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一个黑暗的隧道尽头的光芒，就因为有哪个光芒，你能忍受这个黑暗，但是，如果光芒没有了，所以，追求良家妇女的人，你一定要坚持。具体的光芒照耀的是什么，你并不知道。
现在王石做了24年，他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住宅生产商，已经58%左右，但是他自己学好，他所有的帐都是秘书管，都是非常透明的，上市公司，你没有听到他个人在财务上有任何问题，这个是创业之初特别重要的，一定要在钱以外的能力上下工夫，在钱以外找你挣钱的基金，而不是说钱本身。
关键就是你有没有钱以外的坚守，像李嘉诚一样的，让大家愿意帮助你，你愿意学新知识，这些东西非常重要。企业就像人生一样，到12、13岁像青春期，这是多事之秋，究竟怎么处理这些关系，就是你创业四个问题：你去追求钱、你去跟谁赚钱、通过什么手段来赚钱、保证你是清清白白的。如果去你行贿，最后你赚钱了，反而是你看到的一个悲剧。
怎么样处理这个关系，我们从中国历史上找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中国历史上100年来，处理政商关系，只有两个人处理的比较好。一个人姓余，处理政商关系聪明，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以后，经过同盟会的老人介绍，就到他家里住了三个月，然后跟杜月笙都认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办上海交易所。蒋介石后来去了黄埔军校，当了校长，然后到九江的时候，余就坐不住了，当时，国民党提出新民主主义，联俄联共，这种口号很糊涂，跟蒋介石见面，他就问蒋介石，你是扶助工农，我怎么办？蒋介石说了一句话，说穷人靠不住，表面说是扶助工农，实际上是这个帮助我。余就问，我回上海怎么办？蒋说不日就达到上海，请你招呼上海商店，维持秩序，具体怎么做，你就筹一些款。这样，蒋介石到了上海，于是杜月笙，黄金荣、余恰清，这就变成了我们说的4.12反革命政变运动。谁给的钱？余给的钱，杜月笙他们的，给兄弟啊。北伐成功以后，国民政府建立，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余又做过买卖，给洋人特别好，所以，他一没有钱就去找宋子文要钱，最后在叛乱后期，他病死了，在中国这么多人跟政商打交道，其实，你给任何其他级别的官员都没有用，最后都没有用。
在高处看的清楚，但要做，就得平处做。
荣毅仁，这个家族两代人，甚至三代人，跟国民政府打交道，跟共产党打交道，打交道的方式很奇怪，抗战的时候，把荣家强迫的拆散，跟余完全是相反，等从西南回来的时候，将近1949年，他想来想去，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好印象，就留到了大陆，最后政府让他做了一个副市长。之后，文革之后，他的钱有4、5千万，他又捐了中国筹备了中信，财政部才给两千万资本金，没有算股本，他都给了国家，因为这样，共产党政府感谢他，让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所以，出现金融风暴的时候，国家帮了他，他给政府打交道很简单，政府只要需要，他不算帐。
什么意思，看一个问题，要在高处，才能看的清楚。但你要做下来，就得平处做，跟李嘉诚一样，要跟他们做的一样，不要突出，向宽处行，你的道路和人生更宽广，这就是两种算帐的方法。通过这个大故事就知道，在创业之中，我们怎么跟政府打交道，这是一种智慧。这种政商关系，实际上就是三种关系，我们跟政府的政治体制，以及道德伦理、导向的关系，这个关系你必须要遵守。比如说，做房地产，你都得听，因为我们的执政党就是一个，而且是长期执政，他说话你就得听，而且就得积极支持政府，第二个就是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就是余和蒋介石的关系得弄明白，我们大量的人出事就是在这里。
我们要做夜总会的处女。
第三个就是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关系，我们跟万科采取的是一个策略，就是第一个股东是国企，我请泰达支持我们，我们合作了四年以后，非常的顺利，我们目前已经是环渤海地区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我要讲的是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腐蚀干部得到利益，你腐蚀干部亏钱不可能赚钱。算一笔帐你就知道了，千万不要腐蚀干部，我今天不是做道德的宣讲，我是告诉你们怎么活下来。
在九十年代中期，1995左右大概是这样，我去贵州，是真实的事，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枪毙一个省委书记的老婆，我们在那个时候，想收贵州的国际信托公司，开始见这个人怎么也不见，后来透了一个话，结果来了一个面包车。我们对这个形式就可疑，这么不正式的谈，首先就觉得这个事有点不踏实。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首付都没有，我们觉得不踏实，于是我们就没有做。事后，这个老太太在别的地方做了这事情，包括这个交易，后来被枪毙了。
坐着马桶不臭，抬屁股就臭。
在贵州当时，这老太跟另外一个姓陈做了一个交易，给她儿媳妇了500万，让她的公公帮他买了一个上市公司，就是权钱交易站了上风。你们去想，如果一个中年女性，忽然有了500万，会干什么，女人到这个年龄，炫耀她仅有幸福和残破的爱情，在这个时候，就穿金带银，到处炫耀。你的孩子不该去国外读书的时候，你去了，于是就招了很多议论，招来以后怎么，就有人来查，查了以后就得摆平，这个摆平要摆平，于是这个老板又花了几百万去摆平。一个当官的，坐着马桶不臭，抬屁股就臭。又惹来了是非，最后他调走了，或者是下台了，这个案子就开始立案，于是到北京花钱摆平这个事，这个是非的漩涡就越来越大，你要摆平的人就越来越多，最后，你坐牢的时候，你就花了三、四千万了。你省了精力和是非，你都赚回来了，这个就是腐蚀干部的财务模型。
所以，我们跟政府打交道，政治家和企业，我就算完这个帐，我就不干这个事。这叫时事洞明皆学问，做好人要清清白白的跟政府相处。
做到色与戒的平衡。
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是可以做到清清白白，因为我们熬了18年左右，我已经是良家妇女的后半部分。
