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多年从事教育，提倡美育。他懂得，要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天下之英才，办好图书馆是当务之急。千里之行，始于校勘《绍兴先正遗书》
在孤家寡人的王朝专制时代，读书实在不易。
公元1883年，十七岁的蔡元培考取了秀才。但因无财力购买图书，只得向叔父借阅藏书，除补读《仪礼》、《周礼》等经书，还检读了很多考据和词章之书。他依靠自己的强记，由约到博，由博到约，掌握了不少国学基础知识。
叔父见他好学，就介绍上同乡徐树兰家校订所刻图书。
绍兴徐家是晚清出名的豪富。徐树兰曾在1880年捐银10万两建屋置书，创建“古越藏书楼”，所藏经史子集四部及其它书籍都15万卷，且编辑《古越藏书楼书目》6册，石印于世。徐树兰还和兄弟编刻《绍兴先正遗书》四辑，凡12种，一百五十八卷。
这是一部丛书。旧时编印丛书，通常是主持者出资刻印，聘请学者文人校勘、书写跋语；跋语落款却具名主持者，有似今日某些官员或大款高价雇佣文人为其捉刀代笔。古皆有之，并非新创造。当时蔡元培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蔡元培为《绍兴先正遗书》做了大量校勘、题跋工作。
若干年后，蔡元培在南京找上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负责人蒋复璁，说这两天想借一部《绍兴先正遗书》看看。在拿到手后，蔡元培说：“这部书是我编的。”蒋把书打开一看，上头刻有一行“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蔡元培编校”。据蒋复璁后来回忆，就是这部书里，发现蔡元培所校的有四种，即《重订周易小义》、卢文弨《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补遗》、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且都分别有跋。
蔡元培在“古越藏书楼”校勘达4年之久。而对他最有收获的，还是遍读了楼中所藏的十余万卷书。得读人间未见书，乃读书人一大幸事。其中若干书，蔡元培还做了点读和批注。据林文铮后来在藏书楼见到的，就有《管子》、《墨子》。它们都分别有批注，有用红笔的，也有用墨笔的，书的每页天头地脚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小楷，真可谓是间无插针之地。
学无止境，蔡元培当然渴求更多的学识。
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这年的春天，蔡元培应散馆考试，授职翰林院编修。在翰林院几年，使他接触世界，开阔了眼界。这个时候，他还读到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译书目录。蔡元培颇感新鲜，称赞此书目表，“这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六品，甚便翻检。识语皆质实”。此后，凡新式目录、索引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以致在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因赞识林玉堂（林语堂）所著《汉字索引制》，为他撰写序文。
1898年始，蔡元培先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和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任教期问，他很注意图书馆与学校教育的配合。几十年后，原南洋公学学生黄炎培回忆当年读书生涯，他说学校本行半日读书、半日习英文及数学，“其读书也，吾师（蔡元培）手写修学门类及每一门类应读之书，与其读书先后次序。其门类就此时所忆及，为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此类分析特细。文学、论理、伦理等等，每生自认一门或二门，乃依书目次序，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自购阅读”。
早年蔡元培把利用图书馆放到了学校教育的坐标轴上。
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奔走效劳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汉书·董仲舒传》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作了很多卓有成效的革新，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之一是办好学校图书馆。他是深知图书馆于学校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上任后他立即表示，要尽力为图书馆“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做到“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由此他规定图书馆经费专款专用，原先学校是没有图书经费预算款的；还规定购书程序先由图书委员会向教授征集应购之书单，然后再作审核予以选购。
而办好图书馆，很关键的一环乃是选择图书馆领导人。图书馆当时是隶属文科的。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很重视图书馆建设，《北京大学日刊》载有他的启事：“文科各门拟各派阅览室，以为学生读书之所。希请诸君各将所授科目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因而当章士钊辞去图书馆主任，且推荐李大钊继任，即获得陈和蔡元培的赞同。
