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时候，我仍然迷迷糊糊的，支队长看着我一脸的不明白，突然笑了，说：“这女娃，对你感情投资哩，你能给她回报吗？”
看我仍旧不明白，不爱说话的支队长就闭上了嘴，不再浪费一句话了，闷着头走路。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沉闷的氛围，走了一段路，正想找一些话说给他听，扭头看到路边有一家歌厅，便惊讶地站住了。
“这儿还有歌厅？”我说。
“这儿怎么就没有歌厅？有几个呢，这个还不算歌厅，是厂子里的俱乐部，承包了，对外营业。”
我仔细看去，果然门前有一块“某某厂俱乐部”字样的牌子。这时候，看门的老头走上来，跟支队长打招呼，听那口气，是老相识了。
“上边来人了？”老头问支队长，眼睛看着我肩上的少校警衔。
“噢，我们总部的首长，你上班呀？”
“嗯。”老头答应着，仍旧打量我。
我朝老头友好地笑了笑，预备同他聊几句就走开，可没想到聊几句后竟无法走开了，到后来竟稀里糊涂走进了俱乐部。
“生意很淡呀。”我说。
“厂子没光景，能不淡？”
“你在这儿上班，一个月多少工资？”
“上个月二百，这个月减了五十，一百五吧，再没有生意，下个月要关门了。”他叹息一声，但是伴随着叹息，脸上并没有露出多少愁容，仍是那么平静的一张脸，似乎歌厅关门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
听他的口音，像是山东人，他把“百”读成“bo”，一问，果然，而且跟我一个地区的，是烟台人。因为见到老乡，他有些激动了，闪着光亮的眼睛看着我，不停地询问家乡这些年的情况。
到后，我问他的身世时，他却摇摇头，对我说：“别耽误你的时间，你们进去唱歌？”
“我不会唱歌，我们遛遛步。”
“不会唱瞎唱吧，不会唱就跳舞，里面没有一个人，几个晚上就是这样，你们去坐坐吧，支队长。”
“舞也不会跳，当兵的，外行。”我说完，就想从老头的身边绕走。
“我正想清一清嗓子，这嗓子总闷得慌，走吧。”
支队长拽了我一下，我知道无论如何是要进去坐一坐了。听这老人的口气，像是有意给俱乐部拉客的，带着些祈求，身体挡在我们前面，眼睛始终看着支队长，似乎我们不进去唱一唱，就不会放我们一条去路。支队长呢，也故作姿态，拉了我进去消费，算送了人情。
就进去了。里面有六七个包间，几个女孩子冷清地坐着，一见我们进去，欢喜异常，围过来，问是否需要陪唱，支队长便问：“芸芸来了吗？”
一个女孩子就走过来，头一低，细声说：“支队长，来了。”
支队长把我指给她看，说：“我们首长来了，想唱歌，你陪他唱，谢谢你呀。”
“谢你才是哩。”叫芸芸的女孩子对支队长说完，转头朝我一笑，说，“你点歌吧，我们一起唱。”
我确实不会唱歌，就点了一首自己喜欢听的，让芸芸去唱。
支队长坐在我的身边，要了两盘瓜子和两杯茶水，同我一起听歌，我因为看出支队长是被看门老头“感动”来的，便拿他来开心，说：“看样子，这女孩好像专门给你备用的。”
“是呀，我们政委不在，只好配一个副政委了。”他来了个顺水推舟，笑着答。
我明白他说的“政委”，是指在兰州的家属，那个在家里说了算的“班长”。于是我仔细看眼前的“副政委”，一副好身段，一副好嗓子，是上等的姿色。
本无心听歌，点了几首让芸芸唱罢，前后二十分钟，我便要起身离去，芸芸惶恐了，以为照顾不周，跑到我面前问是否跳舞。得知我不跳，更不知所措地站立着，把求援的目光投向支队长。
“没事的，他就是这样的。”
支队长安慰着芸芸，从兜里掏钱给她，我急忙拦住支队长的手，自己掏出一百块要给芸芸：“陪我唱的歌，应该由我掏钱。”
“我们一起听的。”支队长看到我一定要付钱，又说，“五十就够了，就这规矩，我付瓜子钱吧。”
支队长付了十块钱的瓜子钱，我们一同走出俱乐部。我的那位看门的烟台老乡见我们走出来，急忙朝支队长点头，一副很感谢的样子说：“谢谢支队长，你走好。”
“这老头，我们进俱乐部又不是给他送钱的，他感激什么？”我说。
“他知道我进去点的芸芸。你知道芸芸是谁？”
我脑子一个激灵，模糊意识到芸芸和老头之间的关系，仍然惊讶地问：“是谁呀？”
“他的小女儿。”
这正是我一个激灵所想到的。那么这个老头是什么人？他如何来到戈壁滩，如何落到这种境地，当然是我接下来要问的。支队长也知道我必然会问这些，不等我问，就看着我脸上瞬间变化着的惊叹和疑惑，说：“回去再讲给你听。”
听完了看门老头和小女儿芸芸的故事，快十点了，支队长站起来，预备离开我房间，回去等待兰州“政委”的电话，让我早点儿熄灯休息，而我却在他走后很久，呆呆地坐在床头。
