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亚非现代著名作家(世界文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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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印度作家(4)

安纳德是一位创作十分丰富的作家。30年代,他写的著名作品有《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苦力》(1936)和《两叶一芽》(1936)。40年代,他写了三部曲:《村庄》(1939)、《越过黑水》(1940)和《剑与镰》(1942),这三部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一个农民的故事,反映了印度民族的觉醒。194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伟大的心》,反映了手工艺匠的不幸遭遇。50年代以后:他写了长篇小说《七个夏天》(1951)、《一个印度王子的私生活》(1953)、《道路》(1960)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苦力、农民和贱民等下层人民的生活,反映殖民地人民的苦难,谴责种姓制度等封建恶习的荒谬,批判殖民者的罪恶统治,表达印度人民的怀疑、不满、悲愤、反抗和对未来的幻想与希望。他在30年代创作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苦力》和《两叶一芽》,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30年代印度社会生活的艺术画面,使我们看到了30年代印度人民奋斗的足迹。这3部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和艺术原则的运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在远古年代,就奉行一种特有的种姓制度,把人们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这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个家族的政治地位、财产状况可能变化,而所属的种姓则世代相传。此外还有一种“贱民”,大都是世代相传的鞋匠和打扫工。印度教认为:粪便是不洁之物,人体不能接触;而打扫粪便的打扫工,也就成为“不可接触者”了。

在千百年的印度社会历史中,贱民成为被神所抛弃的卑下者,始终过着悲惨的、贫困的奴隶生活。安纳德在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中,不仅第一个把贱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还无情地揭露了种姓制度的残酷和荒谬,嘲笑了僧侣的虚伪道德,表现了对于贱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

小说的主人公巴克哈,是一个世代相传的打扫工,早就代替年老力衰的父亲清扫厕所。这个身强力壮、勤劳能干的18岁青年,在他的结实的双肩上,载负着说不清、甩不掉的因袭的精神重担。严格的种姓、浓厚的宗教观念和社会恶习,像重重大山,压在他的头上。从他刚懂事时起,就时时有一种犯罪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他的灵魂,除了恐惧而外,几乎处于麻木状态。他从来没有在人前抬起过头,更从没有举起手来反抗过任何人。他总是卑躬屈膝,露出卑贱的笑容,任凭打骂,任人宰割,忍受非人的奴隶生活。

这部作品,通过巴克哈在一天内所遭受的侮辱、责骂、恶意的折磨等情节,剖析他的灵魂的微小变化。他悲愤地说:“我随便走到哪儿,都只会遭人谩骂和嘲笑。玷污,玷污,我做不出好事,只会玷污人家。”但是,这个被视为“讨厌的贱民”、“黑心鬼养的小畜生”的巴克哈,也抱着摆脱现状的幻想。然而,他的幻想却是渺茫的,失望的,对他来说,“他们的生活,只有沉默,阴森森的沉默。死里求生的沉默”。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使我们更具体地看到了封建恶习的吃人真面目。

《两叶一芽》是一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优秀小说,它通过对一个契约劳工的命运浮沉的描写,反映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小说的主人公甘鼓,是一个破了产的农民,在工头布塔的诱骗下,他带着妻儿,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经过12昼夜的行程,来到英国人经营的茶叶种植园做工。甘鼓一到茶园的工棚时,一位过了20年奴隶生活的老工人纳延对他说:“唔,现在你横竖逃不掉了,你永远也回不去了。”果然如此。甘鼓来到茶园不久,灾难也接踵而至。在他患病尚未痊愈时,妻子反而染病身亡;又因为参加“暴动”而被罚款,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最后,在他的女儿被茶园经理强行奸污时,甘鼓也被枪杀而死。小说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殖民主义。这座茶园,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的一个缩影。殖民者使用血腥屠杀、残酷掠夺和无耻欺骗的手段,占有了这块茶园。殖民者把印度工人视为自己的财产,有生杀予夺之权。茶园的副经理勒吉·韩特,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强盗,他强奸印度妇女,毒打和枪杀工人,反而被殖民政府视为英雄。作品也揭示了殖民者灵魂的空虚和卑污,指明印度民族的苦难根源,就是殖民主义的“血腥的制度”。

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甘鼓,是殖民地印度苦难农民的典型。他忠厚、诚实、和善而勤劳,在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下出卖了仅有的3亩地后,背井离乡,到茶园去谋生。他虽然不相信工头布塔所说的“人间天堂”,但在迷惘中也带着渺茫的希望,梦想得到土地。可是,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却使他家破人亡。

作者在描写这个不幸者的人生旅程时,特别着眼于揭示他的灵魂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历史的沉积污垢,荒谬的封建习俗,特别是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使他形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他破了产,不怨恨任何人;他明知工头在欺骗自己,却还故意装出相信工头诺言的样子,去忍受凌辱和不幸。他任从命运的拨弄,在幻想中过日子。“妻子死后,他带着印度教徒的那种万念俱灰的漠然态度,认为丧妻不过是过去造了孽的又一次报应罢了”。他还想在天堂和自己命运之间架起一个光辉灿烂的梯子来。因此,他保持缄默,力图去掉愤懑情绪,忍受屈辱,宽恕一切,以求活下去,修来世。可是,即使是这样与世无争的人,面对难以生活的困境,也不断产生疑问、不满和反抗。他的宿命论思想,也曾被一种闪烁着复仇的怒火所代替,成为“暴动”的带头人之一。

