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具有统一的指导方针统驭的文学主潮出现，文学运动的基本表现是“有政府”状态。这种状态的极限发展是文学成为一个统一体以及走向越来越禁锢和僵硬的过程。一个方法：现实主义；一种风格：革命风格；一个题材：重大题材；一种人物：英雄人物；这就是对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文学潮流的概括性描述。很长时间内，由于我们对这一切变异的现象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因而造成无数的悲剧性结果。
（二）线性发展的终结
五四时期的建设和发展结束之后，中国文学便进入线性发展的漫长阶段。这一文学潮流的行进不是采取自我调节的方式，而是采取人为组织的方式。以切合社会的现有情势的需要为动力，要求文学据此组织一个与之相应的创作环境和秩序。一旦特定的文学环境和秩序形成之后，文学的自身规律也开始潜在地运转。当艺术的规律一定程度地影响文学运动的实际时，社会性的力量便出来纠正它的“偏差”和“谬误”。于是便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矫正这些偏离的批判运动。原有的那次运动结束了，在新的批判的基础上又开展另一次文学运动。如此首尾相接，周而复始，源源不断地呈现出一条长线。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学有了新的推进。人们为了描写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对它进行了阶级性的划分，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等。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并为文学史家的总结提供了方便。但这种描状多半未能揭示它仍然在文学发展的原有轨道上滑行的性质。
政治动乱的结束以及经济改革的开始，事实上并没有要求制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学形态，依然是传统的文学推动力支配着当时的文学运动。因为社会的发展带给人以伤痕，传统的现实主义的阀门自然启动，它要求文学承担再现和反映这些实际的伤痕以控诉社会的变态；因为感到了仅仅反映伤痕的表象还不是剖析问题的实质，现实主义的机制主动要求深入揭示造成悲剧的一切动因。这便是由“伤痕”而“反思”两个阶段的顺理成章的发展。至于改革文学的提倡和号召，乃是由于中国社会对原有结构进行体制上的变革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形势所需要的文学服务和文学配合。它是传统文学价值和文学观念的正常性的体现。与此相适应，对淡化实际生活和距离说、“向内转”及表现自我的指责和批判，以及关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强调等，都是由固有的文学社会性和现实主义原则派生而出的。
不论是提倡还是抑制，目的都在于继续维护数十年来不断维护的主流思想。它是总体的文学一体化和文学规范化的努力的继续。这种继续当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切实的效果。它有力地推进了本已异化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修复和扩展，这是它的积极的结果。但通过这些强调展现的威力，却提醒人们对于固有的统一化文学构架的充分警惕。
中国文学事实上很难改变它自身营建起来的秩序。不仅是行政当局，不仅文学家和批评家，甚至是受到欣赏训练的各阶层读者群，都成为了这个秩序的构成成分，他们都自觉地成为秩序受到危害时自觉出战的“白血球”。
中国文学当然需要反映改革的作家和作品。但改革的中国与中国的文学改革，显然不是以改革文学的出现和滋荣为自己的终端目的。中国文学改革的基本使命是纠正文化选择的历史倾斜，使之改变逆转的局势而为顺转。其目标旨在恢复时代大背景下的世界性文学交流以及各民族文学经验融汇。近观，则是对于“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学大裂谷的充填和沟通，使原已开始但迅即消匿的文学的自由创造和多样竞争的格局在中国重现。
因此，几乎就在强调文学和现实保持密切联系以及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中国文学几乎以河流决口的气势进行了让人猝不及防的全面拓展和嬗变。在短短时间内，在已经相当凝固化的基础上出现的这样空前的思想艺术、内容形式、题材风格的变异，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内外的动力与助力，是完全不可能的。
