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战争方面，汉文帝始终坚持“与民休息”政策，对待匈奴最初只是被动抵抗，后又采取和亲方式。这自然是因为他天性仁厚，不愿征战；更主要的还是他不忍战乱伤及百姓。文帝信奉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试图以“无为”替代“有为”。所幸的是，他的和平之举，最终基本上解决了匈奴屡屡侵我边境的外事问题。
汉文帝自己的日常生活也非常节俭。他在位期间，皇家的园林、车骑、服饰几乎没有很大增加。这对于一个皇帝而言实属不易，体现了他的以国家为重，珍惜民力。他曾想建造一座露台，但是被告知需要100两黄金，是10个中等人家全部的家产，便感慨道：“我居住在先帝的宫廷中，常常担忧自己的品德才能不够，有辱先帝，又何必再建新的露台呢？”于是放弃了这项计划。想秦始皇修骊山墓、建阿房宫，劳民伤财，民怨不止，最终落得灭亡。而文帝对建一个小小露台尚能如此慎重，亦可预见汉家江山定有长久之势。有时候他甚至穿着草鞋上朝。他最心爱的姬妾穿的衣服，竟不用流行的拖地样式，因为这样费料较多。甚至他在临终前也如此。他反对厚葬，陪葬品全部用陶器，而不用金银等贵金属。他深知皇帝驾崩对百姓日常生活影响之大，而自己实在不想再侵扰他们。他特意叮嘱太子，自己驾崩后，不要禁止百姓娶妻、祭祀等活动。
通过这些措施，汉文帝刘恒树立了自己仁者之君的形象。他不是暴风骤雨、轰轰烈烈型的，而是和风细雨、扎扎实实型的。他的一生也许平淡，但绝不平凡！
经过汉文帝23年的统治，大汉王朝真正走上了富强之路，初步实现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治世”，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自此开始。司马迁亦称赞文帝时期“德至盛也”；对文帝个人的人格魅力，则有“功莫大于高祖，德莫厚于汉文”之说，足以看出文帝在整个两汉众多皇帝中德行的突出。没有文景的积累，就没有后来汉武的强盛。正是有这样一位好皇帝，西汉迈上了崛起的步伐。而文帝的德行、政绩，也在各个方面为其后的景帝树立了效仿的榜样，为社会的更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六节）景帝不愧是文帝的好儿子
汉景帝（公元前188—公元前141），即刘启，汉文帝刘恒长子。生于代国，8岁时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温和谦逊，富仁爱之心。采纳晁错意见，削诸侯封地。吴、楚等7国起兵，他以周亚夫为太尉，讨平诸国。继文帝重农抑末，整顿吏治，旧史常以“文景”并称。景帝处于高祖、文帝和武帝之间，时常成为被史家遗忘的皇帝。但他在政治上平定“七国之乱”，削弱诸侯王势力，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经济上继续“休养生息”，促进国民经济长足进步，汉朝继续向前发展，形成著名的“文景之治”，虽说不是什么丰功伟绩，但维持治世也不是一件易事。
汉景帝生母窦氏原系汉惠帝官人（宫女）。惠帝死后，吕后当政，为笼络各诸侯国，表达其仁爱之心，便将惠帝的部分宫女分送给各地诸侯王。吕后这样处理，似乎有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时为代王的刘恒得到了其中三名。窦氏受刘恒宠幸，为他生下景帝刘启、梁王刘武和女儿长公主刘嫖。文帝继承大统后，第二年刘启便以皇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后元七年（公元前157）文帝驾崩，刘启顺利继位，是为景帝。他深受贾谊“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的思想影响，认为为人之君也应该以“富民”为标准。因此在位16年，他在国家的治理上，基本沿袭和继承父亲文帝的“黄老无为，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生活稳步出现全面富足的新气象，为即将到来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在个人品行上，景帝自幼受到父亲“贤圣仁孝”的熏陶，且年幼即成为太子，接受了系统而全面的教育，文化修养俱佳，这为他今后的治国安邦提供了良好的帮助。景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君主之一。
汉景帝时期，整个国家各方面均有一定发展。在经济方面，朝廷继续与民休息，重农抑商。秦汉时期，百姓不可随便迁移。但是，景帝即位当年，农业歉收，他为民着想，放开了对农民居住地的限制，允许他们从贫瘠之地迁往肥沃之所，“耕者有其田”。这不仅对困苦的农民而言可以大大改善其生活条件，不再受土地限制，社会得以更加稳定；而且也有利于整个国家土地资源的开发，可以增加国家税收，大大提高国家财政总收入（今所谓GDP）。景帝还进一步减少赋税。自高祖刘邦开始，田赋的征收标准一直是“十五税一”；文帝时虽常有减免，但未改变税则。景帝为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将田赋税改为“三十税一”，对封建社会而言这实在是一项巨大的改革，此后这项改革一直持续整个西汉王朝。税率的降低，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也是“文景之治”繁荣局面产生的必要前提。在徭役方面，景帝还缩短了男子服役的时间，并将年龄推迟3年，减轻了民众的压力。
汉景帝善于用人。针对当时众多皇亲国戚和官僚贵族专横跋扈的现象，景帝任命执法严正的郅都、宁成、周阳由、程不识等为重要官职。宁成任中尉到任不久，就震慑住了京城里胡作非为的权贵们。而敢于大胆进谏的程不识，景帝让他做太中大夫，负责评议朝政，整顿朝纲。一些信奉法家思想、认真执法的官吏，被大加提拔任用，派往各地整顿秩序。景帝还将农业的发展与吏治的整顿相结合。朝廷对基层官吏的监察尤为重视，对侵扰百姓的官吏严加惩治，打击擅用民力的官吏，以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而且朝廷还让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措施，劝导民众务农。
