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德是一位创作十分丰富的作家。30年代，他写的著名作品有《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苦力》（1936）和《两叶一芽》（1936）。40年代，他写了三部曲：《村庄》（1939）、《越过黑水》（1940）和《剑与镰》（1942），这三部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一个农民的故事，反映了印度民族的觉醒。194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伟大的心》，反映了手工艺匠的不幸遭遇。50年代以后：他写了长篇小说《七个夏天》（1951）、《一个印度王子的私生活》（1953）、《道路》（1960）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苦力、农民和贱民等下层人民的生活，反映殖民地人民的苦难，谴责种姓制度等封建恶习的荒谬，批判殖民者的罪恶统治，表达印度人民的怀疑、不满、悲愤、反抗和对未来的幻想与希望。他在30年代创作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苦力》和《两叶一芽》，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30年代印度社会生活的艺术画面，使我们看到了30年代印度人民奋斗的足迹。这3部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和艺术原则的运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在远古年代，就奉行一种特有的种姓制度，把人们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这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个家族的政治地位、财产状况可能变化，而所属的种姓则世代相传。此外还有一种“贱民”，大都是世代相传的鞋匠和打扫工。印度教认为：粪便是不洁之物，人体不能接触；而打扫粪便的打扫工，也就成为“不可接触者”了。
在千百年的印度社会历史中，贱民成为被神所抛弃的卑下者，始终过着悲惨的、贫困的奴隶生活。安纳德在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中，不仅第一个把贱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还无情地揭露了种姓制度的残酷和荒谬，嘲笑了僧侣的虚伪道德，表现了对于贱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
小说的主人公巴克哈，是一个世代相传的打扫工，早就代替年老力衰的父亲清扫厕所。这个身强力壮、勤劳能干的18岁青年，在他的结实的双肩上，载负着说不清、甩不掉的因袭的精神重担。严格的种姓、浓厚的宗教观念和社会恶习，像重重大山，压在他的头上。从他刚懂事时起，就时时有一种犯罪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他的灵魂，除了恐惧而外，几乎处于麻木状态。他从来没有在人前抬起过头，更从没有举起手来反抗过任何人。他总是卑躬屈膝，露出卑贱的笑容，任凭打骂，任人宰割，忍受非人的奴隶生活。
这部作品，通过巴克哈在一天内所遭受的侮辱、责骂、恶意的折磨等情节，剖析他的灵魂的微小变化。他悲愤地说：“我随便走到哪儿，都只会遭人谩骂和嘲笑。玷污，玷污，我做不出好事，只会玷污人家。”但是，这个被视为“讨厌的贱民”、“黑心鬼养的小畜生”的巴克哈，也抱着摆脱现状的幻想。然而，他的幻想却是渺茫的，失望的，对他来说，“他们的生活，只有沉默，阴森森的沉默。死里求生的沉默”。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使我们更具体地看到了封建恶习的吃人真面目。
《两叶一芽》是一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优秀小说，它通过对一个契约劳工的命运浮沉的描写，反映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小说的主人公甘鼓，是一个破了产的农民，在工头布塔的诱骗下，他带着妻儿，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经过12昼夜的行程，来到英国人经营的茶叶种植园做工。甘鼓一到茶园的工棚时，一位过了20年奴隶生活的老工人纳延对他说：“唔，现在你横竖逃不掉了，你永远也回不去了。”果然如此。甘鼓来到茶园不久，灾难也接踵而至。在他患病尚未痊愈时，妻子反而染病身亡；又因为参加“暴动”而被罚款，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最后，在他的女儿被茶园经理强行奸污时，甘鼓也被枪杀而死。小说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殖民主义。这座茶园，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的一个缩影。殖民者使用血腥屠杀、残酷掠夺和无耻欺骗的手段，占有了这块茶园。殖民者把印度工人视为自己的财产，有生杀予夺之权。茶园的副经理勒吉·韩特，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强盗，他强奸印度妇女，毒打和枪杀工人，反而被殖民政府视为英雄。作品也揭示了殖民者灵魂的空虚和卑污，指明印度民族的苦难根源，就是殖民主义的“血腥的制度”。
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甘鼓，是殖民地印度苦难农民的典型。他忠厚、诚实、和善而勤劳，在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下出卖了仅有的3亩地后，背井离乡，到茶园去谋生。他虽然不相信工头布塔所说的“人间天堂”，但在迷惘中也带着渺茫的希望，梦想得到土地。可是，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却使他家破人亡。
作者在描写这个不幸者的人生旅程时，特别着眼于揭示他的灵魂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历史的沉积污垢，荒谬的封建习俗，特别是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使他形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他破了产，不怨恨任何人；他明知工头在欺骗自己，却还故意装出相信工头诺言的样子，去忍受凌辱和不幸。他任从命运的拨弄，在幻想中过日子。“妻子死后，他带着印度教徒的那种万念俱灰的漠然态度，认为丧妻不过是过去造了孽的又一次报应罢了”。他还想在天堂和自己命运之间架起一个光辉灿烂的梯子来。因此，他保持缄默，力图去掉愤懑情绪，忍受屈辱，宽恕一切，以求活下去，修来世。可是，即使是这样与世无争的人，面对难以生活的困境，也不断产生疑问、不满和反抗。他的宿命论思想，也曾被一种闪烁着复仇的怒火所代替，成为“暴动”的带头人之一。