北京大学图书馆很快就成为当时藏书量颇多的一个学校图书馆。尤为可贵的，它也本着蔡元培治学兼容并包的精神，采购图书也是“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诸如英、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家族起源》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书籍；为此，还开辟了“时事报刊阅览室”、“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等专室。
蔡元培很注切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业兴衰与否。1920年10月，他出国考察，还准备采集仪器，为建筑图书馆募捐。在考察美国教育期间，还多次发表演说，讲述欧美大学教育和中国大学教育的比较；也请华侨捐款，支援北京大学建筑图书馆，由此各地华侨为筹建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了很多的募捐活动，洛杉矶华侨还专门成立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集捐队。据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称，当时规定的捐款条件为：（一）图书馆经费，定为美金百万，如有热心好义之富翁，如陈嘉庚先生一样，单独捐一百万者，即以其大名名图书馆；（二）如有捐10万或20万者，则估量图书馆一部分之建筑费多少，藏书价值多少，以其大名名之，写作某人书库，永垂不朽；（三）照普通各大团体办法，以捐多少定照相大小；（四）题名或赠以纪念章，表示谢意。半年以后，蔡元培回国在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说，关于北京大学建筑图书馆捐款，美国华侨已允代为募集，国内亦应设计筹款。后来就以这笔捐款为学校建筑了新图书馆。
蔡元培还与美国等有关部门洽谈，取得他们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支助，终于使该馆被列为获得卡内基国际和平会出版品的图书馆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同意为它提供一套完整的该馆藏书卡片。
北京大学图书馆从此始具规模。20世纪20年代初期，它就拥有中文图书20多万册、外文图书2万多册。
蔡元培为它奠定基础，真是功不可没。
为《中国图书馆名人录》题签
1922年，蔡元培在北京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市民对于教育之义务》，提出要为儿童增设小学，为年长的人，设立平民大学、图书馆、戏剧院，还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何谓文化》，指出发展文化要从普及教育人手，而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院、展览会、音乐会、戏剧、印刷品等都很重要。以后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开办和发展图书馆，并直接参与，诸如经他中介，北京图书馆收购了绍兴李慈铭的越缦堂全部藏书。这批书后经图书馆人员辑录李慈铭在书上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
蔡元培对图书馆的关注，多次被聘任为北平图书馆馆长，并出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
30年代初期，蔡元培寓居上海，经常参加图书馆组织的讲演和其他活动。在他的关切下，中国图书馆协会还出版了宋景祁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图书馆学者和创办人的传记汇集，编入了张元济、王云五、冯平山、杜定友、刘国钧等200余位的小传。蔡元培欣然为之题签，予以推广。
旧中国的上海，商贾八方云集，文化出版亦颇为发达，有识之士也有开办图书馆，以资助广大民众提高文化知识。1931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附设读书指导部，以小市民、工人、店员为主要对象，以期加强联系，辅导读书，蔡元培和章乃器、杜定友、陈望道等均被礼聘为指导部的特约专门委员。他经常为申报流通图书馆提供图书选购和辅导内容、方法，参与指导部工作计划制定的审议，积极关心它的成长。
1933年3月，蔡元培在申报流通图书馆一次会议上，就新书书目选择和介绍作了即席发言，在发言中再次高度评价申报流通图书馆：“中国从前本无图书馆，只有私家之藏书楼，后来虽辟有图书馆，但从未有如申报流通图书馆之普遍于民众间者，更从未有如读书指导部之创设负起指导一般人如何读书之责任者”①。
蔡元培关心图书馆事业，因此，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在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和王云五分别被推选为临时董事会的正、副董事长。
图书馆浩若烟海的书籍，使蔡元培有如深入宝山，云深不知处。他确懂得图书馆的功能，因此在青岛避暑时，常赴山东大学图书馆阅书；赴南京访友，经常出没在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查阅善本；当抗战爆发后，他携家远走香港，虽然眼睛不好，看不清过细的小字，还常向王云五借阅商务印书馆藏书。这时为他情钟的是《陆游全集》和《王阳明全集》，经常翻阅，爱不释手。
①《申报》：1933年3月10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次上课时他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说：“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余思今版《蔡元培全集》里有多少篇论述图书馆学的文章（含讲演），请写出其中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