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的书斋“春在堂”（曾国藩书写匾额），是从自己咏春的诗句“花落春仍在”中摘出命名的，一来纪念往昔辉煌的起点，二来表示自己虽罢官--“花落”，但志不衰--“春在”。
20世纪初，郑贞文因学校教材中化学元素沿用日本名称，如：“养气”、“轻气”等，即按中国文字造形特点，创造出一目了然的“氧”、“氢”、“钙”、“钾”等元素名称。
1905年9月13日，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在吴淞正式开学上课。此校名是马相伯采纳于右任的建议，从《卿云歌》里撷取了“复旦”二字，表示不忘震旦之旧，更寓有复兴中华之志。
于右任原名于伯循。1905年，为反对日本挑拨中国南北人民间的感情，他撰文痛驳，署名“于佑任”，将文稿径直寄往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佑任”虽系于氏之字“诱人”的谐音改写，却又内蕴“右衽”含义。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多为左向（称“左衽”），与中原汉族的右向（称“右衽”）迥异。这一署名暗喻不接受清廷统治。
于右任清末亡命上海时，化名“刘学裕”；在报上发表时论，则署名“神州旧主”、“骚心”、“大风”和“剥果”，又号“半哭半笑楼主”。
于右任次女出生时，家人要他取名。他说：“让我想想。”接着说：“就叫‘想想’吧。”秘书张庚问：“‘想想’两个字有何意义？”于说：“‘云想衣裳花想容’，‘想想’不正是个好名字吗？”
秋瑾就义时，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这实非秋自作，乃从清松江诗人陶澹人之诗《秋暮遣怀》中“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而来。
史坚如为香港《中国日报》的“旬报副刊”之“鼓吹录”专栏作文，其题为《特登误国，周时赔钱》。所以取此名称，乃系由当时广州清官吏之姓氏，即粤抚德（特）寿、藩司丁（登）、臬司吴（误）、通司国、粮道周、广州知府施（时）、南海知县裴（赔）、番禺知县钱等八人之姓连缀而成。
辜鸿铭生于福建，求学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曾到达过日本，居住在北京。他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住在北洋”，故自号“东西南北人”。
章太炎为刘成禺《洪宪纪事诗》作序，对袁世凯称皇帝的“洪宪”年号作别致的解释：“袁世凯以明太祖建号洪武。满清以太平军为劲敌，其主洪也。武昌倡议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厌胜之，是以建元曰洪宪。”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他14岁赴日本留学填写护照时，一时大意，误将年龄“十四”填入姓名栏内。护照既不能重填，又不准许涂改，遂将错就错，将“十”改成“李”字，变成“李四”；“四”字不好改，抬头看到一横匾“光被四表”，便又加上“光”字，此后一直叫“李四光”。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当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尔发现的。
胡适原名胡洪騂，因对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由衷敬佩，就改名为“适”了。
何香凝和廖仲恺婚后居平台上一斗室。时逢中秋，皓月当空，何触景生情，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把住处名为“双清楼”，并自号“双清楼主”。
蔡元培主编《警钟日报》时，常用“民友”为号，后认为自己也是国民一分子，怎么叫民友呢？于是从诗句：“同余黎民，靡有孑遗”（《诗经》）中，各取一字，改号为孑民。
蔡元培笔名常用“周子余”。他人问及原因，蔡答：“周蔡原为一家，不闻蔡亦出自姬姓乎？”后又正色说：“余母氏周姓也，吾故用之。”
熊希龄将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联刻为印章以自况；又取诸葛亮意，名所居为“明志阁”。
聂崇岐常说，只有心静才能专一研究学问。所以他用诸葛亮“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前两字为书斋名：“澹宁堂”。
徐调孚学名骥，取自《论语·宪问》：“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朱熹论：‘德，谓调良好。’”又因此字调孚；笔名蒲梢，是从《史记·乐书》“后伐大宛，得干里马，马名蒲梢”而来。
梁启超在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生日时，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梁称“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雷”之意，可引伸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意译为“震旦”；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而中国人称印度为“天竺”，按中国习惯前姓后名，故名竺震旦。
