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的急剧增长，在追逐财富的约束软化和遵守法规的意识淡漠的国度里，传统的社会体制对迅速积聚的经济实力和财富力量缺乏一种有效引导的约束制度和控制机制，使得以政治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失去平衡。在现实生活社会中，一切都成为商品化、资本化侵蚀的对象，货币君临天下，就连具有强大资源能力的政治权力也抵挡不住其魔力的诱惑，这不仅滋生权力腐败，而且使整个社会生活在权本位的基础上打上了金本位化的特征。这是拜金主义产生和存在的重要现实原因。
3.拜金主义的谬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成员致富的欲望和行为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成员致富的欲望和行为，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轻商和轻利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有助于社会成员追求经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官本位构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在社会结构的天平上添加了与政治权力相抗衡的经济财富砝码。当然，就这点而言，社会结构也可能朝着财富和权力相互捆绑的趋势演化而使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严重受阻。
但是，一旦由对金钱财富的追逐发展为拜金主义，这就会成为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腐蚀剂。拜金主义把金钱作为终极尺度而造成的价值倾斜，把赚钱发财当成人生唯一目的和乐趣，不仅使人为赚钱而失去理性和不择手段，导致贪婪与挥霍并存的人格扭曲，结果是资本的人格化和人的非人格化，是人的单面化和个性的丧失以及片面发展和畸形发展，而且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紊乱，对社会风气产生严重的危害，从而对经济政治的良性运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初步提出了商品货币拜物教的思想。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马克思后来把私有制、商品、货币、工资等经济范畴看作是人的经济关系的物化形式，看作是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之间生产关系被物化的原因。他们指出：“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进一步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他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因此，商品货币拜物教源于劳动产品的社会交换，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存在商品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揭示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物对人的强制统治，即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颠倒。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生产者同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商品货币拜物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准确地揭示了拜金主义的致命软肋。从本质上看，物质财富是人类用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条件，是人的生命生存和活动所依赖的手段，把财富作为生活的客观基础是合理的，但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是物质生活需要日益复杂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文化的和精神的需要。
（三）精神家园的上下求索
在当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健全人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的生成过程。进而言之，一个民族能否生成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和现代市场经济精神，能否生成具有现代文明的市场经济主体，决定着这个民族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市场经济的建设成败。因此，对一个民族来说，市场经济既给一个民族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机遇，又向一个民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明确人文精神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重大价值，维护非市场化社会领域的纯洁性
人文主义主要追求的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探寻的是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是一种至上的和至本的精神感悟与洞察，其功能就在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并通过这种提升有助于人们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与精神皈依。人文主义精神不仅具有为现代化提供价值合法化的功能，同时它也承担着从一个超越的层面批判现代化的功能。马克斯·韦伯指认现代化社会面临着一个形式合理化而实质非合理化的困境。换言之，当大工业生产、会计簿记制度和官僚科层制度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率时，商品经济和官僚制度却使人成了机器的奴隶、商品的奴隶和官僚制的奴隶，人在追求效率和利润的过程中，人为手段和工具所摆布，为自身创造出来的财富所物化，而在目的和价值上陷入实质不合理的异化境地。人文主义则意味着在形式合理性的社会为重建实质合理性指点迷津，它让人克服异化状态，重新回到人本身。丹尼尔·贝尔说：“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些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意义世界的发掘不断提醒人们，在世俗活动遵循实践的合规律性的同时，必须考虑实践的合目的性，我们所创造的世界是属人的世界，而不是非人的世界。换言之，人文主义精神的意义在于：在物化的尘俗的生活世界里不断以自己深刻的思考和尖锐的声音警醒世俗社会的人们，在追求工具合理性的同时，需要不断检视目的的合理性和反思行动的意义问题，从而确立起非物化的超越性的尊严，进而在金本位和权本位的世俗世界中建立起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
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仅仅明确人文精神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重大理论价值是不够的，需要在现实社会生活实践上维护非市场化社会生活领域的纯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常常把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则推广到所有社会领域。实际上，社会生活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不同的行为所适用的评价标准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市场经济奉行的价值准则并不能覆盖所有社会领域，尤其是非经济领域很难推行这种以功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价值准则。例如，政府机构、司法部门和军队是社会公正和市场秩序以及国家安全的维护者，这些部门的运行及其效率是靠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靠个人的敬业精神以及职业的荣誉感形成的。如果这些部门也推行功利主义原则，那么整个社会秩序很可能处于混乱状态。非市场社会生活领域受到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原则染指的后果，就是社会生活的无序，尤其是精神生活的迷乱以及拜金主义的泛滥。拜金主义无视社会生活领域差异性的存在，用金钱削平一切，使整个社会生活金钱化、单一化和扁平化。因此，明确人文精神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重大现实价值，需要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予以区分和划界，维护非市场化社会生活领域的纯洁性。我们需要对这种区分和划界做深入的学理研究和现实思考，尤其是需要对政治生活领域的非市场化管制进行深入研究。在严惩权钱交易、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真正使政治活动领域和经济活动领域所适用的行为规范、评价尺度有着质的区别，并且具有现实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