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剪除异姓王，肥水不流外人田
汉高祖刘邦一即位，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和统治天下。在政治制度上，他基本上沿袭和借鉴了秦始皇的那一套，包括中央的“三公九卿”和地方的“郡国并行”。前者是指朝廷仍按秦朝官职制，但名称和具体分工略有不同，如丞相只设一个（秦朝有左、右两位），后来还设丞相府，先是萧何为相、后是曹参继任，即我们平时常说的“萧规曹随”，“九卿”中原来的奉常改为太常，其他都大体不变；后者是指既保留了秦朝的郡县制，又增加了封国制，中央直接统辖15郡、各诸侯国分辖42郡（共57郡），一种“斑马式”的省级组织。
楚汉战争时期，高祖刘邦为取得军事实力雄厚的诸将领们的支持，经常用“共天下之利”以拉拢属下对他的忠心。分封异姓王，成为他激励将帅的重要举措。他们有的虽不是旧六国贵族，但也想割据一块土地，不听朝廷指挥。刘邦称帝初期，异姓王共有7位：楚王韩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其中又以韩信、彭越、英布三人的功劳最大、兵力最强。然而，当初分封异姓王实属无奈之举，他们各居一地，实力雄厚，毕竟山高皇帝远，又没有血缘之亲，时间长了难免要生事。而且这些异姓王也确实不安分。就在刘邦称帝当年，燕王臧荼就举兵造反，刘邦御驾亲征，活捉臧荼，改立卢绾为燕王。可以说异姓王始终是刘邦心头的一块石头，他们好像安放在汉朝疆域上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就很不利于汉朝的中央集权和长久统治。
而在这些异姓王中，楚王韩信无疑是高祖刘邦的心腹大患。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30万大军虽被刘邦收回，但韩信的军事才能仍令他极为不安。不久又发生了钟离眛事件，使得刘邦对韩信毅然采取了行动。钟曾是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曾数次大败刘邦的军队，还射伤过刘邦，刘邦对他恨之入骨，一心要将其查办。可是楚汉之争后，钟离眛就失踪了，没有丝毫音讯。后经调查，发现他就在韩信那里，韩信十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由此加以庇护。有人便借机告发韩信想谋反。刘邦得知，气愤不已，心想：你韩信竟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私自藏匿我的通缉犯人。一时刘邦就要率军去攻打韩信，意欲将其彻底消灭。然而，此时陈平的两个问题又使他暂时放弃了出征的念头。陈平问刘邦：“您的军队在作战能力上可与韩信抗衡吗？您的将领的军事才能可与韩信相比吗？”他一时语塞。他知道，陈平说中了问题的关键。好在陈平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利用天子去云梦泽狩猎要会见诸侯的机会，将韩信在陈地抓获。那是刘邦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201年）。最后，韩信还是中了这个专门为他所设的圈套，被押回长安。而且在会见刘邦时，他由于惧怕刘邦就钟离眛事件而怪罪自己，还特意带上钟的人头去讨好刘邦。刘邦仍旧将其扣留。韩信当场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但是这一次，有人劝刘邦看在韩信过去功劳的份上，从宽处治；刘邦便念及曾经的情谊，并没有杀韩信，而是改封他为淮阴侯。
最终韩信却是死于吕后之手，他其实是上了萧何的当。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典故，就出自于此。因为他是萧何推荐给刘邦的，结果又是被萧何所害。那是又过了5年，有一个将军陈豨造反，自称代（今北京、河北一带）王，一下子攻占了20多座城池。高祖刘邦让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同去讨伐陈豨，但两人都以身体不好为由，不肯带兵打仗。刘邦只好亲自率兵征讨，打到了汉朝最北的边境白登山。而他一离开京城后，有人便向吕后告发，韩信与陈豨是同谋，他们计划里应外合，一同造反。韩信屡次被人污蔑，显然是他功高盖主，且出人头地，有人嫉妒他，不想他活。吕后跟丞相萧何商量了一个计策，故意传出消息，说是陈豨已被刘邦抓住，请大臣们进宫祝贺。韩信不知是计，再次上当，一进长乐宫门就被预先埋伏好的一群武士围杀了。3个月后，刘邦消灭了陈豨，回京途中，当他得知韩信被杀的消息后，“且喜且怜之”（司马迁），“且喜且哀之”（班固）。应该说，对待韩信，刘邦的内心还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对于他的军事威胁感到不安，另一方面韩信着实是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且在很多关键时刻解救了他所面临的危机。只是身在帝王之位，就不得不为江山社稷考虑，很多事情难随人愿。在政治的斗争中，感情始终是处于第二位的。
异姓王中实力最强的韩信被铲除后，其总体力量和威胁已大为削弱。高祖刘邦于是乘胜追击，先后铲除了其他几个异姓王势力。开始是梁王彭越的手下人告发他谋反（就像韩信一样，估计又是朝廷的授意，最高统治者不想让人活了，设计个“莫须有”罪名并不难），刘邦便派人去逮捕彭越，接着把他处死了。淮南王英布听说韩信、彭越次第被害，知道下一步该轮到他了，干脆也起兵反叛。毕竟猛将威风犹在，他一出兵就打了几个大胜仗，占领了荆楚一带的土地。刘邦得知消息，又亲自带兵征讨。两军一对阵，刘邦便指挥大军猛击英布。英布命手下兵士弓箭齐发，刘邦没留意，当胸中了一箭。他忍住疼痛，继续进攻。英布大败，在逃跑的路上被人杀了。