走过这一段，就是走过了企业的青春期，懂得了怎么样跟政府、政治家打交道，知道了赚钱的欲和色，这同时就讲到了色和戒。企业上市了，有一定的规模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戒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我们今天包括万通在内，已经有了很多发展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企业，你所面临的就是花好钱，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花钱要花成自由，赚钱是本事，花钱是艺术。海啸的时候，有的之人买单，一掷千万，为什么？你是上市公司，没有经过董事会批准，你就是侵占。所以这个钱，花的方法不对，就是犯法。在今天，我们谈企业公民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你做的公益和战略做一个配合，公司所有的程序法律结构都要匹配。
如果你是私人企业，你要把自己的钱管好，自己的钱分成三堆，这一堆放在上市公司，这叫公开业务，这部分赢得尊重和体面，争取社会资源。第二部分是自己私人的钱，这叫私人的业务。第三堆叫做公益的钱，交给老婆和孩子管，这部分钱是买道德、名声和社会尊重，你把这三堆社会职能分好，这样，就可以作到有社会地位、道德。
总之，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都是不同的欲望和道德，欲望和纪律，欲望和法律，欲望和规则不断的博弈，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色与戒的平衡，在追求金钱的同时，保持自己清清白白，这在我们最重要的。
企业家的责任与使命--华立集团董事长汪立成。
华立集团汪立成简介。
汪立成，1978年加入华立前身余杭仪表厂，从技术员到副厂长，1987年担任厂长，时年27岁，此后，一直带领华立从一个小工厂发展成为跨地域、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大其心容天下之事、虚其心纳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定其心应天下之变，这几句话是能概括汪力成心路历程的，很多优秀的的企业家所以能有这样的格局和气度，很多是得以于他们他们主动担当起的责任，责任总是能激发起很多厚重的道德内涵，而它的本质却是担当、思考和行知合一。
共享，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经营大师论坛我已经出席了好几次。在这里我发现这个论坛吸引和凝聚和一批非常有朝气的中国未来的企业家。我对这个论坛比较支持和关注，其实，我更多的还是认为这是我们一种社会责任，这也是企业家的一种社会责任。因为，对于先行的企业家，他如果能够把他一些经验、教训或者是思想，能够让很多的人来共享的话，他就是对社会一种贡献之一，所以我也是抱着这种目的，每次尽可能安排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论坛。
商人永远成为不了企业家。
我们浙江的企业叫浙商，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商人这个称号，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商人就是民间的，商人就是唯利是图。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商人就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因为，一个优秀的商人，只要你会赚钱，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当然，这也是合法的赚钱，否则就是不法的奸商。
我更喜欢的是企业家这个称号，因为企业家除了要会赚钱以外，他还必须被定义或者被赋于赚钱以外其他的一种内涵，企业家一定是建立在比赚钱还重要的一种使命基础上。否则，商人永远成为不了企业家。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并不一定会被大家所接受。
我们这一代人，处于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我出生于1960年，在朦胧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计划经济，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历了今天走向世界的市场，所以，我们更多会比其他人，或者更年轻人了解过去的市场，过去中国市场，我们正在做什么，未来将会是什么。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三字经是什么。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这个年龄段的企业家，跟七十年代出生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七十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更不要说八十年代后，他们对过去的中国是不了解的，而我们了解。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在读书的时候，并不是学习，而是在批判当中学习。
我们读小学开始，已经没有孔孟之道，已经没有儒家文化，这个时候已经被推翻了，被批判了，学校里面的批判，等于是给我们创造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每天要写文章，要批判三字经，所以我知道什么是三字经，我相信70年代的企业家和年轻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三字经是什么。
我们的软实力大大的下降了。
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讨论一个话题。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过去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三，有说法是第四，无论是第三还是第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30多年当中，快速成长起来，那是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中国正的强大了吗？我们的答应是否定的。
