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刘邦在西汉创建之初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建立了许多诸侯国。他们占有广袤的领地，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大支配权，并有相对独立性。这就为王朝培植离心力量埋下了种子、创造了温床，最后发展成汉初社会的祸患。诸侯王国初立时，各国经济实力还很弱小，一时无力与中央分庭抗礼；且多数诸侯王年龄尚小，朝廷所派丞相及太傅基本上能左右王国事务。可等刘邦死后，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国势力的恶性发展也起到了催化作用。文景时期推行的黄老政治，对稳定政局、恢复经济有很大作用，但同样为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经过近20年休养生息，各诸侯王国的经济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甚至“富埒天子”（《汉书·食货志》）。文景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对于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羽翼日趋丰满的诸侯王国势力，在汉文时期离心倾向日益显著，终于发展成与汉廷对抗的政治势力。文帝三年（公元前177）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中央之先。贾谊鉴于济北王、淮南王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并没完全解决问题。景帝即位后，准备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却导致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此后，景帝将王国任用官吏权收归朝廷，“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汉武继续这一做法，又取消王国郎中令。至此，王国治权虽减少，而拥地甚广，依然成为对西汉朝廷的威胁。至汉武初年，一些大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仍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
主父偃（？—公元前127），西汉名儒，临菑（今属山东）人。初习纵横家言，后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说。汉武帝元光初年上书言事，任郎中，一年之内四次迁官，至中大夫。提出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推恩法”，主张抑制豪强贵族的兼并；建议设置朔方郡，以抗击北方匈奴的侵扰。元朔二年出任齐王相，揭发齐王与其姐通奸的荒淫行为，迫齐王自杀，以此得罪族诛。
为进一步削弱封国势力，主父偃向汉武帝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汉武接受他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决定颁行“推恩令”，下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联且临定其号名”。即允许各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再分给其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势力。此建议既迎合了汉武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能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而立即为汉武肯定。同年春正月，汉武即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各诸侯王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也就是王国缩小和朝廷直辖地扩大。
推恩令经过实施，各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仅从元朔二年至六年（公元前127—公元前123），封侯的数目便多达121人；元鼎年间至武帝末年（公元前116—公元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武帝以酎金（汉制每年8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由，就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这样，汉廷中央“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到汉武以后，诸侯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只相当于郡。虽然王国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失去了汉初原有的活力。这种恩违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
推恩令是汉武时代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统一的标志，表明汉武不仅正式采用儒家思想治国，并取得了成功，从而完成了汉代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
(第九节）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
封建王朝要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的内容：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汉武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是决策机关，又称内朝或内廷；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
中朝预政。出现中、外朝体制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矛盾，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其权势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在汉武之初仍没什么改变。刘彻即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炙手可热。汉武对此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汉武问他：“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表明他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决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汉武限制丞相权力，自己亲自处理各项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他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担任其侍从和秘书，通过他们来发号施令。这样，在朝官中就形成了以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官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而中朝的地位更加重要，遂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汉武意图的理解。
加强监察。汉武帝统治着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可由于汉景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导致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为扭转这种情况，汉武一则运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控制，再则对汉初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建立刺史制度。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为加强对郡国的督察，防止其势力过于庞大，朝廷将全国分为豫、冀、徐、青、荆、扬、益、凉、并、幽、兖、朔方、交趾13个监察区，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没有固定治所，每年8月巡视所部郡国，考察吏治，奖惩官员，断治冤狱。刺史由朝廷派遣，秩仅六百石，只是个中级官吏，职位不高，可官小权重，出使时代表中央，受御史大夫所属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可在皇帝规定的六条问事范围内督察十三州的大官甚至诸侯王，但不直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这就可以打击地方官僚和豪强地主，起到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刺史奉旨以汉武手诏六条对地方官吏和豪强大族进行监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加罚，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二千古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政令（《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从其职能范围来看，除第一条是监督地方豪强外，其余5条都是监察二千石以上高官。