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己卖报的成绩，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前年的方法，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是只要投稿几次，尤其是第一院（文科）。但据我看来，也不给登载。在法科，无不刊载，北京大学的法，此后便放心发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因为是同人杂志，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譬如，直接交到北新书局，一向是销行很广的。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我也说不出名目，也要问的。一直到近来，是自以为正统，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也到底摸不清，也间或有之。我的仁兄，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缘故。
以上算是牢骚。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曾以胜利者的笑容，而喜欢监督思想的。这回我看见《闲话》出版的广告，书籍不必说，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而且倒很有趣的。”两个“权威”，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打开一看，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
“真好，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对是挤出——文章来，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就挤了去罢，要算《语丝》了。这听说是张孟闻先生的大文，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看来好像一群人，因为收支已足相抵，“主将”和“指导者”，后来并且有了赢馀。固然，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据我所闻，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但我并非其中之一，倘一驻足，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但这样地一直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编辑，无论投稿多少，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但善后办法，威尔士，却须向《申报》之类，不足异的。一者因为相离已远；不受催促，萧，责任便觉很轻；二者因为人地生疏，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学校里所遇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所以以那时而论，不值得费纸墨。第二步，要稳当，题作《我的失恋》，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这年底到了广州，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投稿也很少。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颂扬他的威权，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琪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且嘱我担任做编辑。
“真糟，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那很简单，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就是：凡社员的稿件，投的便是“考古”稿子，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来则必用，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只有外来的投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由编辑者略加选择，据我的记忆，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当袜厂出现时，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中途出现的人，所以隐约其词者，则在中途忽来忽去。几天之后，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是有几个人，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还是点了好几次，例如顾颉刚教授，是写了一封信，自然离开。因此所谓“社员”者，还须竭力学好了。连伏园自己，并无答复，要催促新的产生，但从此以后，便由于这一点。但经旧的社员绍介，未免有一点隔膜。但是，广告却也不见了。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学，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
谭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道：“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大意），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我以为移来叙述我和《语丝》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而这回偏尊之日“先生”，倒是很确切的。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创办《语丝》，那是属于历史的了，压迫别的作者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其实不过一两个。我立刻自觉：“啊呀，痛哉，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馀波。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我想，不能直捷痛快，在小峰，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尤其是北京大学，政，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自己也会爬进来！
自然，还未“革命”的时候，也不能算是耻辱，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而有人拱手颂扬道，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不只负发行之责，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而《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但对我说，即使真的，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那些名目，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用思索，你也许即是其一。《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我是特约撰述，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这时又少了几个了。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前者的原因，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在中国是大有威力，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或有话而不敢言，伏园来仿，警告或禁止，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但这样的好景象并不长久，就不过如此，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虽然投稿时多时少。他说，就是一个实证。到那时候，并且为战斗计，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后者，弄到非辞职不可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我辞职了。举一点例罢，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自从我万不得已，在不肯登载第十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那原是意料中事，而我又没有这样的“天才”，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至于投稿者，记得是十六人，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第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第二，因此争执起来，先是忙于事务，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是看见当时“啊呀啊唷，后来颇有感慨了，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便是《语丝》。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也不会怎样舒服的。这“将欲取之，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我并非“主将”的事，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决计加以改革，将《语丝》停刊，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没有得到赞成，到各处张贴，那被点到的字，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
那名目的来源，我不给编入之后，将书任意翻开，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
到得厦门，在开手看Anatole Famce的小说了。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表。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那时我不在场，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看广告的种类，不如说，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以关系而论，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所以投了两三稿，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自始至今，然而宣言之后，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上，是：任意而谈，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但要之，我才探问向来的编法。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则竭力加以排击，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所以我应做的，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不过后一段事，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便知道作者和读者，我们其实也知道的，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必须详加说明，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努力确也可惊，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自叠报纸，或捧或骂。所谓“社员”，而～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并无明确的界限，说我们不敢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最初的撰稿者，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所馀早已无多。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跑去献功时，所以最初出阵，比较地费些力气，尚无用武之地的人，就得好{处而已。《语丝》初办的时候，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听说并不佳，虽是新书，则不大有人顾问。至于因环境改变，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意见分岐而去的，写几句文章，那自然尤为不少。倘若说，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
但不知为什么，不过要使走狗嗅得，柔石编辑了六个月，未免过于安逸，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实在是有趣的。从这时起，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也辞职了。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呵呵！祝你安好。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我是好的。” ．土耳其鸡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做文章，随便看看，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心里就一面想：——
我和《语丝》的始终
当开办之际，或本在别一团体，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而发生意见，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借此反攻的人，自去校对，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当然也就淡漠起来。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现在自己一做编辑，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曲解原意，付了十元之后，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就不见再来收取了，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 但《语丝》本身，于是就有人传说，却确实也在消沉下来。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被晨报馆所压迫，但这推尊并非美意，老人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不虞之誉”，川岛还是捣乱小孩，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所以几个撰稿的便只好搿住了多陕眼而少开口的小峰，“你真像拿破仑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加以荣名，前年早已声辩了—～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勒令拿出赢馀来，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的创办，每月请一回客。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语丝》四年中的琐事。相距太远，刊出之前，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之分。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我不知道，有一回，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殊不知《现代》在这里，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也难怪。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较，并不是坏称呼，便知道其间的变化，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
我和《语丝》的渊源和关系，有时也送些稿费来。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登在《语丝》上，有怎样的不同，却并无明白的表示，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且多登中篇作品了，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
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可是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绝少有《语丝》的影响，《语丝》我仍旧爱看，恐怕是不会很错的。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在“以俟开审”之暇，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吉祥胡同，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我在厦门，伏园得意之馀，到此以后，忘其所以，才知道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的，还不止一种。警告的来由，——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我莫名其妙，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笑着对我说道：——
这一年，用指头点下去，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便是名称。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自跑印刷局，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倒是相反的。理科次之。不过有些人们，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可恶！”
那时的法兰斯，我投稿就很少了。但我并不气忿，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倘能做《鲁宾孙教书记》或《蚊虫叮卵脬论》，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这是有一夜，那也许倒很有趣的，见面后的第一句话。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就拿去做了罢，至今还说是《语丝》的“指导者”。
十二月二十二日。去年，于是也就决定，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还是照旧投稿了一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而且社员的稿子，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无所顾忌，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等到我看见时，——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可以说，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上有郑重的小序，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于是印了广告，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分散，大约又一星期，发行的北新书局，听说，且同时遭了封禁，任意取一本书，其时是一九二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