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不出十天，蒋钦挨了九十棍，在监狱中存活三天后，含恨而死。
刘瑾的邪恶心灵扩展才刚刚开始。
1508年，朱厚照的龙椅下突然出现一封匿名信，内容是揭发刘瑾贪污弄权的。刘瑾和朱厚照同时知道了信的内容，朱厚照无动于衷，刘瑾却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他以朱厚照名义命令百官跪伏奉天门下，严厉责问。当时正是六月天气，北京天气酷热，官员们大吃苦头。有几位老官僚很快当场中暑。刘瑾任凭他们在那里呕吐和晕倒。直到中下午，云彩出现阳光肆无忌惮炙烤着大地，刘瑾才露面。
皇家秘书（翰林官）们立即向刘瑾抗议，说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待遇，这是对他们士大夫阶层的赤裸裸地凌辱，刘瑾说，我不是士大夫，所以不知道你们心目中的凌辱是什么，但在我看来，这不是凌辱。突然暴怒，臭骂官员，说，你们他妈的天天无事生非，不想着为国家出力，总想着搞政治斗争，就是你们这群人把国家的事情给办臭了。
官僚们不敢争辩，只能默默祷告，写匿名信的人赶紧出现。一个好心的太监见这些官员的确太苦了，就派人送给这些官员一些西瓜，刘瑾大怒，把这名宦官也扔到罚跪阵营里。直到接近晚上时晚上，仍然没有人承认。刘瑾对“敢做不敢当”的那位神秘人物很是鄙夷，他把五品以下的三百多官员押入锦衣卫监狱，准备让他们要么接受酷刑要么替他找出真凶。正当官员们认定死路一条时，刘瑾的手下探到这封信原来是某位太监干的，原来是黑吃黑，刘瑾这才作罢。
一群帝国高级官员被一个太监罚跪在烈日下几乎一天，这真是闻所未闻。心学家的说法肯定是：刘瑾的良知被狗吃了。
一个人丧事良知后，他就成了威力无穷的恶魔，在恶魔面前，内心脆弱的人会心胆俱裂。国防部（兵部）有位叫周钥的科员奉命去淮安办事，但在返京的船上突然自杀。将死未死时，他用笔写了五个字：赵知府误我。赵知府是淮安知府赵俊，二人私人关系很好。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但追踪到刘瑾身上，所有的谜就都解开。刘瑾索贿是官场共知的事，按传统，周钥出京办事回来后要给刘瑾上贡。所以在淮安时，周就跟赵俊说好了，要他借给自己一千两银子。赵知府本来答应得好好的，可周临走时，赵知府变卦了。周因为不能给刘瑾上供，所以自杀。周自杀是自我解脱，曾有两位京官出京办事，回来后给刘瑾上贡，但礼品不重。刘瑾大发绝户神威，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然后用他自己发明的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了一天。如果不是当天下雨，消散了暑气，二人必然命丧黄泉。
刘瑾的为所欲为和朱厚照的不理朝政，使当时人称他为“立”皇帝，而朱厚照则被称为“坐”皇帝。
实际上，自古以来良知泯灭的奸贼不仅只会谄媚，他们都具备相当的能力。刘瑾其实还是个理财家。朱厚照四处游玩，赏赐无度是特别需要钱的。而国库空虚，他没有办法弄到钱，但刘瑾可以。刘瑾赚钱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增加新的税，附加税，提高税额等。他通过各地的宦官建立国税局和皇家税务局，对百姓进行各种名义的税收。他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给朱厚照，一份给国库，另一份则留给自己。后来，刘瑾又出奇招，对朱厚照说，收入不足是文官们管理不善和贪污造成的。这些家伙每天都吃皇家的喝皇家的，可他们有很多错，却一点责任都没有。应该对他们的错误实行惩罚，惩罚手段就是罚款。从刘瑾推出这项政策到他灰飞烟灭的五年时间里，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能做漏网之鱼。
