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欲先发制人，实行优恤政策，一步一步达到撤藩的目的，而吴三桂则拼命维持自己既得利益，与清廷斗智斗勇，展开了垆藩的一系列斗争。
一、针锋相对，撤藩必反
顺治皇帝去世的时候，朝廷毫无撤藩之意，相反，对孔有德、尚可喜要求引退，一再挽留，授以重权。而且对吴三桂，尤其看重，把云贵两省的军政太权一并授给了他。为了同南明王朝的斗争，顺治帝坚持让他们留下来。他也曾表示，应等到天下太平无事时“一并另议”。顺治帝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把这一重大问题留给了他的儿子康熙皇帝去解决。
圣祖继位时，由索尼等四辅臣执掌朝政，他们继续执行世祖的政策，依赖他们镇守南疆，对付南明残余势力和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的土司及海上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对吴、尚、耿三王百般笼络，昕任三藩自行其事。当外部矛盾——同南明的农民军余部的斗争结束，内部的矛盾便突现出来。世祖钦命，把“三王”留镇南疆，本意是以三王“世守边圉，以为藩镇”，藉以“藩屏王室”，维护清朝的稳定统治口然而，事物的发展却走向了清朝统治者愿望的反而。四辅臣的政策，恰好鼓励与助长了三藩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反而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政治军事力量。
在四辅臣执政的六年期间，三藩渐成割据之势。他们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尚可喜、耿精忠各有旗兵十五佐领，绿雷兵七千人左右，丁口各二万。按一佐领甲十二百人计算，十五佐领应为三千人，加上绿营兵，各有军队万余人。这是朝廷准于额设的兵数，除此，他们各“旗下所蓄养甚众”，恐怕要超过额兵数。吴三桂的兵员最多，实力最雄厚。他平定云贵，兵力多达七万余人，后屡经裁减，又有一些将领调离云贵，带走一些军队，仍定制五十三佐领，计甲士万余人，绿营兵一万二千人，总共二万三千余人。还有丁口数万。吴三桂掌握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尚、耿二王的兵力，比他们的总和还多一些。实际上，吴三桂的军队远不止二万，他明里裁军，暗地里继续征兵，他“按地加粮，按粮征兵”，因此，他的军队有增无减。如果加上他在外省的心腹将领所领的军队，受其控制的军队就更多了。三藩掌握南方教省的兵权，各领精兵猛将，形同军事割据。
尚、耿同吴三桂一样，都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他们持此来扩展自己的实力。尚可喜专制广东，在广东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连日用鸡豚及蔬菜水果等不税之物一概加倍抽税，其他如铜、铁、锡、木材等除按规定纳税外，又加私抽税，此种盘剥，每年不下十余万两白银。总之，“凡米谷鱼盐，刍茭布帛之属，市侩侵渔，利归王府。”广东有通海之便，尚可喜大搞海上私贩，牟取巨利。“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耿藩所在的福建，盛产鱼盐，其“利为天下最”，百姓皆以此为生。耿藩“横征盐课”，“荷派夫驿，勒索银米”，掠取大量财富，他利用海运之便，跟荷兰及东南亚各地大搞走私贸易，无所顾忌。他们同吴三桂一样，各在自己的统治区非法从事种种经济活动，已经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带来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吴、尚、耿一面搜刮民财，聚敛财富；一面伸手向朝廷索取千百万粮饷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及生活开支。三藩所属将吏士卒所需俸饷，动以巨万，征调各省“协济”云贵、广东、福建。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年需停饷九百余万两，“天下正赋钱粮其数当不及此也”！加上福建、广东两省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而这年的全国军饷也才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计一（十分之一），势难经久。”因此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实非虚语。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是常常不够用，因欠饷而发生兵士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每有饷不足，他们就连章告急；有了剩余，隐匿不报告，支用情况，也不叫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整个财政为此陷入困难的境地。
三藩的存在，在经济上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
至撒藩前，尚可喜年老多病，获准由其长子尚之信理事，他“以凶虐横于粤”，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竹，吴三桂在云南“尤骄纵”。
显面易见，三藩问题日益变得严重起来。造成这一后果，要而言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吴、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二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两朝给予他们过多的特权和优待，在客观上鼓励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的恶性膨胀。他们久握精兵，横行一方，自行其是，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刚满十四岁，已到了独自处理政务的时候了。七月，举行亲政大典，辅政四大臣（首席辅政大臣索尼剐去世）已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把朝廷大权移交给这位少年天予。