汉景帝时期，对法律制度进一步改革。他体恤百姓，废除肉刑，减轻笞刑，数次下诏书将笞数五百改为三百，三百改为二百，二百改为一百；并对刑具（竹板）的长短宽窄作统一规定，竹节也要削平，且行刑时不许换人，将以往打背改为打屁股，尽量保住犯罪者性命，从而不人道的残忍刑罚更加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统治，安定了社会。其父文帝的仁爱思想，在景帝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另一方面，对法律程序、审判监督等，王朝也不断加以完善。
汉景帝时期，学界士人争斗不已，最著名的争论发生在黄老学派和儒家学派之间，是有关商汤灭夏桀、周武杀殷纣是否合法的问题。黄老学派认为，此乃弑君犯上；而儒家学派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正义之举。前者的代表人物黄生说，桀纣虽有过失，但始终是君主，作为臣子只能尽职责使其改正。而儒生辕固生立即反驳：“如此说来，那么吾朝高祖取代暴秦，也是弑君犯上？”此时的争辩已成为极敏感的政治行为，景帝的态度非常关键。不管肯定哪方，给反对方带来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刘启这次充当了和事佬，他说：“学者即使不谈论汤武，也不能说是愚蠢。”就这样化解了争端。实际上，从维护王朝稳定的基础来说，他更赞成辕固生。但是，汉初上下皆信奉黄老学说，儒家思想并不得宠。不久，窦太后召见排斥黄老之说的辕固生，竟让他进入栏中斗野猪。此时景帝又出来解围，赐予辕固生一把利刃，方使他躲过一劫。
军事方面，北方的匈奴是汉初各个皇帝心头的一块病。冒顿单于公元前201年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次年冬又占领晋阳（今山西太原）。高祖亲率大军30万迎击，收复晋阳后又乘胜追击匈奴直达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但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后来被围平城白登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联系，处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幸亏采用陈平计谋，向冒顿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白登之围”。汉初政府感到自身实力不足，再者国内经历长期战争，急需恢复生产，于是就采用娄敬建议，与匈奴和亲。汉朝方面从宗室中挑选女子，当作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并每年奉送其大量絮、缯、酒、米等物品，并与其进行贸易。文景两朝，匈奴也经常到边境骚扰，掠夺物资。二帝以大局为重，仍采取高祖时就开始的和亲政策，为营造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保证长城内的稳定，一心一意谋发展，等待大决战时机，而这也是其“黄老无为，休养生息”政策的延续（直到武帝时代，卫青和霍去病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被动的局势才有所好转）。文景时虽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他们对边境仍非常关注，二帝甚至常亲自巡视边防。同时，边境也涌现了不少著名将领，为今人所熟知的当属“飞将军”李广（？—公元前119，陇西成纪即今甘肃泰安人，早年在镇压吴楚七国之乱中立有战功）。他历经文景武三朝，在对匈奴的防御上作出了不少贡献，后人有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但是，汉景帝时期发生了一件令他最痛心的事：长子刘荣之死。刘荣原为太子，后被贬为临江王，因犯法入狱，被一向奉公守法的郅都审讯，畏罪自杀。据说刘荣当初被投入监牢后，曾试图从狱卒那里借来纸笔向景帝求救，可是遭到郅都拒绝。刘荣自知没有活路，又不愿在公堂受辱，于是自杀。窦太后知道自己爱孙惨死狱中，悲伤欲绝，一定要严办郅都。而景帝一心维护，只将他发配至边境抗击匈奴。而后景帝虽一直保护他，最终仍被窦太后杀害。爱子惨死，却还是能怀着一颗包容之心善待臣下，常人实在难以做到，对一个手握天下至权的皇帝而言更是难得，景帝实乃真正的仁爱之君。可是，长子的死，对作父亲的他来说仍是一场巨大的伤害。但对大汉王朝而言，这实在又是一桩因祸得福的大好事，因为它使未来一代雄主汉武大帝刘彻浮出水面，即将开始其叱咤风云的事业。
(第七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于从小喜欢阅读孔孟等传统儒家经典，汉武帝刘彻在刚刚被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他16岁登基后即开始实施“新政”：罢丞相卫绾，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之侄窦婴为相，王太后同母弟（武帝舅父）田蚡为太尉，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还任命儒生王臧为郎中令（即皇宫侍卫长），成为其近臣。汉武还议立“明堂”，按古制大兴礼乐。明堂是一种朝会礼仪制度。汉武派人用安车驷马，将名儒申公迎来长安，具体指导筹建明堂诸事。