高祖刘邦在击败英布后，于凯旋的路上，特地返回自己的“根据地”沛县住了几天，衣锦还乡。他邀集父老乡亲和以前的熟人，举行了一次宴会，酒酣耳热之际，亲自击筑，高唱自己所作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时的刘邦，回顾起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又想起自己治理这个偌大国家的艰难，感慨颇深。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更为令高祖刘邦痛心、气愤的事情：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叛乱。卢绾与刘邦曾情同手足，是刘邦儿时最忠实的玩伴，而且二人同年同月同日生，从最初打江山时，卢绾就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燕王臧荼造反被镇压后，刘邦令卢绾取代其位置，他是唯一非军功而被封赏的异姓王，可见刘邦对他的信任。然而这样一个儿时的挚友，竟然也会背叛自己。对刘邦而言，这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感情的天平上，卢绾是远远重于韩信的。谁都可以造反，谁都有理由造反，可是你卢绾不该啊！就在卢绾叛乱这一年，刘邦病逝（他曾先后被项羽、英布的手下射中两箭，身染重疾，所以才做了8年皇帝）。而后，卢绾逃亡匈奴。做皇帝的朋友，是不是也有太多无奈呢？时光倒流回沛县乡村，曾经大家喝酒聊天，畅谈世间大事；而今，纵使美酒千杯、富甲天下，又怎有当初的心情呢？浮华背后，人们内心真正渴望的又是什么呢？权力？金钱？或许没有人真正清楚。
高祖刘邦登基之后的8年，一直奔波于平定异姓王叛乱的征途上。可以说他是在马上得天下，又是在马上安天下，其经历也够坎坷、艰苦了。而最终他还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也算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
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高祖刘邦开始分封同姓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其弟刘交为楚王、子刘肥为齐王、子刘恒为代王、兄子刘濞为吴王等，这样着实是“肥水不留外人田”，总算自家兄弟，总有情谊在吧。刘邦还提出“非同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典故出自“白马之盟”，即刘邦晚年，知道自己快不久于人世了，便把大臣和吕后召集到面前，吩咐宰杀了一匹白马，要大家歃血为盟，发誓将来不是姓刘的不可以封王，不是功臣不可以封侯；谁违背了，大家就共同讨伐之。实际上这是针对当时日益增长的吕氏集团，他担心外戚干政。刘邦试图确保刘姓江山的稳固，认为只有同姓王才会尽力巩固大汉江山。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同姓王日后还是给中央皇权带来了巨大威胁，并于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这真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担心异姓王出事，又出了同姓王问题；力图控制外戚实力，最终外戚仍葬送了大汉。在权力面前，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顿时变得无力起来。刘邦或许早该想到会有那样的局面。他不是也背弃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么？感情不在了，一个姓氏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然而，剪除异姓诸侯王、分封同姓王，在王朝最初，就总体言还是更多地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确保了中央权力的稳固；同时同姓王在各地加强了对所辖区的管辖，促进了当地开发，也纠正了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第二节）以农为本，与民休息
政权的更替改换，对百姓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连年战争带来的生产力的破坏以及人口的减少，使人民群众无可避免地面临生存危机。相应地，国家税收减少，整个社会发展滞缓。由此，新王朝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收拾战争留下的残局。西汉之初，社会经济十分凋敝，政府财政极其匮乏，甚至连天子所乘的车都不能备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王侯将相有时只能乘牛车出门。再加上不法奸商的囤积居奇、物价极高，百姓生活更为困苦。为此，汉初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与民休息。汉高祖刘邦政府实行“轻徭薄赋”为主的经济政策，尽力恢复凋敝的社会经济，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
重农抑商。农业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对象。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是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好坏。西汉统治者仍然继承秦王朝“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贯彻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以保证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汉初诸学者，贾谊、晁错等，也都是提倡重农抑商。汉高祖诏令对商人的限制极为苛刻，并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如不许他们穿丝织衣服、操兵器、乘车骑马，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做官，商人与奴婢一样每年必须加倍缴纳人头税，从重征收他们的赋税。重农抑商政策保证了国家的财赋收入，而且防止了农业劳动力流散，将农民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也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稳定。由此，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们一直推行此项政策。