中国历史上像刘瑾这样良知泯灭的人多如驴毛，他们在世的目的似乎就是和人类的良知决斗，良知如同他们身上的跳蚤，只要发现，马上被捏死。唐代的奸贼李林甫专门建造一个小黑屋，当他想搞掉一个人时，就会钻进小黑屋思考策略，每次出来时如果脸上露出笑容，那么，目标肯定就活不成了。
按王阳明的说法，人人都有良知，只不过有的人的良知在后天被杂物遮蔽了，所以有了邪恶如刘瑾这样的人。但是什么杂物遮蔽了良知呢？
很简单，是我们的“身”。
“身心灵”三个字，“身”排在第一位，没有我们“身”这副臭皮囊，人就不能称之为人。正如王阳明所说，“心”所以发挥良知的作用，首先它必须是一个良好的器官——心脏，如果心脏停止挑动，其他都是闲话。
格言上说，食色性也，维持我们活着的第一步就是吃饱肚子，如何吃饱肚子，当然要靠我们在尘世中去奋斗。而在奋斗过程中，为了吃饱肚子，我们就做出很多跟良知背道而驰的事。盗贼肯定有良知，但他深刻明白一件事：如果按照良知的要求去爱别人，不去抢劫别人，他就会被饿死，所以，他就要去抢劫。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有“身”存在，才有可能去谈下一步。
为了保持“身”的存在，很多人无所不用其极，逐渐的，人的其中一个本能——适应性发挥作用，遮蔽良知的很多杂物日积月累，很多人心中的那面镜子落满尘埃，再也照射不到外物，或者照射到的外物如哈哈镜呈现的一样，扭曲变形，不是真的外物。
前面谈过，刘瑾生活的皇宫是最邪恶的地方之一，人人必须绞尽脑汁地保住“身”，活下去是刻不容缓并要持之以恒的原动力。在这样邪恶的地方，如果有良知，那必死无疑。身和心冲突时，人人都会选择先保身，暂时把良知放到一边。这是人类的本能，对于身心而言，都没有错——湿润土壤中生长出玫瑰，而荒芜沙漠里也会长出开花的仙人掌，它们都是花——错的是，当“身”已稳如泰山时，很多人不会擦拭良知的镜子，任由它继续尘埃遍布。在很多邪恶的人心目中，邪恶本身就是泯灭良知，因为那个逼迫他必须要保护好“身”的环境如影随形。
我们可以谴责那些丧失良知的人，但千万别一厢情愿地指望他们能放下屠刀，洗心革面。良知泯灭的人本身就把自己污垢心灵当成是一种心灵模式，这种模式和我们拥有良知的心灵模式毫无差别。你只要静下心来看看历史上和身边的那些良知泯灭的人，就会发现自己意淫“这些人的良心总会受到谴责”是多么的可笑。真正的邪恶，即使是生活中那些没有良知的人，从来不会对自己的所为愧疚，因为他们选择的心灵方式就是邪恶。
有弟子问王阳明，“为善去恶”是不是可以达到良知？王阳明回答：“你为什么要去恶，只需要为善就可以了。”伟大如王阳明也明白，“邪恶”在人身上无法祛除，因为它和善一样，都是心灵模式的一种。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遇到小人（良知极为差劲的人），他们似乎总是在跟你作对，使你心生怒火，阻碍美好心灵的成长。其实，这个时候，邪恶从别人那里已经潜入你的心灵里使你产生负面的愤怒。这是悲惨的现实，无法改变。你只能如王阳明所说的那样，用心扩展自己的良知，至于“恶”，不用管它，你管，也管不了。
（第七节）：血腥的洗礼才能唤醒沉睡的心灵
【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王阳明】
若干年后，头顶“心学鼻祖”光环的王阳明思甜忆苦道：“良知（心学的根本）之说，是我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彻底地身心洗礼让他脱胎换骨，当他去世时，五十多年的身虽然消失，但王阳明的心灵却成为不朽。
人的一生中必然能遇到贵人，也必然会遇到邪恶的人。不过，辩证法认为，邪恶的人同时也是贵人，只是看你在心理上如何对待。王阳明所遇到的邪恶是刘瑾，换个思路，如果不是刘瑾，王阳明不可能百死千难，也就不可能创造心学。
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感谢折磨你的人”。