然而，他的这种反抗意识，仍然是模糊的、空幻的、自发的，也是脆弱的。他既摆脱不了千年积习的精神枷锁，又跳不出宗教的魔法圈子，心头仍然带着永远无法解开的疑问，终于在绝望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这是甘鼓的悲剧，也是30年代印度民族命运的悲剧。这告诉人们：印度社会的解放，还要走许多更为艰苦的路程。
安纳德在30年代所写的几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的艺术风格，也促进了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首先，在题材的选择方面，打破了禁区，扩大了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着重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把工人、农民和贱民的悲惨命运，作为主要题材。这既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时代的推进，文学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出于他对这些下层人民生活的了解和深厚的同情。
其次，他这些小说的主题的开掘，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化和推进的作用，他不仅注意把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还特别着眼于从正面提出反殖民主义的主题，表达了印度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第三，他在创作中对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运用和革新，对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克里山·钱达尔
克里山·钱达尔，1914年出生于印度。是印度乌尔都语作家，他的创作题材是多方面的。他的《慈善家》（1944，中译名为《我不能死》），是一部著名的讽刺性中篇小说，取材于1943年孟加拉的大灾荒。在二次大战期间，由于粮价迅猛上涨，地主和高利贷者逼迫农民把所有的粮食都用来缴纳地租和高利贷，以便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就造成了著名的1943年的大饥荒。到处是求乞的人群，遍地是饿莩。仅孟加拉邦，就有400万人死于饥饿。
这部小说用讽刺手法，侧面描绘了这场令人恐怖的灾荒，揭露了帝国主义和“高等印度人”的丑恶嘴脸，反映了印度民族的悲愤和仇恨。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极为悲惨的大屠杀。克里山·钱达尔也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他目睹这一历史悲剧，以极端沉痛的心情，写了许多有关大屠杀的作品，编为《我们是野蛮人》出版。
短篇小说《北夏华快车》（1948）就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这篇小说以火车的独白形式，叙述了自己的见闻：一次200多个难民，被伊斯兰教徒枪杀了，尸体堆在月台上，鲜血流到路基，连铁轨好像也被漂起来了。在印度教徒居住区，伊斯兰教徒却又整批地遭到杀害。作者借火车之口，愤怒地指出“那一帮领袖连同他们的子子弟弟，真该受到千万人的咒骂。他们把这片美丽、英雄、光荣的土地撕成一片耻辱、欺诈、血腥的脏土，他们使这片土地和灵魂染上了梅毒，使它的身上充满了杀人、放火、强奸的病菌。”
印度独立之后，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人们对独立的热情冷却下去了。失望、沉默和不满，就是克里山钱达尔创作的主题。短篇小说《花是红的》（1954）是一篇描写工人反抗的优秀作品。它写的是孟买纱厂的工人为反抗压迫和剥削，开展了罢工斗争，一个死难工人的儿子，12岁的瞎子也参加了游行，他手拿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血腥镇压工人的反抗，瞎眼小孩被杀死了，但红旗并没有倒。小说写道：“尽管反动派把瞎眼孩子枪杀了。但是，他的鲜血却一定会开出红的花，自由的花，幸福的花。”
短篇小说《马哈勒米桥》是一篇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生活苦难的优秀作品。小说写桥的右边是一座赛马场，而桥的左边则是贫民区。在桥的左边，晒着6条破烂的纱丽，每一条纱丽的主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史。这个故事说明印度独立之后，普通下层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独立的好处。小说的结尾，作者号召人们走向桥的左边，到人民中去，为他们摆脱苦难而努力。
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克里山钱达尔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继续保持以前创作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融会了大胆奇特的想象和曲折离奇的故事，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50年代中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流浪恋人》，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了印度独立后农民的贫困和城市贫民的艰难生活，揭示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格鲜明，传奇式的情节引人入胜。小说有许多对自然美的描述和对回归自然的向往，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50年代末，他还写了反映印度妇女不幸命运的中篇《一个少女和一千个求婚者》，也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60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钱镜》和《一头驴子的自述》都采用拟人化手法，以貌似荒诞不经的情节揭露批判社会。这时期他还创作了一些以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破坏艺术、毁灭艺术家为主题的小说，代表作有《五十二张牌》（1956）、《银色的伤痕》（1964）等。还有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心中的谷地沉睡了》和《痛苦的运河》（1963）。此外还有童话《一棵倒长的树》等。
60年代后期，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优秀作品不多，社会批判意识减弱。《末班汽车》是他晚年较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围绕着车上乘客太多，谁该下车的问题，展开情节，颂扬了铁路工人顾全大局，鄙视自私的高尚品质。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在我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