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引产生的过程
自北宋天圣二年（1024）成都的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后，我国就成为世界上最早发行法定纸币的国家。官交子是按二年一界，每界发行 1256340贯，准备本钱36万贯，到期用铁钱或新交子收兑的办法发行的。这种分界、限额、准备本钱、新旧相因的发行管理办法，一直保证了官交子币值的稳定，发行十分成功。但到北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统治集团为满足日益增多的财政和军需的需要，不遵守发行限额，不准备本钱，滥发交子，造成交子贬值，难于继续流通。大观元年（1107）乃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筹备改交子为钱引，废交子不用，发行新的钱引纸币。
交子之名，源于民间。最早由商人发行的称私交子，其后由官府发行的就称为官交子。把它作为兑换纸币的代称，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称呼，其含义本来就不够准确。所以，至今人们对宋代最早的纸币取名交子，还难于理解其确切用意。引在宋代是官府颁发的有价证券的代称，例如茶引代表茶叶、盐引代表食盐。商人在京师或沿边入纳一定数量的粮草或现钱，就能换取一定数量的茶引或盐引，到产地领取一定数量的茶叶或食盐贩运出售，获取现钱。以此类推，把宋代兑换纸币称为钱引，远比称为交子更为确切。当交子信用价值丧失殆尽，不能继续流通，宋朝在四川发行新纸币时，改交子为钱引，不失为在民众心中树立新纸币信用价值的高明把戏。它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相信，像茶引、盐引能向官府兑换茶叶和食盐一样，钱引也一定能向官府兑换现钱，其价值是有保证的。
然而宋朝改交子为钱引是在滥发交子，造成交子无法流通，不能继续发交子搜刮民财的局面下使纸币能继续流通的补救办法，它并不表明宋朝官府从此改弦更张，不再滥发纸币。事实证明，宋朝在筹备废交子不用，换发新的钱引纸币的过程中，仍未放弃滥发纸币，掠夺财富的勾当。它第一步是大观元年钱引务发行第43界纸币时，“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也就是说，第42界纸币仍用“交子”这个名称，并且还在第42界交子发行量的基础上增印 540余万贯，发行量达到2600余万贯。进一步滥发纸币，加剧交子的严重贬值，由是引法大坏，及更界年，只用新交子一当旧交子四进行收兑，造成一片混乱。接着乃于大观元年夏，正式宣布“改交子为钱引（四月甲子），旧交子皆毋得兑换现钱”。但对新发的第43界交子能否兑换现钱则避而不言。这个政策一出笼，持有第41、第42界旧交子的人，只得死死抱住钱引务发行的第43界交子这根救命稻草，以为将旧交子换成第43界新交子还能挽回一些损失。于是，在大观二年，“陕西、河东皆以旧钱引（即第41、42界交子）入成都换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豪家因得以损直敛取。乃诏永兴军更置务纳换陕西、河东引。仍遣文臣二人监之”，办理用第43界交子换易河东、陕西第41、42界交子事宜。由于宋朝在“大观中不蓄本钱，增造无艺”，并公开宣布旧交子不得兑换现钱，所以，尽管官府用以新换旧的欺骗手法来试图维持交子流通，但却无法遏止交子贬值趋势继续恶性发展。大观二年八月，知威州张持说：“本路引直一千者，今仅直十之一”。其后，连第43界新交子，亦只“一缗当钱十数”，如同废纸，自然无法行使和流通了。第二步是在包括第43界在内的全部交子都贬值成废纸之后，才在大观三年发行第44界纸币时，正式将交子更名钱引，发行新的钱引纸币。同时宣布“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这时，第41界至43界交子本来已经贬值成为废纸，毫无价值，宣布不再收易，对于持有交子的民众，包括那些“损值敛取”、收购旧交子的“豪家”，都只不过是承认倒霉的既成事实，不再增加新的损失，自然不会引起新的强烈反抗。而承诺“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又给新的纸币打了一剂强心针，使人们对钱引的信用价值寄予一定的希望，并以此缓和民众对旧交子贬值所受损失而引起的不满情绪。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北宋统治集团蔡京等人在大观元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筹备改交子为钱引，到大观三年正式发行钱引的过程中，还在利用发行纸币来掠夺民财。在大观元年再次发行第43界交子2600余万贯后，才于大观三年宣布已发交子全部作废，发行新的钱引，使民众再次遭受残酷的掠夺。而这年发行新的钱引，宋朝统治集团虽然表示要改弦更张，“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但并未准备发行本钱和承诺用现钱收兑，完全恢复天圣时期的纸币发行管理制度，以保证钱引的币值。他们改交子为钱引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企图用发行新的纸币继续掠夺民财。自然这种新的纸币能否成功发行和流通，也就难于预料。
钱引发行管理制度的建立
然而，大观三年发行的钱引却成功了。它并不像北宋熙宁年间在河东、陕西发行交子失败后，就无法继续在此地发行纸币；也不像崇宁四年至五年“惟闽、浙、湖、广不行”外，在全国发行钱引失败后，无法继续在这些地区发行纸币。四川在大观元年交子发行彻底失败后，却在大观三年成功地发行了新的纸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四川有长期行使纸币的传统和行使新纸币的民众基础。