若究其原因，首先仍然是对一个久远存在的巨大力量的认识，即本已相当政治化的中国文学的盛衰总受制约于政治的明晦。既然造成文学衰颓的直接原因是政治的失常，则改变这一局面的基本动力只能是政治的清明与豁达。中国文学当然不会也不应忘却从结束“文化大革命”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激动人心的人文环境的巨大变动。尽管十年多来曲折坎坷，曾经痛苦并继续经受痛苦，但若离开明智的政治决策以及给创作、评论、出版的适当的自由度，我们当前所获得的一切必然无存。
当然更为本质的因素是文学自身的觉醒。文学异化的极端，不仅宣告了文学的歧途，而且创造了文学的毁灭。中国如今的几代人，不论肯定还是怀疑乃至否定当前的开放态势（也许还有极少数的人例外），就绝大多数正常的人而言，都无不憎恶和唾弃文化禁锢和文化专制。社会的大倒退惊醒了麻木温顺的灵魂，绝望的再生、废墟上的痛苦觉悟，鼓涌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冲击力。
中国文学很难重入地狱，因为它已窥及人间的曙明。即使有再大的折磨，它也不再眷恋那一方黑暗。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冒着风险，中国文学依然一往无前地朝着开放的原野奔跑的缘由。
从文学视野来看，中国人当时获得的是一个基本没有遮拦的20世纪世界文学的全景。19世纪已经退居幕后。尽管它依然为中国人所潜心崇拜，但已在十年间变成了历史。21世纪已经到来，它已成为中国人决心加以把握的文学现实。中国文学对世界不再隔膜。中国人不仅熟悉马克·吐温、惠特曼，不仅熟悉瓦雷里和卡夫卡，而且熟悉《等待戈多》、《第二十二条军规》、《恶心》、《嚎叫》和《百年孤独》。和世界文学的广泛交流，使中国绝大多数文学很难再返回那自我幽闭的黑暗王国。它不会甘心忍受那种不可忍受的幽闭。这已成为中国文学思想解放的极大冲力，也是中国文学“后退无路”的可靠的保证。
在这样的总趋势之下，中国文学之河已经奔泻到一个漫无际涯的巨川入海口的河网地带。在这里，先前的一线黄河或是三峡锁住的长江为夺取一条通道而愤怒的奔突的情景，已经不再存在。这里的水流尽管湍急，但因舒展而显得从容；这里气势异常雄伟，但却不是巨流夺取一条出口。先前的单一河道，已在到达大海之前消失，这里出现了一种水流入海之前最庄严的气势和情调。一部诗一样的中篇小说，多次写到了已经到达的和即将出现的动人风景。这些文字赋予我们某种暗示的启悟：
他看见白皑皑的雪原吞没了起伏的沙洲和纵横的河汊，在雪盖的冰土地和沼泽上，稀疏的灌木丛刺破积雪，星罗棋布地、黑斑斑地布满荒原。……开冻吧，黑龙江！他喊道，你从去年十一月就封河静止，你已经沉睡了半年时光，你在这北方神秘的冬季早已蓄足了力量，你该醒来啦，裂开你身上白色的坚甲，炸开你首尾的万里长冰，使出你全部的魔力，把我送到下游，把我带到你的入海口吧！（张承志《北方的河》）目标已经可见，船道自行开辟。不紧不慢，不争不抢，所有的小水流都埋头于自己的河道。它们不及他顾，只是朝着一定目标奔去。首尾相接的那条直线已经不存在，出现了无数的线。它们以各自的姿态弯曲着迂回着，如同诗人笔下的那些莽原和覆盖坚冰的河汊。它们彼此区别又彼此串联，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但最终都向着海洋倾泻。
这就是20世纪末叶中国文学的自然景观。这一景观出现的时候，周围依然如同往昔，呼唤着并力图维护着那种前已有之的单一主潮的文学构成。这一主潮当然也是前已有之的现实主义的、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文学。改革文学的提倡最接近此种文学主潮的召唤。这自然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因为它是与当前社会现象以及人民利益密切关联的文学主题。但明智的看法已认识到中国文学不会重复指令式的单线运动构成的格局。作为一个与文学生态相悖谬的异常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不管产生多大的痛苦，都要痛苦地面对文学巨变的现实，那就是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之网。
（三）网络作为形态
获得解放的文学的发展，已不听从一体化的召唤。推动着它的是属于艺术自身的规律，不再是其他力量。是文学对自身的导引造成了文学的自由。这种局面促成了有史以来的深刻矛盾的公开化，其中：千差万别的求异性与思想艺术一律化；为灵感驱使的创造性与教条化的领导；始终处于跃动变革的文学生态与程式化的僵硬规范；艺术变革超前意识的脱离欣赏惯性与迎合浅文化或无文化的消费对象；以文学为斗争或宣传的工具论与文学的多种功能的确认……种种现象，归根结蒂是文学观念与文学价值观的重大分歧。对这种重大分歧最简括的综合，则是一切矛盾都将归宿到决定中国文学命运的切近现实与疏远现实（其中最重要的焦点则是现实中的政治）、文学价值的第一性与这一价值的多样性这些根本问题上。因为文学的一体化召唤的减弱和失去权威，文学家更多的是听凭艺术潮流的推涌、创造灵感的启迪以及创作个性的驱使。而且，由于一个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艺术规律即弃旧从新规律的制约，文学如同一群脱缰的野马在没边际的旷野完全杂乱无章地奔闯。这就是失控状态的文学景观的出现。