在那场震荡天地的反刘瑾运动中，王阳明也名列其中。他在蒋钦入狱后就给朱厚照写了封信，在信中，他说，那些人应该是触犯了皇上，所以受到处罚。可是，这是他们的职责。如果国家有事，他们不站出来说点什么，那就是失职。皇上您要这样的臣子和要个泥人有什么区别？如果他们对了，皇上您应该照做；如果说错了，皇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应该多担待。可是，您现在对他们是严加酷刑，这就是阻挡了言路。以后谁还敢说话和说真话？！
朱厚照发现这封信远不如其他臣子的上书那样激烈，而且表面上看，根本就没有把矛头对准刘瑾和朱厚照。但刘瑾发现，王阳明这是绵里藏针。因为王阳明说了，如果总是打大臣的屁股，以后就没有人说真话了。而那些大臣在信中说的所有话都是指责刘瑾的。也就是说，刘瑾是个邪恶之人，王阳明虽然没有明说，却给了肯定。
刘瑾当时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过放过一人，下令把王阳明扔进锦衣卫的大牢。扔王阳明进大牢之前，刘瑾送了他一份礼物：四十军棍。
据说，如果不是王阳明年轻时练过两手拳脚，这四十军棍早把他送上西天了。但他的屁股还是被打得稀巴烂。屁股很不容易才痊愈，冬天来临，他的肺病又发作，在阴暗潮湿的锦衣卫大牢里，生真的不如死。每天晚上，他都难以入眠。他感觉黑夜没有尽头，渐渐地已感觉不到白昼。在这样的严酷条件下，他很难做到当初落榜后的“不动心”。人在这个时候如果还不动心，那就是行尸走肉了。
王阳明开始后悔，不是后悔他写了那封信，而是后悔不该再回到官场中来。他在诗中透露说，我的良心是大大地好，但政治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我根本就不该来搅合，现在可好了，想回家当个庄稼汉，都是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奢望了。秦朝顶级宰相李斯后来被绑缚刑场时，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现在特别想牵着宠物狗在家乡溜达。在平时，这是小菜一碟，但当身处绝境时，任何人的一切最本真最低级的想法都是奢望。而人又往往在身处绝境时才会有这样顺境时不屑一顾的想法，这实在是心灵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王阳明现在如同掉进了西游记里那个陷空山无底洞中，除了“荒诞”，飘忽，没有安全感，他什么都感觉不到。在某一刹那他想到了死亡，死亡是身心毁灭最容易的方式，人活着绝对不易，但死亡是最容易的。那些拥有心灵疾病的人在遇到困苦挫折时，往往会选择这条绝境，让身心释放。但这是一种懦夫的心灵释放方式，王阳明不是懦夫，人在苦难时刻都会有傻的想法，英雄豪杰能马上把它从心中清除，而懦夫会平生第一次鼓起勇气去实现它。
王阳明很快就不想用死亡的方式解决身心的煎熬，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在监狱的那段时间，自己用温习周易的方式来度过无边无际的黑暗。他就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度过了1506年的春节，在监狱的时光中，他几乎把一生所能动的心全都动了。他想到自己求仙学佛的人生路，想到年轻时自命不凡立下的伟大志向，想到在事业与职业间的摇摆，更想到了他人生中那些意外，最后淡淡一笑，原来那些全是儿戏，真正的大戏，他现在终于有缘观赏到。