四川是我国和世界上纸币的发源地。从十世纪末宋太宗时期开始行使私交子，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仁宗天圣二年发行官交子，到徽宗大观三年（1109），纸币的行使和流通已达一百二三十年左右。特别是官交子发行后六七十年间，纸币的币值都十分稳定，纸币的优越性深入人心。从徽宗开始，交子恶性贬值，但为时不长，不足十年时间。而且这期间交子贬值的受害者，主要不是四川民众而是陕西、河东民众。《宋史·食货志》就说：“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即这期间超过限额多发行的交子，主要运往陕西、河东地区供籴买粮草和募兵之用，在河、陕地区流通。四川地区交子的发放和流通，并未超过市场的需要，而是“成都乏用，又请印造”，以满足四川市场的需要。按神宗时期每界发行125万贯、两界行使，实际在市场流通的交子共250万贯已能满足市场需要量测算，徽宗初期在四川地区流通的交子大约不会超过三五百万贯之数，其余绝大部分滥发的交子都流入了陕西等地。所以，当“自用兵取湟、廓、西宁，藉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交子严重贬值的时候，就出现陕西、河东皆以旧交子入成都换易的局面。造成“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宋朝政府不得不专门在永兴军置务，用新交子换易旧交子，以平息陕西、河东民众拥入成都换易交子的风波。这一切都说明崇宁、大观年间交子贬值，宣布作废，受害最大的是陕西等地的民众。这些地区的民众，每使用一次纸币就受一次欺骗，遭受一次掠夺。他们使用纸币的甜头未吃到一口，苦水却灌满一肚。这次交子贬值，宣布作废，更是疮上长疮，伤口难于愈合，无法立即继续行使新的纸币。而四川民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长期享受过使用纸币的好处。这次交子贬值，宣布作废，虽同样遭受其害，但对交子币值长期稳定的历史记忆犹新，对历史上币值稳定的交子怀有眷恋之情。这就为在四川重新发行纸币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是蔡京罢相，张商英秉政，重建了纸币的发行管理制度。
大观三年发行钱引后，北宋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同年六月，蔡京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罢相，为重建四川的纸币发行管理制度扫清了道路。继蔡京为相者是何执中，有学者认为规定钱引“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的诏书，大概就是何执中拜相后所采取的措施。次年（大观四年）二月，张商英为中书侍郎，六月拜相，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政和元年八月罢相，出知河南府，居相位一年多。在此期间，他在规定钱引限额发行、缩小流通区域的基础上，重建了纸币的发行管理制度。
张商英，四川蜀州新津人。在哲宗、徽宗朝的北宋政坛朋党斗争中，观望捭阖，迫害异己，以求晋升，其人品不足称颂。蔡京拜相，雅与之善。后因与蔡京政见不合，遭受迫害，入元祐党籍。蔡京久盗国柄，中外怨疾，及其罢相，朝野见他能与蔡京立异，而获人望，被拜为相。他在执政期间，对蔡京倒行逆施的政策进行了一些纠正和调整。《宋史·张商英传》载：
商英为政持平，谓京虽明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尔！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十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竭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
作为四川人，张商英对重建被蔡京破坏的四川纸币发行管理制度，使新的钱引纸币能在四川正常流通，自然会给予特别关注。首先在限制每界发行 125万贯的基础上，大观四年“四川提举诸司封椿钱五十万缗为成都（钱引）务本（钱），侵移者准常平法”，恢复了天圣时期准备发行本钱的制度，而且比天圣时期每界准备发行本钱36万缗还多14万缗，使钱引兑换现钱有了现金保证。其次在政和元年恢复了钱引不加限制地与铁钱同值自由流通的制度。《宋史》卷181《食货志》载：
政和元年，户部言成都曹司奏：昨令输官之引，以十分为率，三分用民户所有，而七分赴官场买纳，由是人以七分为疑。请自今无计三七分之数，并许通用，愿买纳者听。民间旧以本钱未至，引价大损，故州官官钱亦减数收市，今本钱已足，请勿减数以祛民惑……诏可。
即民间向官府缴纳各种赋税，可以全部用自己手中的钱引完纳，其价值与铁钱相等，“并许通用”；民户用铁钱向官府购买钱引或用钱引纳税和购买官物，皆不加任何限制，听其自便，官府亦不得用铁钱减价收买钱引。
这样，天圣时期所建立的纸币发行管理制度得以全部恢复，钱引的信用价值得以确立和正常流通。所以，《宋史·食货志》接着说：
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宣和中，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至今引价复平。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在四川行使多年的交子崩溃之后，又立即成功地发行了新的钱引纸币，四川继续成为全国唯一行使纸币的地区。而北宋统治集团刚刚经过波及四川、陕西、河东等地的交子贬值风波之后，天怒人怨，殷鉴不远，亦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钱引发行管理制度。所以，北宋期间，四川钱引一直按两年一界、两界并用，每界125万贯，准备本钱，按期收兑的办法发行。文献上亦再未见钱引贬值的记载。而钱引的界分则延续交子的界分，即大观三年应发行第44界交子为钱引的起界——第一界钱引，但仍称为第 44界钱引。从大观三年（1109）至宣和七年（1125）共发了第44界至52界钱引。第52界发行二年后，北宋王朝就被金国灭亡了。
钱引的成功发行，再次使我国早期的纸币免于夭折，得以继续行使。这在宋代纸币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它再次说明了天圣时期薛田所建立的早期纸币发行管理制度的正确性。凡是遵循这个制度，纸币的发行就会成功，凡是破坏了这个制度，纸币的发行就可能失败。
《四川金融》199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