在监察的具体事项上，重在以权谋私，以强凌弱，擅权专横，胡作非为，请托贿赂，损公肥私等，表明汉代的监察机制对官吏的监督已颇为严厉。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这是汉武时期建立的三大监察系统。征和四年（公元前89），汉武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设置丞相司直，这是丞相的属官，表面是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实际上也有监察丞相之用。这些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抑制豪强。汉武初期，土地兼并加剧，巧取豪夺变本加厉。故而，抑制豪强地主发展，扶持小农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无论是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汉武在不改变赋役制度条件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发展加以打击和抑制。主要措施有：迁徙豪富。汉武继续推行高祖与文景二帝徙民于京畿的政策，元朔二年（公元前127）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者，通通迁往茂陵（汉武陵寝所在地）。在迁徙豪族的问题上，汉武与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从政治上打击六国旧贵族；汉武则主要是以皇室兼并对付豪强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使中央政权对高訾巨富进行直接控制，达到“强干弱枝”目的。任用酷吏，严厉打击。对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汉武选任一些酷吏，予以严厉镇压。经济限制。这是指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等豪富占田数量的限制。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武颁布《名田令》，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如田僮。”
国家垄断。元鼎四年（公元前113），汉武取消了各郡国铸钱权，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铸造新五铢钱，亦名“三官钱”。统一货币后，汉武王朝经济力量得到大幅度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获得了经济上的保证。在此基础上，汉武又采纳布衣丞相、理财家桑弘羊（公元前152—公元前80，洛阳人，生于商家）建议，对盐铁等重要物资实行统一管理，抑制了豪强大贾的囤积居奇，充实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桑弘羊曾有“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的著名论断。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巩固了统一，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中朝的权力越来越重，逐渐为外戚和宦官“与闻政事”提供了空间和环境。中朝官地位越来越高，而其职又多由宦官与外戚担任，因此，自霍光辅政至于东汉，终于造成了外戚与宦官专政的局面。不论外戚和宦官，都是作为中朝官而专朝政的。还有刺使问题。到东汉时期，刺史逐渐演变成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建制，形成威胁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
(第十节）举孝廉，兴太学
汉武帝为加强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维护庞大的官僚系统，这就必须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拔、培养官吏的办法，从而得以网罗人才、重用人才，使得一大批官吏不断及时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汉武采纳儒生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实现贤良策试与察举征召相结合的选官制度，并立太学、置博士以聚集和培训人才。这套选拔、培养官吏的制度体系，一直为后来的历代皇帝所沿用。
汉武帝刚即位的头一年，便诏令中央和地方主要行政长官向朝廷举荐道德学问优异、又有议政能力的人。6年后，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他再次下诏命举贤良文学上书对策，并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董仲舒在其所上的《天人三策》里，提出统一思想的主张，要求将那些不符合儒家六经宗旨和孔子之术的思想学说一律禁止，不允许它们存在。这迎合了汉武欲加强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的思想。不久汉武便任命他为江都相，同时下令全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汉武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让他们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天子的内臣。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身份特殊，不仅参与军国大事谋议，有时还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而且，由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领也往往参议机要。于是，与属于丞相、御史大夫为首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中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事先自做出决策。
汉武还扩大选官范围，建立察举征召制度。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源于高祖，明文记载始于汉武。汉武令郡国举孝、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混为一科，此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科。察举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他们由食禄二千石者推荐，通过考试即可授予官职。汉武即位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后（公元前134年）又下诏策试贤良，并规定，依据人口数量、按一定比例进行选举，不需资产限制。察举制的施行，改变了世官制传统，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史学家劳干指出，汉武“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最可纪念的一年”。
征召就是由皇帝直接召见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隐士，并当面授予官职。同时，天下吏民若有上书言事而又言之成理者，亦授予官职。另外，博士弟子中考试成绩优异者亦可入补官吏，这是选官的另一条“绿色通道”。元朔五年（公元前124），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1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任郎中。
汉武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才华出众之士，充实了官僚机构。这种选官制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一步。
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溺冠辱骂，该学派遭到各种贬黜。儒学复兴始于文景成于武帝。其间有两大举措：置五经博士。文景时期，儒学共立《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建元五年（公元前136），汉武趁太皇太后病重之际，正式置“五经”博士（另加《易》、《礼》两经），以培养儒学后备力量。汉武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对于此后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反响。兴办太学。这是汉武时代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贡献。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汉武接受董仲舒献策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太学虽起初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这一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教育进步的方向。它的设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了入仕的机会。它的兴起，首开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详见第八章第一节《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