我的烟台老乡也是军人，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的，到这儿的第一批人大都由军人、科学界资深专家学者、富有工作经验的劳动模范、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组成的。他最初穿着棉衣，肩扛手提着行李，走进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死亡之海”，才二十六岁。三十万人一下子开进茫茫戈壁大漠，生活根本没有保障。水从120多里外运来，粮食从四面八方汇集，后来赶上灾荒年，调拨的粮食供应不上，就只能靠骆驼草籽充饥，晚上睡觉挖个地窝子钻进去，身上蒙一块白布遮挡风沙。“地窝铺”这个名字，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一代人用血汗写就的历史，后人仍在阅读--读不完呀！
这些年，核反应堆早已关闭了，国家不再拨款，工厂军转民，被称为“原子城”的地窝铺在九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中，成了一座孤城，工厂几乎全面停产，不知道该朝哪里“突围”。两万多张嘴，在漠风中停摆了。
一座座楼房，很安静地矗立着，如何也想象不出当年风嘶嘶马啸啸的场面了。
寂静中，这些男男女女仍在苍茫的戈壁滩上生儿育女，不知道要繁衍多少年。他们的父亲或者爷爷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把自己的生命连同子孙的青春都搁置这里。事实上，他们自走进戈壁滩的那一天，自己的命运与戈壁滩就连接在一起了，这片千年苍凉的土地，注定成为了他们后人的祖坟。
老一代地窝铺人失去了职业，也就失去了吧。然而新一代却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就预备掉转方向走出茫茫戈壁，寻找新的生活空间。眼下的地窝铺，很像一个独立的小社会，与外界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青年男女恋爱结婚，大都是就地取材，时间久了，就结成了一个大家庭，再结下去，该是亲上结亲了。有什么办法？供他们选择的方式就这么简单，留给他们的生活空间实在太少。
作为女孩子，在这儿的生活境况就不必说了，她们逃离地窝铺最简单的方式，是嫁出去，这里的武警官兵自然成为她们的首选对象，她们知道这些当兵的人，迟早要离开戈壁滩的。事实上，常年生活在戈壁滩的官兵，在外面找对象很艰难，但在这儿就成了香饽饽，可以在美丽女子中随意指点江山。
我终于明白那个卖小百货的女孩子为什么送我两双袜子。
我终于明白支队长为什么点芸芸陪唱。
明白了，也就有了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
我的那位烟台老乡呀！
“那次我老婆来，担心我在这儿搞垮了身体，迫我转业，没法儿，我就把芸芸父亲的故事讲给老婆听，这么一个老资格的军人，把三个儿女都丢在这里，没职没业，他的家乡烟台是个什么地方，能比吗？人家现在什么也不说，其实比芸芸一家艰难的不知有多少，当年从上海从北京那些大城市来的专家学者，如今一家老少也都在这戈壁滩上熬着，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已把自己的血肉埋葬在戈壁滩了。我老婆孩子都在兰州，一个人在这儿呆一辈子算什么？老婆就什么也不说，回去了。”讲完我的烟台老乡的故事，支队长感慨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呆坐在床上把支队长这段话反复品味了几遍，知道他不可能接受我的采访了。或许他是到了戈壁滩之后，才变得寡言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了俱乐部，走到门前的时候，热情的烟台老乡出来跟我打招呼，看到支队长没有来，似乎有些失望，问道：“就你一个人？”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顾虑，就说：“我昨天跟里面一个叫芸芸的女孩子说好的，今晚还来听她唱歌。”
烟台老乡愣了愣，暗察我的脸色，没有看出一丝破绽，才又恢复了那张笑脸，点头说：“那孩子的歌唱得好，唱得好。”
进了舞厅，仍旧是昨晚的场景，冷清中呆坐的几个女孩子围了过来，我学着支队长的口气问：“芸芸来了吗？”
芸芸走过来，比昨晚显得兴奋和热情，昨晚支队长点她，是意料之中的事，今晚就不同了。
她说：“欢迎光临！”
她引我走进一个包间，问我需要什么，我掏出准备好的六百块钱递给她，说：“两瓶啤酒，两碟瓜子花生什么的，剩下的全归你。”
我计算过，除去我返回北京的路费，也就有这么多闲钱。她捏着钱，呆呆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半天才说：“我们俱乐部只陪唱歌跳舞，别的、别的……”
