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标榜“新闻即史”说，提出史德、史才、史识为新闻记者所应备。
谢六逸创办《立报·言林》，开场白只写了200字。他说：“本报的标语有一句是‘五分钟能知天下事’，因此我的开场白只能花费阅者五秒钟。”
王芸生主持《大公报》时，每逢有新的记者来社工作，总要大谈一番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记者。他说作为一个记者，学识其次，人格第一。因为新闻记者的一言一行，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
盛澄世主持《中国儿童时报》，以为报纸最重要的三点是：确、速和博。记者第一步之自励，在不遗漏；不遗漏，然后能博取。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抄录各馆新闻”的《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每期十页，印二三千份，木板刻印，双日版，免费赠送。这是中国最早的文摘报。
戈公振对《商报》记者陈布雷说，报纸的评论“颇如吾人颜面之有眉”。陈布雷说：“评论岂止是眉，应该是报纸之目，如为人画像，若双目有光，则全神皆振。”
中国报纸何时有副刊，很难讲得清楚。刘半农在《世界日报》副刊的发刊词中称：“这个问题是谁也回答不出的，不过好像是‘报谱’上写着，有报必有副刊。”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2年印行严复的《英文汉诂》，第一次使用中文横行排版，并应用新式标点符号、使用现代装订法及著作权印花证，引起时人的注意。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年出版）里粘贴严氏“版权证”印花，此为商务印书馆试行“著作权印花”的创举。
蔡元培早年在为商务印书馆著译图书时，曾因说“四书五经不合教育体裁”而受到张之洞的指责。出书时为免清廷干涉，蔡借夫人黄世振之“振”字，署名为：“绍兴蔡振”。
曹聚仁在赣州主持《正气日报》，有马兵者投稿，以《奴才相》为题对他冷嘲热讽。曹照刊不误，但篇名和作者大名皆用二号字排在一行，成“奴才相马兵”了。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因揭露王伯群的贪污罪行，王即派人携带十万元前来捐赠。邹立即严肃地说：“王部长如真的愁这十万元巨款无处花费，我建议不如捐献给仁济堂。”来人听完大窘而归。
史量才开办新《申报》，告诫全体同仁：“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国将不国，报将非报。”
《申报》发表的以抗击八国联军为题材的陆士谔的小说《冯婉贞》，被徐珂刚删去结尾和作者名字，编入《清稗类抄》。后人将此作为史实，多次编进历史课本和其他教材。
袁世凯称帝命各报用“洪宪”年号。史量才不服，但又不能拒绝，乃令《申报》排字间排“洪”字后择“宀”部首任何字即可。第二天见报却是“洪害元年”。
陈蝶仙主编《申报·自由谈》，分稿费为甲、乙、丙三级。有抄柳宗元文投稿被刊登者，陈付以丙级稿酬。读者致信《申报》编辑部，责问如柳文也只能列为丙等，谁有资格列甲乙等。最后《申报》只好刊登道歉声明。
辛亥革命后，黎锦熙在湖南办报，有3个青年帮他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代为润色；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黎锦熙说，这3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成就也就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是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但他没有说出姓名。
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都是安徽人，当年在《新民报》共事，事业上他们都有一股韧劲，被人们称为“三个徽骆驼”。
萧乾年轻时在天津《大公报》社。因要写社论，他请教张季鸾。张答复：“读佛经去！”他当时开悟，社论应该是“言简意赅”。
张慧剑办副刊，刊有文章称：“马江偾事，夹四王画册而奔。”此中“马江”被误排为“江马”；而“江马”正是张的笔名。张只好自我更正：“‘马江’不仅是冒失鬼，而且是三只手，事关本人信誉，特郑重声明。”
曾朴在上海棋盘街开办“小说林”、“宏文馆”书店。他对胡适说，原意是要“先就小说上做成个有系统的译述，再逐渐推广范围，所以店名用了两个”。
