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声音，如同人的心性气质一样，各不相同。通过人的声音而判断人的心性气质，这样一来，人的聪慧愚笨、贤能奸邪就可以判断出来了！成年人固然可以通过声音判断人的道德品行，即使婴儿小孩，精血虽未充实完备，但是其才气性情的美好丑恶，也很容易被有识之士看破。《春秋左氏传》记载鲁昭公二十八年，伯石刚生下来时，子容的母亲去告诉婆母说：“大伯母生了一个儿子！”婆母要去看望，走到厅堂时，听到伯石的声音便掉头而回，说：“是豺狼一样的声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恐怕要亡掉羊舌氏家族了！”于是没有看望伯石，而后来杨食我（即伯石）果然帮助祁盈覆灭了羊舌氏宗族；又记载，楚国司马子良生下儿子越椒，子文说这孩子长得虎臂熊腰，而发出的声音如同豺狼一般，如果不杀掉他，将来他一定毁掉若敖氏家族！”子文的预测后来也被证实。《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生下来不满一周，太原人温峤看见桓温说：“这孩子骨相奇特，容貌非常，再让哭一声看看！”等听到桓温的哭声，温娇便说到：“这真是一个英雄人物！”后来桓温果然以雄武之才专擅东晋朝政，甚至想窍取东晋的江山，这都是明显的例证。听声察音的说法，古人很少谈及，很难准确地解释，但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事实是：男人心性气质刚强，所以声音就舒缓粗壮；女子心性气质柔和，所以声音就温润和蔼、美丽媚人；年龄大的人心力已衰耗殆尽，所以其声音就松驰和缓；而婴儿幼童心气刚刚充实饱满，所以其声音就迅疾爽脱，其它的以此类推，也可以大致了解了。
我自己还认为，不仅声音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人、了解人，就是那些被人调弄演奏的乐器也可以反映出调弄、演奏者的心理状态；声音从人的喉舌发出，而乐器的声音则由人的手弹拨打击乐器而产生，人的喉舌虽然与乐器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产生声音的原始的、内在的动力则是一样的。《论语》记载孔子在卫国时打击磐石，有人身背草编的筐子走过孔家门口，说道这个击磐的人很有心事啊！”过了一会这人又说道庸鄙浅陋啊！怎么那样固执呢？大概是没有人了解自己吧！击磐的声音深切激越，但表达的感情则是浅显平易。”《吕览·季秋纪·精通篇》记载：钟子期夜晚听到击磐的声音，感到十分悲伤，便派人把击磬人召来问道您击磐的声音为什么那样悲哀呢？”击磐人回答说我的父亲不幸因杀人而被处死，我的母亲因此被罚为公家酿酒，我自己被罚作公家的击磐人，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母亲了！我思量着如何能赎回母亲，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自家也是公家的财产，因此心中十分悲哀！”钟子期感慨地说道伤心啊！伤心啊！人心不是臂膀，臂膀也不是木椎、石磐，但是人的心里伤心悲痛，而木椎、石磬都有感应！”所以君子之人在一件事上精诚就能感通别的事物，自己有了真诚的感情就能感动别人，难道一定要苦苦劝说吗？《后汉书·祢衡传》记载，弥衡为渔阳百姓击鼓免过时，步履缓慢，容貌神态都大不一样，声音高昂激越，悲壮感人，听到的人无不慷慨感叹，悲愤不已。《晋书·王敦传》记载：晋武帝曾经召见时贤一起谈论声伎艺文之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众说纷坛，只有王敦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但气色十分难堪，说自己只知道击鼓作乐，于是挽袖振袍，挥椎击鼓，鼓声和谐激昂，而王敦本人更是神气自得，旁若无人一般。当时举座时贤之辈均为王敦的雄迈豪爽的风度倾倒而赞叹不巳。这四件事，两件是击磐，两件是击鼓，但通过击磐、击鼓表现人的心性气质是十分明显的。这也足以证明，通过乐器的调弄演奏也可以观察人的善恶智愚、清浊正邪了！也可能有人怀疑击磬、击鼓都是技艺之人干的事，而技艺精练老道的人，音节旋律都可以模仿，如何加以区别？但这些人不知道这样的道理，人只有了解了乐器而又不以调弄演奏乐器为业，他的精神风貌、心性气质才可以通过乐器表露出来；不然的话，天下的乐工多极了，整天里为了养家糊口，到处奔波，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暇顾及，又怎能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精神气质呢？