对于严受束缚的文学，这种失控是它获得自身生命的表现，因而是令人兴奋的前进。中国文学窒息过久，它一直在完全被动状态听凭他力的驱遣，而不能支配自己。不是文学家要自己干些什么，怎么干；而是别人要文学家干什么，这样或那样干。
自从主流河道消失，出现茫茫千流，网络贯通，这新局面令弄潮的文学家自身都感到了“六神无主”，更不用说那些忧心忡忡的人们了。所有的文学探索者从四面八方送来了自行其是的作品，也从四面八方发出令人瞠目的言论主张，有的简直就是向着传统的挑战。下面的文字引自马原的《哲学以外》：
读者和评论家问得最多的就是你什么意思？……我要是说我没有什么意思非难就更多，你没有意思干嘛要写？你不要故弄玄虚！……你是人，人总是有情感有倾向性，你的小说里没有是非好恶感情倾向，因此不明白你这么写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没有意思，你可以没有主题，不可以没有任何意思。（马原：《哲学以外》，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3）。）文学的传统价值观往往体现在它的“意义”和“意思”上，马原所反复饶舌的就是无意义和无意思的艺术本体。这种由有到无的转化说明了艺术观念的大错位。
当人们以异常焦虑的心情告诫作者不要躲进艺术的象牙塔忘记人生血泪的时候，一些作家开始追寻远古的文化之根。相左的各方各有充足的道理和合理性，难以说服。事实上，文学很难取消它对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关心，因而现实主义的倡导至今仍有强大的吸附力和感召力。但寻根文学被理解为跑进深山老林、不问人间烟火、意在回避现实的严酷，至少是一个误解。
像这样截然相悖的文学现象在80年代的文学发展中触目皆是。开始人们感到不能适应，久之就见怪不怪。我们从千奇百怪的千差万别之中进行最大公约数的归纳，则是诸种现象的两极发展状况。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新文学产生以来最为动人，也最为引人困惑的文学奇观。
这里有壮烈的激情宣泄的方式，这里也有完全排除了情感显现甚至情绪因素的“纯冷”状态的表达。例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种无言而又刻骨铭心的挚情，如宗璞《鲁鲁》那样寄深爱于鱼虫鸟兽的隐衷，都是文学新时代的激情显示。再如谭甫成的《高原》，不仅开启了情节淡化的先声，而且也不诉诸抒情，缓慢的甚至是沉闷的叙说中，让大海涌起了一片高原，象征式地托起了一个孤独的但已会梦想的灵魂。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寻访“画儿韩”》以及汪曾祺的系列作品，开启了对于民俗以及小说风土化的兴趣。小说的寻根虽不同于此，但却是由此上溯的创作运行。由此构成作为文化学的文学运动。在诗歌中巨大如敦煌、半坡、大雁塔，微小如古陶罐碎片，都引发了诗人的纠缠不清的情绪和架构宏大建筑的愿望。
与此同时，另一种文学潮流也在推涌。这种潮流鄙薄那种对于文化现象的皈依感。他们以激愤的态度攻击文化崇拜欲，以此表示他们由积郁生发的抗议。当一些人对着大雁塔阐释和引申时，他们漠然地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典雅和崇高依然坐在文学殿堂的正中，它们地位稳固，轻易不会动摇。但中国式的“嬉皮士”已经打着金钱板向他们走来。由于生活的失常只好玩世不恭，因为郁积过深而启悟了荒唐感。
敏感的诗人们早已开辟了诗歌的另一种“风情”。在那里，诗美竟已消失得无影无迹，或者需要对传统的诗言情作新的诠释。总之，他们在努力以“不美”的文字传达“不美”的事象，传统的诗美观在这里断流。这里是新诗潮一位诗人的名作：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见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的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
…………（北岛《履历》）
《履历》是一种自我解嘲，在这种嘻嘻哈哈的背后，则是可悲经历的血泪。使人感到了唯有此种表达，才能写出特定的悲凉感，以及对于无能为力境遇的抗议。当作家感到了过于沉重的情感和情绪的负荷，于是对甜蜜的描写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他们竭力要破坏这种美好的装饰，于是在庄重和美丽的另一极出现了轻狂和丑陋。一方面有人为审美的创造竭尽心力，另一方面有人却开辟了文学的另一个潮流。他们把丑陋的表现第一次带给了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有幸欣赏当代那些最有才能的美文家，用从古代、“五四”新文学最有成就的散文创造的美文传统写成的光华四射的文字。如冯骥才那篇极受冰心称赞的《珍珠岛》，那么美好的文学传达的美好的情感，人与鸟类由信赖达成的默契。
这样的文字可令心灵美丽地颤动，但是文学已把它的触角伸向了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