卢前（冀野）26岁当教授，被称为吴梅后中国唯一词曲专家，尤爱填《鹧鸪天》，故又名卢鹧鸪。
卢冀野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自题书斋名“求诸室”，取自“礼失而求诸野。”
卢前自号饮虹簃主人，书斋名饮虹簃，著作也称《饮虹乐府》、《饮虹曲话》。饮虹乃出自《异苑》，东晋薛愿发现有虹饮其酒瓮，须臾便竭，薛再以酒灌之，随灌随涸。
抗战时，卢冀野在永安任福建音专校长。他的住舍在校东小山坡上，命名为“练存轩”。因诵蔡中郎“琴歌”中语，名为“练存”。
沈君默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有朋友开玩笑说：“既默不作声，何必再开口？”意指“君”字下的“口”是多余的。沈想到自己不善辞令，且同仁中已有位张君默，故更名为沈尹默。
林纾因居住处枫树成荫，故取“飘落吴江冷”诗意，自号冷红生。
黄尧作画用英文W．Buffoon签名。“W”代表姓“黄”，“Buffoon”是马戏班或京剧中的“小丑”。他说：“老生没有小丑扮奸臣，哪显得出是忠臣？花旦没有小丑配着去打诨，哪显得出她一付荡艳的做工？”因此他认为，小丑就好比中药材中的一味甘草，任何一剂药里都用得着。
刘鹗字云搏；因主张建筑铁路，开采铁矿，于是改名铁云；又因收藏古董，斋名“抱残守缺”；做小说时，就用了“老残”的别号。
李宗吾（著名的《厚黑学》的作者）原名世铨，后改名世楷，自号宗儒，有师法儒教之意；后又改为宗吾，以示宗儒不如宗自己。
李金发原名李权舆，在巴黎夜读罗曼·罗兰等人书籍多卷，因神经衰弱而得病；病中有梦多次见一白衣金发女神，领他遨游天空，此时身轻如羽，后病即愈。李以为大病不死得益于梦，故以金发命名。
马公愚原名马公禺，因人多不识“禺”，遂加一“心”字成“愚”。有人因此说：“公真有心人也！”
史学大师邓之诚假日喜游览冷摊、小肆，访觅文物古旧，尤爱搜集印石，自行镌刻。尝得寿山、青田及田黄等上品奇异佳石5块，视为珍玩，爱不释手，故自号其书房为“五石斋”。
萧涤非之室名为“有是斋”，乃取自《论语》：子路批评孔夫子“有是哉，子之迂也”。萧说：“诗在今后，自以新诗为主，而自己却仍写些旧体诗，这不是有些‘迂’吗？”
张一渠名书舍为“三不拜草堂”，即富而不仁予不拜，贵而不义予不拜，贫贱而不洁予不拜。
陈布雷本名训恩，为《天铎报》撰文用笔名布雷。他人以为源自八指头陀赠诗：“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据陈布雷说他自己的名字，“盖余此时（在学校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由面包bread之译音而为布雷。”
陶行知原名知行。后来他论王阳明学说，说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时，加以批判，认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故改名行知。
陶冷月原名陶咏韶，在长沙雅礼大学任教时，为校运动会赠自绘的月夜风景画，发奖的外籍教授风趣地称：“你们熟悉这画月的人吗？他是Professor cold moon（冷月教授）”。陶由此改名，并以此英文谐音起号“柯梦道人”。
舒新城学名舒维周。曾借同族舒建勋的中学毕业文凭，冒名考入全部公费的湖南高等师范英语部读书；入校后虽被发现，但因成绩优异，仍准留校读书。后经校长同意，改用乳名“新城”继续求学。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16岁时进长沙师范，因读了郭沫若作品，取其“沫”字名“沫沙”。
刘大白原名金庆棪，祖先因避钱缪音讳改姓。1912年，刘任浙江《绍兴公报》主笔时，恢复本姓，并改叫刘清裔。后写社论中，有“可浮一大白”句，为绍兴人士传诵为佳句，由是乃以大白为号。
1913年，刘大白在东京避袁世凯迫害时，作诗一首：“眼波脉脉乍惺松，一笑回眸恰恰逢；秋水双瞳中有我，不须明镜照夫容。”时人乃称他为“刘眼波”。
林林原名林仰山，初发表文章时，写了“林”之后，想到柳宗元《贞符》中有“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就又写了一个林字，“林林”便成了笔名，之后又用以为名。
齐燕铭在大学读书时，因仰慕戴震，故自取名为齐震学，向戴震学习；不久，又名齐震，向戴震看齐。
徐邦达人称“徐半尺”。因为只要摊开任何书画的半尺正面，他就能判定真伪，百无一错。
施存统为追求钟复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后改名施复亮，并写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行，还怕那椿。”
姚名达主张废姓，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他改姓名为显微，据说是取自“春秋之称，微而显”，以至师生称他为“显先生微”。
简又文写《西北风》，随意署名“大华烈士”，即俄文“同志”的音译，为其在西北军时袍泽间的称呼。但他人不明真相，多就字面解作“大中华民国的猛鬼”。为此，他写成韵文说：“这个怪名词，来自音译俄罗斯，不是‘猛鬼’是‘同志’。”
《清宫秘史》的作者、旅美戏剧家姚克的生日是腊月十九，恰巧和苏东坡同生辰，故他刻有印章“与东坡同日生”。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戏剧，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被人称为洋状元，因此他还有一颗“人称洋状元”的印章。
王云五原叫王日祥。在上海私塾读书时，为塾师之弟赏识，因其名“日祥”，乃“日下现五色祥云”之意，故为其取名“云五”，并为他刻印名片。