汉武帝跃跃欲试，醉心尊崇儒术，却遭窦氏太皇太后反对。窦氏推崇黄老之学，她怒斥汉武，断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动。汉武无奈，只好放弃筹建明堂计划，还被迫将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都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家，几年后就死了。汉武的尊儒新政暂时受到了挫折。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身历四朝的太皇太后驾甭。当了5年皇帝的汉武年已22岁，真正成熟稳重起来。王太后又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终于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于是，他兴奋地告别了政治“禁锢期”，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开始正式采纳与实施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汉代政治家、思想家、经学家，今文经学派创始人。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曾任博士、江都相、胶西王相，著有《春秋繁露》等。专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亲自召见董仲舒。董仲舒洋洋洒洒作万言试卷，针对汉武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妖言邪说，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武帝赏识。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杂糅合一，建成新的思想体系。根据他的理论，帝王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又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了一套“三纲”（君未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学。董仲舒还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文化、统一规范，直截了当地提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觉得“甚合孤意”，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规定“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习。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之风；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航道；确立了儒家钦定的独尊地位，使儒学借助政府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从诸子之一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继而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它奉为官方统治思想，为自己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等级伦理服务而已，但其他思想学派并未完全禁止。各派学者不仅可公开教授、治学，也有不少人入了朝廷为官。它有着自身的时代特点。汉武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其中既有孔子的自身约束、待人宽厚、礼仪周到、人本主义精神、家人亲族团结，孟子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民贵君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仁义礼智”“四端”），又有发家的注重农桑贬斥商业、盐铁官营、严刑峻法等，还将源于《易经》的迷信宇宙观与政治学混为一谈。汉武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汉武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专制帝王，在思想文化上首次确立儒家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广，最终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角度看，汉武的文治武功虽有其进步意义，可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同时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成了稳定社会的基石，但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的定式；等级，礼教，避讳，三年之丧……简直使人不堪负荷。至于汉武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恶劣后果，其利弊得失一言难尽。
(第八节）不行黜陟，藩国自析
所谓“推恩令”，即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重要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