显然她被我的六百块钱弄晕了头，歪解了我的意思，脸色红红的，垂下了头，有几缕头发随即垂了下来，遮挡了她的眼睛，捏着钱的手僵在半空，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了。她的这种窘态，让人心碎，我急忙把看得发酸的目光投向别处。
“就听你唱歌，你的歌唱得好，我喜欢。”
“那么……最多一百五十，不需要这么多，你怎么……”
“你去拿啤酒吧！”我故作不高兴地说，说完，心里又暗说，“你父亲是我的老战友，你和我女儿一样，父亲都是当兵的人！”
她慌慌地去了，仍然一脸的疑惑。
“先唱《咱当兵的人》。”我对她说。
一旦进入到歌唱的境界，她的情感便完全释放出来，可以听得出来，今晚她唱得格外投入。到后来，她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全不知道在她唱《当兵的人》时我眼角流出的那些泪水。她在为自己歌唱了--歌唱她的命运，她内心隐藏着的忧伤和叹息。等到她把自己的情感无遮拦地释放出来之后，突然想到身边还有一个多余的我，于是羞红了脸，随即又关闭了心灵的窗口，恢复了脸上那种热情奔放的表情。
“你来唱一首吧，我陪你唱。”她一下子坐到我身边，感觉坐得近了些，就又抬了抬身子，事实上身子并没有挪动出多少。
我摇头。略一停顿，问她：“如果俱乐部关闭了，你做什么去？”
她静了半天，叹息着说：“再说吧，总不会饿死的。”
“军工厂军转民，苦了像你们戈壁滩这样偏僻的地方，没什么项目，死熬。”
“熬吧，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或许以后会好的。”
“苦了你们这一代人。”
她突然笑了，看着我的表情，说：“已经很幸福了，出生在什么时候就得说什么时候的话，出生在这个地方就得说这个地方的话，建国初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吃一碗红烧肉要高兴半天，如果我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更惨。”
“这话……倒也是。”
我站起来，我想我该走了。
在门前又遇到烟台老乡，他快活地问我：“怎么不再待一会儿了？”
“困了。没有生意，你们也该早些关门了吧？”
“关早了，回去也是闲着。”
“什么时候回咱老家看看吧，家里还有什么人？”
“剩了个老姐，快死了，怕是见不上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仍旧快活，仿佛快死的那位，是别人家的老姐。也是，不快活又怎么样呢？相隔着几千里路，即使腰板足够撑到老姐身边，兜里的路费却撑不到，也就不去想吧。明知道不能改变的事情，想也无用，正如他的衰老和不久的死亡，愁眉苦脸是愁不出一些明媚的日子。于是，人就有理由来快乐。只是，我看着他粗糙的脸，想，如果他们当年没有来这里，而是呆在北京上海，或者随便一个城市，如今的情形会是什么样子，他，还有芸芸……其实，这是不能想的，这是两条永远也不会相交的生命轨迹。
后来仍忍不住问：“据说，你们刚开进来的时候，吃的是骆驼草籽？”
“那时候国家艰难，嗨，再艰难的日子，咬一咬牙就挺过去了。”
我心里一阵感动。芸芸好像也是这种话，芸芸从他身上已经继承了应付艰难的韧性。如此说，地窝铺总有一天会找到“突围”出去的路，总有一天的。
“是呀，你们不是都挺过来了。”我说。
“也有没挺过来的，我的一个战友没挺过来，骨灰撒在戈壁滩上，死前留下的话，组织照做了……”
我的烟台老乡说这话的时候，快活的神态消失了，声音低沉下去，随后把目光投向远处的戈壁滩。在耀眼的霓虹灯光里去看远处的戈壁滩，更显得黑漆漆的看不到边际，我也无法从他投向远处的目光里，判定那一捧骨灰飘洒的方位。
第二天中午，我离开地窝铺，支队长几个人又一字排开在站台上送行，握手告别时，支队长笑着说：“你是**出差，好事做了一火车呀。”
他厚嘴唇的裂痕里，依然是新鲜的血丝。显然他已经知道了昨晚的事，究竟是芸芸告诉了父亲，还是父亲主动问芸芸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以肯定，我的那位烟台老乡和女儿芸芸互通了信息后，心里都明了了，但是他们如何转告了支队长，又说了些什么感谢话，我又不知道了。至于那个俱乐部会在什么时候关闭，我就更不知道了。
离开地窝铺和来到地窝铺的场面，没有什么两样，站台上照例冷冷清清，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上下车的旅客，火车的窗口也仍然伸出参差不齐的脑袋，用惊讶的目光费力辨认水泥站牌上的三个字。
略有不同的，是火车从另一方向的乌鲁木齐开来，奔兰州去。
运行轨迹的方向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