通过语言来观察别人，也是观人术的一个重要类型。这里先追本溯源，叙述一下《易经·系辞》中的“六辞”和《孟子》中“知言”。
《易经·系辞下》里说：一个人将要背叛你的时候，他的语言一定是惭愧歉疚；一个人心中有疑惑的时候，他的语言一定是支支吾吾，躲闪逃避；吉祥有福的人一定是沉默寡言；躁动不安的人一定是卿卿喳喳，说起来没完没了；诬陷别人的人，一定是讲话游移不定；没有立场、没有原则的人讲话一定是理不直、气不壮，唯唯诺诺。
《孟子·公孙丑篇》里说：不全面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在哪里；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它的失误处在哪里；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它与正道分歧之处在哪里；躲躲闪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理屈之处在哪里。
王伯厚所着《困学纪闻》里说：“修饰言辞贵在心诚；如果是内在的修饰就是心诚意恳，如果是外在的修饰就是花言巧语了。《易经》很重视言语，《系辞上》以沉默而告终，是培养其诚恳；《系辞下》在“六辞”处结束，用以考验其是否诚恳；文辞并不仅限于言语，而是包括古往今来语言、文字！”我认为《易经》的六辞之法既然是考验人诚实与否的办法，那《孟子》的四辞之说应该也不会是例外，只不过孔子作《易经·系辞》的时候，诸子百家还没有兴盛起来，应该主要是通过言语观察人；至于孟子的时代，天下的学子不是信奉扬朱，就是信奉墨子，而且还有告子论述人性的言论，许行重视农业的言论，张仪、公孙衍、淳于髯之辈游说骋辩；而且上述这些人大都有着作传世，那么孟子“辞而辟之”的说法，就仅仅是言语了！但是言语却不能不包括在文辞之中。
至于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语来断定一个人的贤能与否、聪明愚笨、祸患福气，这样的历史事实很多，例如《春秋左氏传》鲁襄公十四年记载：卫国的国君在，这个地方，臧纥去齐国慰问。卫国国君与臧纥说话时态度粗暴无礼，减给回来后告诉别人说：“卫国国君恐怕不能回国了！他讲的话如同粪土一样！流亡在外却不知道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怎么能够回国恢复政权？”子展、子鲜两个人听见这话，就见臧纥，与他交谈了一阵。
臧纥在道路上又对别人说：“卫国国君肯定会回国的，因为子展、子鲜两个都主张卫国国君回国，一个推，一个拉，想不让卫国国君回国是不可能的！”
又如《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正月记载：鲁国的穆叔在晋国参加朝会回来后告诉盂孝伯说：“赵孟这个人快要死了！他说话刻薄，不像一个君主；而且年龄不超过五十岁，说起话来像七老八十似的，罗哩罗嗦，他肯定长不了！如果赵孟死了，执掌朝政者可能会是韩子。
您为什么不去告诉季孙，可以与他建立友善的关系，这个人是个君子。”盂孝伯说世上做君主的那么多！有几个说话不尖酸刻薄的？现在是朝不谋夕了，还要和他建立什么友善关系？”穆叔便对人说：“盂孝伯这个人快要死了！我告诉他晋国赵孟说话尖酸刻薄，而孟孝伯说话更尖酸刻薄！”九月，孟孝伯死去。
上述两则告诉我们的是多么深刻而明显的道理：
卫国国君说话如粪土一样臭不可闻，臧纥因此断定他不能回归故土；子展、子鲜与臧纥的一席谈话使臧纥断言二人足以拥戴卫国国君返国；赵孟执掌国政而言语尖酸刻薄，因此必死无疑，而孟孝伯气力衰竭，也就是所谓“自顾不暇，何况他人”。这些都是绝对可信的道理。其他的例子如题明长相丑恶，如果不是堂下有一番议论，叔向几乎与他失之交臂；范雎进见王稽，没谈几句话，王稽已经知道他是贤能之辈；言语与人的聪明愚笨、贤能奸诈关系太密切了！
