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华洋杂处下保守与开放交织的天津商人
1商业繁荣的“天津卫”
《天津卫旧志》对天津人进行过描述：贵德耻争，民淳讼简，近来五方杂处，逐末者众，讼狱繁兴，习尚奢靡。《续天津县志》称天津民俗“饶有古遗风”。
“五方杂处”是说天津是移民城市：
19世纪中叶以前天津城厢内外居民多为商工户，天津移民的众多和工商业的繁荣决定了它的居民是“五方杂处”，因而天津人不同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古老城邑的内地居民，也不同于政治大都会中依附于官僚、食利阶层的居民。他们在中外经贸往来、文化交融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晓市”和“赶洋”是天津两种独有的经商方式，它使估衣街显得更加“红火”。晓市就是每天拂晓晨光熹微、人影幢幢之时，商贩们就纷纷上市经营，到上午九时后才逐渐平静下来。晓市吸引着市内各个角落的摊贩以及四乡八镇走街串巷的货郎小贩们选购各种商品，形成了估衣街的“双重市场”。
“赶洋”这个词是从“赶毛”演变而来的。早年天津人做西洋人生意的商人称做“赶毛儿的”。天津开埠以后，外国轮船源源不断地驶入海河，停靠在各个码头，吸引这些“赶毛儿的”商人把商品搬到海河码头做起生意。后来由于海河淤塞，外轮不能驶入码头靠岸，改在大沽口外停泊，“赶毛儿的”这个词也就随之消失。但此种现象并未消失。
“逐末者众”是说天津商业发达。
北京城里多官僚，天津城里多商人，“京官津商”是人们对燕赵大地这对姐妹城市的直观感觉。
说起天津商业，不得不提的，就是天津劝业场。“劝业”一词，本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劝业一词也意在鼓励人从商。天津劝业场指以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叉的十字路口为中心，东起大沽路，北至锦州道，南至赤峰道，西至山东路，这样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地区。20世纪初，有献县农民携带自产鸭梨到马家口附近试销，后在此开设锦记站，成为鸭梨交易中心。
1920年前后，这里出现了一些小商店和饭馆，经营者主要有广东帮与宁波帮，行业有南味食品、皮箱、皮件、西服制作等。如南味店隆泰、冠生园、皮箱店广发源，饭馆北安利、菜羹香、四如春，西服店李同益，何庆铝等。
劝业场一带的鼎盛时期，商场、商店、饭馆、浴池、舞厅、剧院、旅馆，鳞次栉比，再加上陆续建成的交通旅馆与龙泉澡堂，几乎发展到饱和程度，仅舞厅、饭馆几近60处。这一带，早晨街头行人很少，十点过后，游人逐渐增多。深夜十点，进入高潮，灯火辉煌，花红酒绿，人山人海。午夜时分，饭店，旅馆，浴室又开始上客，直到天明。
“饶有古遗风”是说历史的传承性。代表天津“古风”的老字号，如今留存下来的有150多家。一些比较好的厂商像碱厂现在还有，这些厂家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而像更早时期北洋军阀投资建设的六大纱厂和九大面粉厂，到30年代相继被日本人占领或吞并。狗不理包子、桂发祥麻花、劝业场、老美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见证了天津作为我国近代工商业发祥地和重要北方商埠的辉煌。
这样独特的历史、地理，成就了这样的天津商人。他们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津的地理位置，天津毗邻北京，离天子最近，又逢天然良港——大沽港，这既有好处，也容易受到限制。天津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津商人能更快的得到新政策、发展新动向和新趋势，拥有比别的城市更多的发展空间。但同时，由于受到北京的制约，天津的资源往往先输往北京，先发展背景，然后才轮到天津。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历史上，天津商人的贡献是不能被忽略的。自从天津开埠以后，实际上就成了一个“物流中心”，商业就一直和天津紧紧联系在一起。天津商人受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身处华洋杂处的环境下，具有很多新型商人的特点和商业文化。与保守又缺乏商业精神的河北人相比，天津商人不仅具有敏锐的商品经济意识，而且具有极强的开放竞争观念。
天津城东的大直沽烧酒声名远扬。“名酒同称大直沽，色如琥白如酥”。直沽酒有高粱白干普通酒，还有“玫瑰露”、“五加皮”、“状元红”等几个品种，其中“玫瑰露”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白兰地。为扩大影响，直沽烧酒名坊“义聚永”的经理刘香久亲赴海外，奔波于东南亚，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雅加达建立了直销点，中国的烧酒飘香于东南亚。如今具有120多年历史的义聚永大直沽烧酒，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色香味，正源源不断地销往内地和东南亚及欧美国家。
天津商人的性格特点中还杂糅着或多或少西化的痕迹。由于南来北往的经济、交通、文化交流，使处在古代燕赵地域内的天津人性格粗犷豪放，又兼具南方人的柔婉细腻。同时，还因租界的设立使得西方文化在近代天津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例如赵士林食品厂是用德国人赵土林的名字命名的。赵士林原是德国威廉二世皇帝的宫廷御厨，1900年随八国联军来到中国，退役以后，在中国开了一家西餐馆，颇为红火。新中国成立后，赵：上林食品厂成了专门生产糖果和西式糕点的大厂，至今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工艺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