人在经历大困境大劫难时，如果能想得开，安然度过，那么他的心灵就会以比平时百倍的速度成熟，从前一切种种困难，都不在话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为我们心灵的这种改变做出证据：人在心灵成长中经历的大事越多，相比而言，其实只有一件大事会被记住。也就是说，我们只经历过一件事，其他的事都被“相对”掉了。衡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强大的标志，不是看他一生经历了多少事，而要看他经历的对他心灵冲击最大的那件事。那件事对心灵的冲击越大，就证明这人的心灵越强大。道教的魔法师们认为，人要想成仙，必须要经历一场大病，大病之后才有资格成为仙人。现实生活中，人在大病后的心灵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异于生病之前，苦难，人人都想绕着走，可想要成仙，必须要经历，他是身心成仙成圣必须的环节。
客观地说，王阳明的监狱生涯在那个时代小事一桩，刘瑾把几百人打进大牢，除了自杀和被虐待而死的人，大多数都活着离开了监狱。为什么开创心学的不是那些人，而是王阳明？
人在困境中，没有任何外在的依靠，如果有依靠，那就不是困境了。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心的力量。一个被用滥的励志短文说，两个罪犯在监狱里，一个看到的是铁窗，而一个看到的是星星和月亮。前一个无所依傍，后一个却依靠自己心的乐观的力量，二人的结局可想而知，一个自杀，一个活到了出狱。当时，王阳明虽然还没有创建心学，但他已明白一个道理：心智成熟的人要有能把一切不利因素化为有利因素的勇气：对我友善的人肯定能帮助我，对我邪恶的人也是在给我机会，以艰难困苦磨炼我。圣贤说，万物皆备于我，在强大内心面前，天下就没有对我不利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为了让我心智成熟。在心智成熟的人那里，“苦中作乐”并不是“强颜欢笑”，因为有心的力量，所以这是真实的，是虚灵不昧的。
王阳明果然熬到了这一天，朱厚照下令释放王阳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下放到贵州龙场，一个荒凉、穷苦、寂静的地方，担任驿站站长（驿丞）。
身出牢笼，并不代表心也自由了。他的好朋友认为宦官之王刘瑾会对他赶尽杀绝，还有人认为，即使刘瑾想不起他这个仇人，险山恶水，千里迢迢，也是王阳明必须要面对的绝境。王阳明淡然一笑，他说，经过牢狱之灾后，其他的事都是小事！
王阳明就这样被放逐了！
擅长以心灵角度书写历史人物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一个政治家的画像：约瑟夫·富歇》中充满感情的赞赏“放逐”：
是否有人写过赞美放逐的诗歌，歌颂这创造命运的力量，这使人在坠落中得到提高，在孤独寂寞的沉重压迫下，重新以另一种方式聚积震撼心灵力量的势力？古往今来，艺术家总是在指责放逐是攀升的表面干扰，是徒劳无益的间歇，是灭绝人性的中断。然而，大自然的节奏需要这一类强有力的休止。因为只有深入了解底层，才能认识完整的生活；只有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人们才会迸发出向前奋进的力量。创造性的天才恰恰需要这种暂时的、强迫性的孤独寂寞，以便从绝望的深层，从放逐的远方，衡量自己真实使命的高度和水平。人类最重要的信息，都来自放逐地。伟大的宗教创人：摩西、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他们个个都必须先进入荒漠的寂静，进入离群索居的境地，然后才能获得一言九鼎的地位。弥尔顿的失明，贝多芬的耳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监禁生涯，塞万提斯的土牢岁月，路德的瓦尔特堡被囚，但丁的亡命天涯，尼采自愿禁锢于恩加丁的冰天雪地里，这一切都是真正的天才违背常人的清醒意志，潜藏在心底本能要求的体现。
这段对身心遭遇放逐的精彩解说，正是此时王阳明上路时的最佳注脚。从他最后一只脚踏出北京城门的那一刻，他终于走上了一条伟大的道路：心学之路。
不过，身心的洗礼还远不止牢狱之灾，还有更严酷的挑战他内心力量的事情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