通过言语观人察士的功效，巳经如上所述，那么言语的品类等级如何判定呢？《礼记·曲礼》“口容止”条注释认为不要随便乱说。《王制篇》“识亦言”条里四条诛死罪中有诛及言语的情况，这就是“言语伪诈而又强辞夺理，顺应无理而又花言巧语；”《大戴礼记》中有“恶言”，“忿言”，“流言”，“烦言”的分类；《韩诗外传》论述言辞时有“隐语”，“讳语”，“移语”，“苟语”的分别；子部书中如《鬼谷子》里有“佞言”，“谀言”，“平言”，“戚言”，“静言”的分法，名称实在是太多了。我自己认为，古时候人所说的话都很诚恳忠实，如果说话不诚恳忠实，便会流于花言巧语；所以《尚书》说：“何必害怕花言巧语十分谄佞的人！”《诗经》里有“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的诗句。《论语》中说：“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有仁德！’上述诸书都断定花言巧语是不好的言语，但没有定花言巧语是什么样的言语。大概花言巧语是美好华丽的言语，但美好而华丽的言语从来都不讲信用。
谄媚别人的，谗毁别人的都是用美好而华丽的语言；花言巧语是实行欺诈的语言，一切伤风败俗的无耻行径都是在花言巧语下进行；我们观察他人言语，只能取那些没有华丽辞藻的朴实言语。
宋瑾撰写的《古观人法》也通过言语评定君子小人的说法：“言语平易浅近而意义深远幽长，简单明了，清越激昂而又能隐恶扬善，表达自然朴素，出语温和厚道，平实和气而又自出天性，能做到这样的人是在上位的君子；言语拘谨，不苟言笑而又耻于谈及自己的长处，乐于说及别人的善处，不掩饰自己的过失，不攻讦揭露别人的隐私，是身居下位的君子；言语奸诈邪深，对事情穷根追底，喜欢高谈阔论、议论风发，旁若无人而又能控制局面，学问渊博，出语温顺，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别人又不能驳倒。这样的人是身居上位的小人。言语杂乱无序，话很多而道理不明，随声附和别人而无主见，轻意改变自己的观点而很少有实话，听到别人的隐私就津津乐道，无有穷止；明知道别人具有道德仁义却百般刁难，排挤他人。这样的人，是身居下位的小人。
老子说：“最善辩论的人就像不善讲话的一样。”孔子说君子言语迟钝而行事敏捷。”由此可知，口不善言的人未必有什么损失，巧言善辩的人也未必有什么收获。辩论的内容应该符合道理，而天下最大的道理，是不辨自明的，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探讨这些明显的道理，又有什么意义呢？君子应该是说到做到，如果他把主要精力用在言辩上，那么在行动上就不得不懈怠，人不可能在言情事物两方面都很博大精通，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赵文子的话讷讷不畅，就像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样，但他所举荐的晋国管库之士，却有七十多家；周勃、张相如被当时的人称为德高望重的长者，但他们谈事情有时都说不出话来。因此可知采辩去讷的人，他考察任用人的依据，肯定有不合乎道理的地方。古书中记载采辩去讷的事例，则如下所举：
《续世说·奸佞类》郑注本来姓鱼，人们都把它看作是水中的动物。他因行医穿梭于长安的权贵富豪之家。李镇守襄阳时，曾得到过他的治疗，效果很好，后来他移镇徐州后，便让郑注参与决断军政大事。郑注长于诡辩，阳奉阴违，善于了解别人的心意而投其所好，但他又作威作福，因此军府中的人都很憎恶他。监军王守澄曾很气愤地把人们对郑注的看法告诉李骤，李怨说他真是一个奇才。将军可以与他谈一谈，如果觉得不满意，再让他走也不晚。”李级让郑注去拜访王守澄，开始王守澄还面带怒容，等到交谈起来，郑注能言善辩，纵横捭阖，所说的话都合乎他的心意，于是王守澄顿生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王守澄人朝做枢密使，郑注于是很受重用。御史李款上折弹劾郑注对内结交宦官，对外结交大臣，要求将他交付司法部门查办，十天之内，他接连上呈了几十个奏章。王守澄知道后，把郑注藏在了右军中。中尉官韦元素等都非常憎恶郑注，左军将佐李宏楚对韦元素说：“郑注奸佞狡猾，天下无双，如果不能趁他在卵壳的时候除掉他，一旦羽翼丰满，肯定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因为御史弹劾他，藏在军中，请让我以您的名义去找他，就伪称您有口疾，让他给治疗一下，我们趁机抓住他。”韦元素认为这样很好，就让李宏楚去找他。郑注来了以后，先是点头哈腰，接着，奸佞的话语便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韦元素不知不觉地便握住了他的手，显得很亲热，听他谈话都忘了疲倦，最后赠给他很多金银布帛并送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