沈雁冰（茅盾）写完《幻灭》后，因遭通缉不能用真名发表。《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在其署名“矛盾”上加一草头，成为“茅盾”而发表，此后“茅盾”即成了沈的笔名，相反其真名反倒少人所知。
鲁迅有一次与郁达夫谈及，办定期刊物，最难以为继的有两种：一种是诗刊，一种是像《论语》那种专门幽默的杂志。因为诗与幽默，都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货物，每期要凑齐一定字数，势必有所不能。
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告诉鲁迅，对鲁迅不足千字的文章，稿费是每篇3元（一般是1000字l元）。鲁迅说：“那我以后给你的文章要越来越短了！”
瞿秋白逝世后，鲁迅邀茅盾、郑振铎自编自印瞿遗作。书名由鲁迅定为《海上述林》，共60万字，文艺评论和小说、散文各占一半。称“述林”，取“述而不作”之意。出版者署名“诸夏怀霜社”，是鲁迅的意见，“诸夏”即中国，“怀霜”是怀念瞿秋白，因秋白原名瞿霜。
章太炎主编《制言》时，拟改蒋维乔《沈竹礽先生传》。蒋说：“太炎改，无意见。”刊出后蒋说：“不是我的文笔，应改署太炎。”章一笑了之。
章土钊办《甲寅》周刊时，与胡适同摄一影，章题诗送胡：“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老章投了降。”胡亦题诗赠章：“但开风气不为先，定庵此语是吾师；同是曾开风气人，愿相敬爱毋相鄙。”
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时，常有“吾家太炎”之语。有次章赴宴，有人戏对他说：“人虽苛责，君亦未免势利，何以不闻君于请国耻时，呼吾家宗祥；于说艺术时，呼吾家遏云（女演员）耶？”
章克标和李青崖、林语堂商办刊物，苦思刊名不得。后他从林语堂的“林语”两字想到《论语》，即获得一致赞同，采用其为刊名。
老舍写信给《论语》编辑邵洵美，说辞去教职，靠写文章吃饭，结果时常吃不饱饭，文章也写不出；并说：“8个月来的写家生活经验给我证明，卖文章吃饭，根本此路不通，此后仍当去另找饭碗，放弃写作，饿死事大，文章事小。”不料该信在《论语》上发表时，最后8个字被误排为“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大小颠倒，铸成大错。
抗战前，天津《益世报》主笔是罗隆基，《大公报》主笔是张季鸾，两人每天都写社论，每篇都受到读者重视。张用的是文言，通俗而雅洁；罗却用白话，圆转流利。
罗隆基受聘为天津《益世报》主笔时，提出条件有三：（1）不能删改他的文章；（2）所写之文，不能搁置不登；（3）不写应时文章，如报纸必须刊载，应嘱他人执笔，但报酬不能减少。
范泉主编《文艺春秋》时，常常谈到编期刊的苦恼，因为“有钱的人不愿意看，要看的人偏偏又没有钱”。
胡适在14至19岁之间，在上海每日阅读《时报》，深受影响。他说，当年的《时报》有两大贡献：一是创立痛快的短评；二是开辟带有文学兴趣的“附张”。
于右任曾主持《民呼报》笔政，有诗讽刺庆亲王奕劻父子收干女儿祝寿事：“侯门父子作干爷，喜气洋洋在一家。照例自然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宴，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由此奕劻恨之入骨说：“如获于某，必剜其双目以为惩。”于闻知后付诸一笑，乃戏改《民呼报》为《民吁报》，并对人说，“吾双目被剜矣。”
《神州日报》的报名，是于右任等反复斟酌而精心拟定的。神州是中国的古称，在旧作诗文里，往往把它同故国情思紧连。于右任说：“顾名可以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的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
李敷仁主编《民众导报》，获得欢迎。在该报发行万份纪念刊时，农民写信称它是“农民的教科书”。还有人编歌称赞：“李敷仁，办报真是人，要不是你为人民受苦辛，谁还把你记在心。”
赵景深设计《冰心论》一书的封面：一支钢笔，从笔尖流出大海，海水里有一个老母和几个小孩的头。他说：“这表示了冰心在作品中最爱写的题材是海、母亲和小孩。”
1924年，冰心和梁实秋在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上，经许地山介绍相识。他们在船上办了文学壁报《海啸》，事后选了其中14篇诗文给上海，《小说月报》发了个专辑。
1925年，孙伏园主编《京报》副刊，曾发起选择“青年必读书十部”。胡适、林语堂和周作人等都作了回答。其中梁启超着笔于治史，并在推荐书后，提出三项标准：一，修养资助；二，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文学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