。也就是说，“重量”是我们外在地加到“物体”上去的，它扩大了“物体”的内涵，为我们提供了新知识。
康德说，所有的知识都是综合判断，因此有对错真假之分。数学也是如此。比如，5+2=7。自然哲学家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思考世界的原因和秩序，也就意味着为自己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找到最后的根基，这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7这个数字就不能从2与5之和中分析出来，而必须依靠直观经验得出。因为，5与2之和这个概念只包含两个数字的和为一体，而不能告诉我们两者合起来的那个数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两者合起来的那个数，必须超出这些概念，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将水看做是世界的本原，借助于直观经验，例如，我们伸出5个手指头，再伸出2个手指头，然后再将这些手指头加在一起，得出7这个数字。单凭分析2、5、+这几个符号，永远也得不出7这个数字。如果我们进行运算的是较大的数字，就更容易说明这一点。比如，73450+12458，我们就无法张口就来，而必须实际地进行演算。
在上面那个故事中，舍罕王之所以会吃这么大的亏，正是因为他仅凭思维无法形成对数字的感性认识。即使比他经验丰富、知识广博的现代人，也不能一下子直接觉察到这个数量。看来，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却总是提出一些超越经验的问题。幸亏人有一颗胡思乱想的心，也不可能在脑子里抽象地完成，而必须依靠运算。而运算，必然要借助经验。比如，我们需要笔，需要纸，需要写下那些数字和符号。
四、上帝能够被证明出来吗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西方哲学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逻辑推理，出自中世纪哲学家安瑟尔谟。中世纪在西方是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的时期，其基本特点是：信仰先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此后，这种思考一直在西方延续，西方哲学绵延不断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得益于这个充盈的源头。理性思辨和哲学思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信仰。但是，当我们的理性和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适从呢？于是，围绕着“理解”和“信仰”的关系，那么它捍卫的就是这种胡思乱想的权利。
一、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罗素曾经说：当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被提出时，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这场争论中，神学家是信仰的坚定拥护者。他们说，对于上帝，仅仅有信仰就够了，根本就不需要理性来论证。相反，正是因为上帝的存在是荒谬的，我们才去相信他的存在。德尔图良就旗帜鲜明地说：“因为荒谬，我才相信。”
对理性进行捍卫的是哲学家。他们认为，理性和信仰是可以共存的。上帝不仅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也可以成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如果我们仅仅相信上帝存在，而我们的理性又否认这一信念，那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他们宣称：神启的知识和理智的知识是并行不悖的。上帝的存在既是我们的信仰，同时也是我们能靠理性推导证明出来的真理。在对上帝存在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证明当中，以哲学家安瑟尔谟的证明最为出名。这个证明就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认为万物产生于水，复归于水。
安瑟尔谟是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被称为“最后一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力图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从而能够一劳永逸地解释它。
那么，强调必须从信仰出发，运用“辩证的方法”，即形式逻辑，论证基督教正统教义。他主张“信仰而后理解”，探索真理首先必须以信仰为根据。同时他又指出：仅有信仰而不诉诸理性，则是玩忽职守。因为上帝是绝对完满、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存在绝对不会和人的理性相冲突。而施展理性去认知上帝的伟大，正是人责无旁贷的义务。于是，在自己的著作《独白》中，他运用因果律，完成了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其论证结果是这样的：
小前提：上帝是可以设想的“无与伦比、最伟大的东西”；
大前提：可以设想的“无与伦比、最伟大的东西”，不可能仅存在于思想中。因为在思想和现实中同时存在的“无与伦比、最伟大的东西”，肯定比仅在思想中设想的“无与伦比、最伟大的东西”更伟大。如此一来，上帝就不是可以设想的“无与伦比、最伟大的东西”。
结论：上帝不仅在思想中存在，也必然存在于现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