罢兵归农和动员流民回乡。汉高祖于称帝当年（公元前202年），即颁布了《罢兵赐复诏》。主要内容为：全面复原军队，并给以优惠条件：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关中为民者免徭役12年，回关东者免徭役6年。扶植新的军功地主：凡复员的军官，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役，爵位在第七等公大夫以上的“皆令食邑”。安抚前朝流民；令为躲避战乱而隐入山泽，在国家户籍上还未加登记的流民回归此前所属的县，政府归还曾经的田宅（《汉书·高帝纪》）。《罢兵赐复诏》主要是安定民心，扶植军功地主和自耕农，将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尽力恢复农业生产。军功地主的产生，也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这些举措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而且调整了土地政策，还使得更多的人拥有了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推广农具。农业技术方面，刘汉政府重视生产工具的推广，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更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改进。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乱，缺少牲畜，人力占主要地位。为提高农业效率，政府下令保护耕牛，私自杀牛、盗牛者受重刑。牛耕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不断增多。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犁铧。这些都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础。
减轻田租。在赋税制度上，汉高祖刘邦下令减轻赋税徭役。苛捐杂役向来是百姓痛苦的直接原因。刘邦出身农家，深知赋役对民众乃是一大重负。汉承秦制，赋税制度也大体相同，但是征收的量较为减少。田租由原来的“十税一”降低到“什五而税一”。算赋也就是人头税，从15岁到2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120钱，称为一算。口赋则是要求7岁到14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缴纳20钱。更赋是一种代役税。男子23岁到26岁之间，每人要到京师和边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个月。如有不愿去的，可出钱两千，叫践更。这些政策，对于恢复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减轻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自然增长。
释放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增加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关键。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奴婢，还有正继续被迫卖身为奴的，都使汉王朝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减少。为发展农业，增加务农人口，汉高祖又发布了释放奴婢的命令：因为饥饿而自卖为奴婢的人，此后皆为庶人（《汉书·高帝纪》）。大量获得自由的平民，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他们对于增加国家的赋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奖励生育。人口的增加，可以为封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同时，刘邦建国之后连年的征战，更需要人力上的补充。为刺激人口迅速增长，西汉朝廷鼓励人民多生育。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刘邦诏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是说，生了儿子，可以免除徭役二年。
迁移人口。与秦始皇做法相同的是，汉高祖也将六国旧贵族与地方豪强10余万口迁到关中，以充实京畿一带，既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同时又恢复和发展了经过多年兵燹的洗礼，已变得萧条破败的关中（包括京城）的经济和社会面貌，使得京畿附近迅速财富集中、物质繁荣、气象兴旺，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善之区”。
总之，汉初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是以促进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基础的。经过汉初数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物质经济开始有所恢复和发展，社会逐渐呈现出崭新景象。汉高祖刘邦的不懈努力，也为即将到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配合了同期刘邦的政治斗争，财力的补给无疑是他铲除异姓王势力良好的保障。
(第三节）这皇帝当得更过瘾了
公元前200年，大汉王朝巍峨华丽的长乐宫俨然落成，诸侯群臣前来朝贺。宫廷礼官主持这场隆重的典礼，百官依照顺序次第进入大殿，噤若寒蝉，鸦雀无声。侍卫武官保卫皇宫，全身盔甲，手拿武器，张开旗帜，威风凛凛。汉高祖刘邦坐着御辇，盛装华服，一脸威严地出现在百官面前。典礼结束，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群臣百官皆无放肆之举、嘻哈之态，脸上始终是敬畏之情，在礼官带领下毕恭毕敬、整齐划一地行三跪九拜，口里山呼海啸地高喊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场面的宏大、群臣的尊敬、气氛的庄严，使得刘邦极为震撼，不禁感慨道：“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原来可以如此尊贵，如此风光，如此快乐，如此过瘾！”而此时，已经是他做汉王后的第七年、做高祖后的第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