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真正是强大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如以前，中国在世界上受人尊敬的地位还不如以前。因为我们的软实力大大的下降了。这跟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不重视文化建设，不重视人的精神层面的建设，或者是始终以一种僵化的教条的东西来灌输人们，我们常常担忧，如此下去，中国会越来越危险。
对中国未来在国际上所处的环境，我是一种相对悲观的看法，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高兴的太早，在这个国际到舞台当中，中国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现在还很难说。更多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文化上、在民族责任方面的底层缺失，我们还没有凝聚出鲜明的特征出来，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自己的话。我说这个话题可能太大了。
作为企业，作为企业家，在这之中你给自己怎么定位，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考虑的。有很多企业可能刚刚处于创业阶段，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当开始起步的时候、当你开始处于创业的时候，你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因为只有赚钱你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不可否认的。
你到底是赚一倍，还是十倍，还是一百倍。
华立跟很多中小企业一样，从一个小企业、甚至是一个作坊开始创办起来的。我们的前身是一个做雨伞、扫帚的作坊开始起步的，我们员工是一批社会上吃百家饭的手工艺人。我们也经历这种非常原始的创业过程，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来赚钱，怎么样把企业维持下去。但是当你企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后，你的主要的目标，或者你唯一的目标，决定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赚钱，因为，如果仍然是为了赚钱，你到底是赚一倍，还是十倍，还是一百倍，这个时候，你必然会思考这个企业的终结使命到底是什么？特别是，你如果把企业当做事业来做，想把企业做成一个百年老店的话，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尤其重要。
华立在九十年代中的时候，就开始是思考这个问题，华立的愿景是什么，我们最后通过大家的讨论，搜集，争议，最后统一认为，华立绝对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它有更高的使命和愿景。我告诉大家说，企业不是为了赚钱，你们肯定是笑话，因为不赚钱，企业不生存不下去了，企业基本的目的是以盈利为支撑的经济组织，但是，如果所有的终极目的都是盈利，最后你肯定走不下去了。很多企业昙花一现，都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到了该要清晰自己使命的时候，没有清晰，他会模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后走向消亡。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作为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所成长起来的本土的企业家，我们有时候想想也是很悲哀的，特别是当我们跟那些国外的跨国公司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失落感，我们并没有清晰化自己的方向。
要说，两者之间完全不可比，它所成长的土壤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它在起步、发展和实践的过程当中，它所处的政治、市场环境完全不一样。我们企业界，经常会兴起一阵阵的风潮，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崇拜的日本的经营企业，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松下；一段时间，我们的学术界和企业界，又开始非常专著的去学习、推广欧美的企业管理。但是，不管是那一种，在中国，你想把它照搬过来，没有一个成功案例。因为你是完全按照一种不同的群体和文化环境在运作。我认为，真正成功的做法，是必须从自身出发，来摸索、探索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企业经营之道和管理之道，我想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我们民族不太善于对文化进行创新。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化国家，最近新的考古发现，已经7000年以上，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和国家，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悠久历史并不一定会给你带来浓厚的、雄厚的文化底蕴，甚至搞不好，往往会成为一种包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们这一民族不太善于对先辈的文化进行发扬光大，进行创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