毛泽东少年时曾提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其源自左宗棠自撰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陈润霖在长沙租民房办楚怡小学，校务、授课均一人，最初仅招生7人。取名“楚怡”，以为湖南乃楚国旧地，“唯楚有材，怡然作育”。
章士钊在长沙东乡读书，庭前有桐树数棵，章自称“青桐子”，后易为“秋桐”、“孤桐”。
淩鸿勋姓“淩”，而非“凌”。他说：“有许多人问淩、凌是否一家？我说我们‘多一点’。也有些朋友对三点淩少写了一点向我表示歉意，我答以：‘我不在乎这一点。’”
张紫微原名张朝法，因单身赴马来亚之吉兰丹，不免感到孤独，便用白居易诗“紫微花对紫微郎”句，取笔名为紫微。
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因留有大胡子，同仁和学生们称他为“而翁”。《说文解字》：“而，颊毛也”。
闻一多到清华学校念书时，主张一人一名，名号统一，不再用别名、字号。他改名“多”。甚至提出称呼时只呼名不呼姓。但因其为单名，故人仍称他“闻多”。后同学潘光旦建议他加个“一”字，以后他就叫“一多”了。
陆丹林赠王礼锡《海外杂笔》一书，在扉页题一绝句：“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如笔白如刀，战场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讨笑嘲。”诗中首句用欧谚：海水如日，天下太平。末句用英国约翰逊遗言：生命是种嘲笑，事事可作印照；从前我曾想过，现在我真知道。
1919年，茅盾用“冯虚女士”的笔名，为《妇女杂志》撰写了很多文章。友人问他为什么要用女性的笔名，他说：“‘冯’者‘凭’也；虚，子虚乌有；冯虚乃凭空虚造是也。”
茅盾写《子夜》，最初书名曾拟三个：夕阳、燎原、野火。曾选用《夕阳》，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意。最后定为《子夜》。
“巴金”这一笔名，第一次使用是在发表小说《灭亡》时。据巴金自称：“巴”是为了纪念“一个使我痛苦的在项热投水自杀的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金”则因为“我刚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
夏衍有笔名119个，其中黄姓最多，据说他喜欢黄猫。
曹禺原名萬家宝。他解释说：“我原来姓万，这个万字，草字头下面一个禺。年轻时的风气，写文章总得有个笔名，于是把萬字拆开，成了‘艹禺’。但草字头不像个姓，谐音，就来个曹吧。这个名字很好，既上口好记，又不容易重复。”
傅雷原名傅怒安，取意于“一怒而安天下”。他改名为“雷”，是因为喜欢神话中的雷公。在他的书橱上，就放有《封神演义》中雷震子的头像。
王莹原名王克勤。因谢冰莹说：“我把自己名字中的‘莹’字送给你。莹是指又纯洁又透明的白玉。你改叫王莹好吗？”王同意，此后王克勤反而成为笔名了。
周作人化名东郭生，为丰子恺的画写《儿童杂事诗》多首，其中有“大头天话更番说，最爱捕鱼十弟兄”等句。他说：“为儿童说故事，多奇诡荒唐，称曰‘大头天话’，即今所谓童话也。”
蒋光慈、钱杏邨和杨邨人创议合办书店。店名“春野”，乃是蒋光慈所定，取意于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蒋光慈小说《短裤党》的书名，为瞿秋白联系法国大革命时的sansicnlottes而命名的。书中人物均有所指，如杨直夫、秋华夫妻（瞿秋白、杨之华），老头子郑仲雍（陈独秀）、史兆炎（赵世炎）、沈船舫（孙传芳）、张仲长（张宗昌）。
韩国钧自传取名《永忆录》，取自李商隐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逸经》第十六期发表《国民军首都革命记实》，系冯玉祥向简又文面述经过，写成后冯修订发表，由简署名璧树。“璧”取英文“big（大）”之音，“璧树”即“大树将军”（汉将冯异）之意也。
徐懋庸将《自由谈》、《涛声》等短文结集出版，用“语不惊人死不休”句中几个字，定名为《不惊人集》。
朱自清原名朱自华，1917年报考北大本科，为了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保持清白，便取《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严”中“自清”二字，改名“朱自清”。
朱自清的书屋命名为“犹贤博奕斋”，取研究学问还是比赌博下棋好之意。
朱自清晚年在书案的玻璃板下压有纸条，上书：“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显然是对李商隐名句“夕阳无限好，毕竟近黄昏”的反弹琵琶。
李抱忱夫人姓崔，乃取各人姓半，名所居“山木斋”；并请董作宾为题匾额。董作宾笑说：“厚颜狂生！把自己的家叫山木斋。‘山佳’为‘崔’，‘木子’是‘李’，这岂不是说‘山木’之下有一对‘佳’人才‘子’吗？”由此在题匾毕，又加写了四句：“崔巍浓郁．李桃竞春，山木斋下，才子佳人。”
余嘉锡读书五千余部，自题书房为“读己见书斋”；抗战时因愤日军残暴，改题为“不知魏晋堂”，盖因系湖南常德人，其著述自题籍贯为武陵，乃以陶潜《桃花源记》自比。
钱歌川20岁时，曾个人办了一份杂志，名叫《流萤》。其取意唐代诗人的诗句：“莫谓君家无长物，案头灯火有流萤。”
由周全平主持出版的《洪水》半月刊，刊名取自《圣经》中“上帝要用洪水洗荡人间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