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还推广文翁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在我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当推第一。他又下令建立国家藏书库以整理各类图籍。他的一系列兴教修文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影响深远。
(第十一节）开国家垄断先河
为促进经济发展，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汉武帝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加强朝廷对全国的控制，打击富商大贾。
改革币制，统一货币，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汉初长期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社会上货币流通极为混乱，引起物价上涨，阻碍商品的正常交换。同时，由于一些贵族官僚和富商大贾操纵铸币权，“富埒天子”，也威胁到中央。元鼎四年（公元前113），汉武下令禁止郡国铸钱，各地私铸钱全部运到京师销毁；并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上林三官”，以负责铸造五铢钱（合今重2．9克），由中央垄断了统一货币的铸造权。新造的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便于流通，直到1920年，封建社会两千余年里，历代铜钱皆为五铢重。
盐铁酒官营。汉初许多年，盐铁一直为私人经营，豪强逐渐垄断了冶铁煮盐业。这不仅影响到中央财政收入，而且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汉武为稳定与扩大财源，一改汉初以来自由放任的经济传统，实行官营（时称“筦”）工商业政策。政府不但对重要商品的生产实行直接控制，且以垄断经营形式获取超额商业利润，使之成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有效解决了当时朝廷严重的经济困难。
官营工商业的主要对象，在汉武时期是盐铁酒专卖与均输平准。其中盐铁专卖最先实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武采纳桑弘羊、东郭咸阳和孔仅建议，将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业改为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大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有关盐铁事宜。元狩三年（公元前120），西汉王朝设大农丞主持盐铁事务；并起用商人及市井子弟，利用这些人洞察商情、擅长理财的特点来筹划国计。汉初盐铁收入属于天子私用，由少府掌管；汉武时因财政困难而将其拨归大农丞，以助国用。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食盐始行专卖。即盐民出资煮盐，政府提供煮盐的“牢盆”，所产之盐由政府统购统销。如有私自煮盐出售者则处以重刑。并在各地设盐官，起用富有的盐商为官任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以搜粟都尉兼大农丞，取代东郭咸阳与孔仅主管盐铁事务，郡县盐官设置和盐专卖规模进一步得到扩大。
同年，铁也与盐一起实行专卖。但铁与盐的性质有所不同，政府不但控制其销售，也垄断其生产。这同时也控制了盐的生产与兵器制造。当然，获取由垄断经营带来的超额利润，依然是铁专卖的主要目的。同时，与盐专卖一样，政府亦起用冶铁富商为吏，对违禁者处以重刑。桑弘羊于元封元年主管盐铁事务后，铁的生产规模更大，铁官设置比盐官更普遍。
继盐铁专卖后，天汉三年（公元前98）还实行酒专卖。说明当时中央财政的困窘，急于开辟新的财源以增加收入，但同时也能打击一些富商大贾。
实行均输和平准政策。实行盐铁官营也带来了质次价高等问题。大农丞桑弘羊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就是由中央政府的大农丞在各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采购、调度、征发与销售从郡国征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本着“贱买贵卖”经商原则，对各地物品的供需进行调节。这种商业化运作，既保证了中央政府必需的贡输物品，又平抑了各地物价，中央政府还可从中获取不小的商业利润。
“平准”就是由大农丞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各地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进行商业经营，同样是“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利用各地所贡输或采购的物资，对京师的商品供需进行调节，平抑物价，赚取差价。由于是政府所为，富商大贾自然无法与之抗衡。既防止了富商大贾从中谋取巨利，同时也增加了国家收入。可见，均输与平准相辅相成，是中央政府直接主持的商业活动，范围很广，凡有利可图的商品都在经营之列，并把各地与京师的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
颁布算缗和告缗令。因连年征战，汉武时期军事开支巨大，引发财政危机。与国家陷入财力严重不足的状况相反，商人阶层得益于汉初以来允许民间工商业自由经营的政策，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国库出现亏空，而商人借鬻盐之利及经营冶铁业，大发横财。因商人不愿资助汉武的征伐战争，而国家一时又无其他重要财源可资开发利用，于是汉武便将矛头直指商人，对他们加重税负，扩大纳税面。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武颁布“算缗令”，其实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抽税一算，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4000钱抽一算，非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之车则征收二算，船5丈以上者抽税一算。
因商人消极对抗，汉武不得不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下诏鼓励人们“告缗”，凡告发商人对钱财和家产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国家将商人家产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而将其中一半分与知情揭发者。此令一出，商人中产以上家庭纷纷遭到破产。同时重申，禁止商人占有土地，违者没收。告缗令实行了7年，在重税政策与酷吏政治下，商人遭到没顶之灾，经济利益被剥夺殆尽，国家财政困难则得以缓解，《汉书·食货志》称“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第十二节）农业乃立国之本
汉武帝刘彻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多次治理黄河，消除水患；兴修水利，开凿水渠，还推广“代田法”。
汉武帝时修治黄河，可谓一项重大功绩。元光三年（公元前132），黄河决入瓠子河（今河南濮阳附近），自东南流经巨野泽，与淮河、泗水相汇通，泛滥于梁楚一带16郡，连年遭受水灾，农业生产大有损失，百姓生活艰难不堪。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东禅泰山而还，路过此处，于是亲临瓠子决河现场，沉白马、玉璧以祭河神；并征发数万人修筑河堤，又“令群臣从官自将以下皆负薪置决河，当时东郡民皆烧草，因而柴薪少，则令伐淇园之竹为木建以塞决河”，还屡往工地视察。汉武曾痛悼塞河久而无功，乃作《瓠子歌二道》，后得《古诗赏析》评云：“二歌悲悯为怀，笔力古奥。帝王著作，冠冕西京。”决口堵塞后，河水复归故道北行，汉武即下令在新修的拦河大堤上盖了一座宣房宫，寓意镇水有功。此后“梁楚之地复宁”，80年间未再发生大的水灾。直到西汉后期，水利长期失修，汉平帝时黄河又决口，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末年，国家无力修治。到汉明帝时，令王景和王吴负责治理。永平十二年（公元前69），二王率几十万人，在荥阳（今属河南）东至千乘（今山东利津）海口决通壅积，疏浚河道，10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量，终于使黄、汴分流，消除水患。
除了治黄，汉武帝在农业体制上也下了大力气，立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中丞，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还在全国开凿了许多渠道。时国家富庶，经济发达，有条件大规模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关中京畿地区，因是国都所在地，开渠也比较多，在原秦国郑国渠的基础上，形成了百渠水利灌溉网，最著名的有漕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等。由于大兴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在当时出现了“府库余财，钱累钜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空前繁荣。汉武指挥修筑的大渠，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还有洛水渠、龙首渠等诸多工程。
为了大汉与匈奴之间战争的需要，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以解决北进时大量军队的军粮问题，汉武帝曾征调大量劳力开凿漕渠。主持该工程的是水工出身的徐伯，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开工，3年完成。漕渠从长安东通黄河，长约300余里，主要是供运输粮草之用，兼有灌溉农田等多方面的用处。过去运粮，自黄河入渭水运至长安，路程900余里，需时6个月；漕渠凿成后，运程只有300余里，漕运时间减少了一半，还可灌溉田地1万余顷。汉武积极储备军粮，他把关东地区的粮食通过水路运入关中地区集中起来，以关中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