然而,他的这种反抗意识,仍然是模糊的、空幻的、自发的,也是脆弱的。他既摆脱不了千年积习的精神枷锁,又跳不出宗教的魔法圈子,心头仍然带着永远无法解开的疑问,终于在绝望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这是甘鼓的悲剧,也是30年代印度民族命运的悲剧。这告诉人们:印度社会的解放,还要走许多更为艰苦的路程。

安纳德在30年代所写的几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的艺术风格,也促进了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首先,在题材的选择方面,打破了禁区,扩大了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着重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把工人、农民和贱民的悲惨命运,作为主要题材。这既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时代的推进,文学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出于他对这些下层人民生活的了解和深厚的同情。

其次,他这些小说的主题的开掘,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化和推进的作用,他不仅注意把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还特别着眼于从正面提出反殖民主义的主题,表达了印度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第三,他在创作中对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运用和革新,对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克里山·钱达尔

克里山·钱达尔,1914年出生于印度。是印度乌尔都语作家,他的创作题材是多方面的。他的《慈善家》(1944,中译名为《我不能死》),是一部著名的讽刺性中篇小说,取材于1943年孟加拉的大灾荒。在二次大战期间,由于粮价迅猛上涨,地主和高利贷者逼迫农民把所有的粮食都用来缴纳地租和高利贷,以便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就造成了著名的1943年的大饥荒。到处是求乞的人群,遍地是饿莩。仅孟加拉邦,就有400万人死于饥饿。

这部小说用讽刺手法,侧面描绘了这场令人恐怖的灾荒,揭露了帝国主义和“高等印度人”的丑恶嘴脸,反映了印度民族的悲愤和仇恨。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极为悲惨的大屠杀。克里山·钱达尔也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他目睹这一历史悲剧,以极端沉痛的心情,写了许多有关大屠杀的作品,编为《我们是野蛮人》出版。

短篇小说《北夏华快车》(1948)就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这篇小说以火车的独白形式,叙述了自己的见闻:一次200多个难民,被伊斯兰教徒枪杀了,尸体堆在月台上,鲜血流到路基,连铁轨好像也被漂起来了。在印度教徒居住区,伊斯兰教徒却又整批地遭到杀害。作者借火车之口,愤怒地指出“那一帮领袖连同他们的子子弟弟,真该受到千万人的咒骂。他们把这片美丽、英雄、光荣的土地撕成一片耻辱、欺诈、血腥的脏土,他们使这片土地和灵魂染上了梅毒,使它的身上充满了杀人、放火、强奸的病菌。”

印度独立之后,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人们对独立的热情冷却下去了。失望、沉默和不满,就是克里山钱达尔创作的主题。短篇小说《花是红的》(1954)是一篇描写工人反抗的优秀作品。它写的是孟买纱厂的工人为反抗压迫和剥削,开展了罢工斗争,一个死难工人的儿子,12岁的瞎子也参加了游行,他手拿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血腥镇压工人的反抗,瞎眼小孩被杀死了,但红旗并没有倒。小说写道:“尽管反动派把瞎眼孩子枪杀了。但是,他的鲜血却一定会开出红的花,自由的花,幸福的花。”

短篇小说《马哈勒米桥》是一篇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生活苦难的优秀作品。小说写桥的右边是一座赛马场,而桥的左边则是贫民区。在桥的左边,晒着6条破烂的纱丽,每一条纱丽的主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史。这个故事说明印度独立之后,普通下层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独立的好处。小说的结尾,作者号召人们走向桥的左边,到人民中去,为他们摆脱苦难而努力。

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克里山钱达尔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继续保持以前创作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融会了大胆奇特的想象和曲折离奇的故事,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50年代中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流浪恋人》,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了印度独立后农民的贫困和城市贫民的艰难生活,揭示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格鲜明,传奇式的情节引人入胜。小说有许多对自然美的描述和对回归自然的向往,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50年代末,他还写了反映印度妇女不幸命运的中篇《一个少女和一千个求婚者》,也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60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钱镜》和《一头驴子的自述》都采用拟人化手法,以貌似荒诞不经的情节揭露批判社会。这时期他还创作了一些以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破坏艺术、毁灭艺术家为主题的小说,代表作有《五十二张牌》(1956)、《银色的伤痕》(1964)等。还有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心中的谷地沉睡了》和《痛苦的运河》(1963)。此外还有童话《一棵倒长的树》等。

60年代后期,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优秀作品不多,社会批判意识减弱。《末班汽车》是他晚年较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围绕着车上乘客太多,谁该下车的问题,展开情节,颂扬了铁路工人顾全大局,鄙视自私的高尚品质。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在我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