过了二年，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圣祖毅然下令逮捕了专横跋扈的四辅臣之一鳌拜，才真正把权力收归自己手中。圣祖亲政，朝纲独揽，标志着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迅速加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不言而喻，形同割据的“三藩什跟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的矛盾和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圣祖久有撤藩之意，据他自己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他亲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康熙三十一年，字迹还保留在柱子上。圣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三藩对国家已构成腹心之患，把它列为自己执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头等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圣祖深虑“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郛致不测”，虽早有撤藩的打算，卫以三藩掌握精兵猛将为忧，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在撤藩前的一二年间，即从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圣祖十分关注云贵的动向，有目的地进行人事变动，多方笼络吴三桂的部属。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圣祖突然决定“叙征缅甸，获伪永历朱由榔及进云南、贵州、征水西功”，大赏吴三桂属下有功将士：授给都统何进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护军统领夏国相、副都统吴应期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高拱宸、参领傅其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杨砷之子杨延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李天植、博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白护军参领杨奉元等以下一百二十七人，都各授给世职不等。
征云贵事已过去了十余年，却迟至康熙十一年才叙功给授，从中可以窥见圣祖有意施恩于吴三桂将领，加深他们对朝廷的感情，使他们对朝廷怀恩图报。
圣祖提拔吴三桂部将，委以重任。康熙十一年五月，圣祖任命吴三桂藩下参领张足法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张足法从参领一下子提到总兵官，实为破格提拔，圣祖特在北京接见他，面授权宜：“兹特简授尔边疆总戎之职，尔其练习兵卒，修整器械，俾兵民相安，副联一体爱养至意。”同年六月，把云南“义勇营”总兵官马惟兴词到福建兴化任总兵官。七月，特派一等侍卫吴丹前去传达他的谕旨：“兹授尔福建滨海重地，特加恩赉；异于别镇，尔须加意镇守，以尽厥职。”赏给马惟兴镀金盔甲全副、表里各二匹。圣祖的谕旨和赏赐，向马惟兴明示，皇帝特别看重他，给予比其他总兵官更优厚的礼遇。圣祖对张足法、马惟兴的提升和谕旨：接见、派专使赏赐，都是不同寻常的。在此之前，圣祖还提升参领王永清为贵州黔西总兵官，升云南左镇中军副将王景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圣祖的举动，使人强烈地感到，他有意识地在分化吴三桂的势力，力图把他的心腹人物拉出来，作为朝廷的耳目，以备将来之用。
与此同时，圣租也把自己亲信之人派往云贵。康熙十年（1671年）初，圣祖派吏部右侍郎曹申吉为贵州避抚。此人不争气，后来吴三桂叛乱时，他叛清降吴。调原贵州巡抚佟风彩出任河南巡抚。同年四月，云南巡抚李天浴“疏请终养”，圣祖批准。五月，另派原任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是在康熙七年底任命的，原任总督卞三元是吴三桂的人，他提出“终养”老母，圣祖也不慰留，马上提升直隶巡抚甘文焜为云贵总督，八年初，又加兵部尚书衔，以重事权。康熙十一年五月，升陕西陇右道李兴元为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
总兵官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关系重大。圣祖不时地调整云贵总兵官人选，康熙十年二月，调广东右路水师总兵官杜辉取代“以病乞休”的陈德，任云南永北总兵官。十一年十一月。以原任广东饶平总兵官吴启丰为贵州安笼总兵官。十二月，将云南前镇总兵官马宁调出，升为湖广提督。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任命吴三桂藩下长史卫朴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
以上凡厉云贵军政大员的调进调出，提升罢免，都自吏兵两部铨选，由圣祖钦命，吴三桂无从插手。迹象表明，圣祖正在为撤藩做人事安排，以保证有朝一日撒藩能顺利进行。多年来，由于年老或引退，因病或休或故去，吴三桂的部将失去不少，加之朝廷频繁调支，已打乱了吴三桂的原先部署，但对他周围的至关重要人物如夏国相、方光琛以及他的吴氏亲属还没有触动，以免惊动他。吴三桂已窥见朝廷正在逐步削弱他的实力，便伺机夺回某些权益。康熙十一年六月，云贵总督甘文焜因母病故。准假回京处理丧事，三桂请以云南巡抚暂管总督事务，私自将总督所辖的标兵从贵州调到云南，受他节制，“而以利陷之，冀为己用。”。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圣祖又向吴三桂作出朝廷隆札的姿态：亲派一等侍卫吴丹、二等侍卫塞扈立前往云南。尉问吴三桂，并携带他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袭、青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条，赏给吴三桂。另派两名侍卫前往广东，向尚可喜颁赏，其赐物略比三桂低些。
就在圣祖赏赐和慰问吴、尚两藩后的一个月，即三月十二日，尚可喜突然提出申请撒藩、“归老辽东”的奏疏，圣祖不禁心中一喜。尚可喜写道：
臣自奉命镇粤以来，家口日蕃。顺治十二年，曾具疏谙解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宁，俟后议。方耷四海井年，匿年巳七十，精力渐衰，正退耕陇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域市）及清阳堡等处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敌土，以资养赡。计带两佐领甲兵及老樨闲丁，约二万四千有奇。沿途夫船口粮。请并议拨给。
尚可喜以“颇能戢兵御从，奉职维谨”，一直受到朝廷的恩宠，却屡次申请引退，仅仅是因为年老多病吗？这只是表面现象。那么，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据熟悉尚可喜的人，《元功垂范》的作者“澹归上人”对他于顺治十年要求解除兵权一事，曾作出这样的评论：尚可喜“身在名位权势之中，心常出名位权势之外”，“归耕之念时切”。清朝官方也曾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尚可喜之所以申请撤藩，是因为长子尚之信的缘故。尚之信素来强悍，不守扎法。可喜把他留在京师人侍后，很担心他触犯朝廷大法，奏请还镇广州。尚之信却“暴横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横行无忌，引起官民怨恨。他酗酒好杀人，常常在父亲面前持刀比划，“所为益不法”。尚可喜管束不了他，忧虑他惹是生非，捐及自己，一生声誉将毁于一旦。为避祸计，“可喜引年乞骸骨”，自愿放弃权位，回故乡耕牧。
现今居住在辽宁海城的尚可喜的后人，盛传有关他要求撤藩的“轶事”可喜手下有一谋士叫金光，善计谋，他私下劝可喜：王已位极入臣，恩宠无以复加，树大招风，朝廷对王很不故心。考《清圣祖实录》记载，金光一席话却是道破了圣祖对三藩的疑忌之深。尚可喜不愧政治敏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接受了金光的劝告，下决心引退。他一连上了数道奏章向圣祖申请回辽东。有记载：
臣袭爵二载，心恋帝阙（他入侍北京多年，故有此说），祗以海氛叵测，未敢遽意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请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奈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
由此看来，尚可喜申请撤藩不单单是因年老多病，实质是被迫的。
耿精忠撤藩，也是被迫的。他为消除朝廷疑虑，不得已表示了撤藩的态度。这从吴、耿的辞职疏中已看出，他们原不曾想到撒藩的闽题。一个说，要报答世受“天恩”，只想竭尽心力镇守岩疆，不敢贸然请求“息肩”引退；一个说，东南沿海形势捉摸不定，不敢猝然罢兵而闲居。这些说法，是在向朝廷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先提出撤藩，都是为国为民而把个人利害置之度外。吴、耿都说，他们是在见到尚可喜撤藩的奏疏后，才敢提出撤藩的。圣祖和廷臣一看就明白，吴、耿撤藩不是出于自觉自愿，是被形势逼到这个地步的。
圣祖决意撤藩，而尚、吴、耿先后自请要撤，是他求之不得之事。他认为，撤藩由他们先提出来，总比朝廷先提为好。这样，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表态，问题就会顺利解决。所以，当廷臣分别送上吴三桂与耿精忠撤藩的报告时，他毫不迟疑地作了批示。他在吴三桂的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王自归诚以来，克殚忠荩，戮力行间。功迹翻著，镇守岩疆，宣劳岁久。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夸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迁安插，著议政王太巨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圣祖给耿精忠的批复是：
王祖父以来，世殚忠荩，戮力行间，功绩翻著，及王封镇守，劳著岩疆。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夸福建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著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
圣祖做出了原则性的决定，批准吴、耿同撤。剩下具体问题，如何搬迁、安插何地等，交由议政王大臣同户部、兵部共同讨论落实。很快，他们就耿精忠搬迁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既然靖南王自请撤离福建，应将他本人并下属十五佐领官兵均行迁移。圣祖同意。
但是，在讨论吴三桂撤藩时，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撤，兵部尚书忆明等赞成。他们认为，应将吴三桂本人和所属官兵家口全部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云南方面，土司、“苗蛮”等族杂处，不得稍微忽视防御，在吴三桂迁移时，应暂派满洲八旗兵戍守，等戍守官兵到云南时，该藩起程。满洲八旗兵如何派拨，四营旗兵如何归并，该藩沿途用钱粮及人夫等项，应由户部详议。多数廷臣持相反意见，其中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主张最力。他们说，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现在如将他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加上平西王及属下迁移，沿途地方百姓驿站兵丁苦累，面且戍守云南之兵，都要暂时派遣，骚扰地方，亦未可定。应令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
为了慎重起见，康熙帝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决定一步步实施撤藩减负，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二、韬晦之计，“闲王”不闲
吴三桂镇守云贵，他的愿望是长期镇守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