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历史剧《亨利六世》分为上中下3部（1590~1591年），主要写亨利六世统治50年间（1422~1471年）的事迹。第一部写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贵族不和而失利；第二部写国内贵族的纷争和平民起义，导向内战；第三部写号称“红白玫瑰战争”的封建内战，属于红玫瑰贵族集团的国王在内战中被杀。在三剧中，亨利被写成一个软弱无能，既不能保全国外领地，又不能制止贵族内讧的君主。
《理查三世》（1592）与前三剧合为四部曲，写篡夺王位的白玫瑰集团爱德华四世死后，同族贵族理查用卑鄙、血腥手段排除了6个王位继承人，登上统治宝座（1483~1485年），很快为敌党所杀，结束了玫瑰战争。理查不仅是个暴君，而且具有阴险狡诈、冷酷毒辣的特点。
《约翰王》（1594年）是一部独立的历史剧，写约翰（1199~1216年）虽然有反天主教的一面，但企图谋害合法继承人，篡夺了王位，引起外患。《理查二世》（1595年）、《亨利四世》上、下部（1597~1598年）和《亨利五世》（1599年）构成第二个四部曲，从历史顺序看来，第一个四部曲正衔接在第二个四部曲之后。作者把理查二世（1377~1399年）写成优柔寡断、听信宠臣的昏君，不能维持贵族势力的平衡，他的堂弟利用时机夺去王位，自立为亨利四世（1399~1413年）。亨利四世登位，由于王位来路“不正”，终生惴惴不安，虽然两次平复贵族内乱，但太子不务“正业”，和流氓鬼混，王位前途仍然堪忧。后来太子逐渐改过自新，继位为亨利五世（1413~1422年）。亨利五世用对外战争解决了国内矛盾，战胜法国，夺回在法国的领地。莎士比亚写他性格中有善良仁慈的一面，有时能以普通人自居，在他身上多少寄托了对君主和民族英雄的理想。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排除封建制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尤其关心封建割据的局面和王权的封建性质。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它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开明君主，他要能镇压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莎士比亚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即通过道德改善的途径把封建君主改造过来，使之成为后来历史上的立宪君主。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莎士比亚的谋虑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但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在他的历史剧里无例外地出现市民、社会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他对他们的疾苦表示同情，并认为他们能明辨是非，但他并不相信他们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革仍须自上而下，有时他对群众还有所丑化。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具有史诗的宏大规模。他虽然写的是英国过去的历史，但这些剧本却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和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他用广阔的社会画面、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反映了英国封建秩序逐渐瓦解的漫长过程。他描绘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主要是王权与封建贵族之间、封建主与封建主之间、国内封建主和国外封建主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反复斗争。他塑造了一系列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人物——君主、大小封建贵族、主教、大小官吏、市民、手工艺人、农民、仆役、兵士以至流氓强盗。许多人物，尤其是封建暴君，不仅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各有特点。帝王将相的场面和群众的场面、悲剧和喜剧的场面、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相互交织。人民群众在他的历史剧中不是主要人物，他们有时是帝王将相等主角的陪衬，有时是作者的代言人，有时作者对他们表示同情，有时则加以丑化。
《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剧，写出了封建制度没落的趋势，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割据局面的批判，并形象地描绘了如何通过道德改善而产生理想君主的过程。亨利四世以封建的血腥方式篡夺了理查二世的王位，不仅自己日夜良心不安，而且由于不得人心，给野心勃勃的贵族造成借口，他又和封臣争夺俘虏，引起叛乱。莎士比亚认为封建主之所以跋扈，敢于同王权较量，根源在于君主。他认为亨利四世、五世、六世以至理查三世100年的混乱根源于亨利四世的行动。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又看出封建贵族的没落，他们傲慢、迷信，彼此各谋私利，不能团结一致，只能被国王击败。贵族青年飞将军代表封建贵族的新生一代，为了维护贵族“荣誉”和利益，敢于赴汤蹈火，但勇而无谋，终于战死。贵族“荣誉”在太子的流氓伙伴福斯塔夫口中更是受到百般奚落。剧本令人信服地表明，整个封建制度已经不成气候。但作者认为英国这个“患病的躯体”只要有“良言和少许药物”还是能恢复健康的。亨利四世自始至终要去耶路撒冷忏悔自己的罪孽，亨利五世则改邪归正，由一个浪子转变为英明君主，表现了作者对于道德改善所寄予的幻想。
剧本的主题不仅体现在国王与太子的行动以及国王与贵族的战争中，而且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剧中描写了宫廷和贵族城堡中的生活，公路上的抢劫，政府的搜捕，四乡的征兵骚扰，官吏的无情压榨和层层敲诈，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失业贫困，以至酒店、妓馆的情景，构成了一幅16世纪英国动荡社会的生动画面。这一“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核心人物是福斯塔夫。他是个破落骑士，是一批流氓的首领，倚仗他和太子的亲密关系，招摇撞骗以至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在战场上，他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勇敢”，为了苟全性命，不惜装死并进而虚报军功。他躯体肥胖，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膝盖，他走过的地方，贫瘠的土地象涂上一层猪油。他是个酒色之徒，他的谋生本领是吹牛、欺骗、诡辩、顺风转舵、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他唯恐天下不乱。对于被抓的壮丁，他毫无同情怜悯之心。他出身封建阶级，但对于这一阶级视为最珍贵的品质——荣誉，则弃之如敝屣。他的生活理想只在声色口腹的享乐。福斯塔夫正是封建关系解体时期“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形象。但莎士比亚也十分欣赏他的机智，以同情的笔调写他被摈弃之后在悲愤中默默无闻死去的情景。这种矛盾态度统一于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莎士比亚对现实的深入而广泛的观察和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探索，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基础。
莎士比亚在第一期还写了大约10部喜剧、1部悲剧。他的喜剧主要不是讽刺社会现实，而更多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喜剧的主题可以用罗马诗人维吉尔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来概括：“爱征服一切。”作者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另一方面，他批判封建门阀观念、封建道德和封建压迫的其他种种表现，也批判资本主义所暴露的一些恶迹。资产阶级的“仁爱”原则通过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因而他的喜剧带有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氛。
最早的喜剧《驯悍记》（1593年）、《维洛那二绅士》（1594年）、《爱的徒劳》（1594年），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观点。1595年以后，莎士比亚接连写了几部优秀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年）、《仲夏夜之梦》（1596年）、《威尼斯商人》（1597年）、《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年）、《无事生非》（1599年）、《皆大欢喜》（1600年）、《第十二夜》（1600年）等。
《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悲剧，但在精神上则和这一时期的喜剧完全一致。主要讲述了两个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但因封建世仇，恋爱受到阻挠，导致二人的死亡。最后，双方家长鉴于世仇铸成的错误，言归于好的故事。
这出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和封建恶习、封建压迫之间的冲突。诗人以抒情笔调，特别在月夜阳台两个主人公对话一场中，写出了一首赞美青春和爱情的颂歌。诗人多用日光、月光、星光等代表光明的比喻来形容青春爱情的美，在封建的黑夜放出光明。青年主人公虽然最后都牺牲了，但剧本表明美好的事物和真正的爱情是不朽的，死神是无能为力的，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封建偏见可以被克服。
《威尼斯商人》内容更加丰富，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友人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现金，夏洛克出于嫉恨，假意不收利息，约定到期不还，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安东尼奥的货船到期未归，不能还债，夏洛克坚持要实践借约条款。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娅假扮律师出庭，也按条款不准夏洛克多割、少割、流血或伤害安东尼奥生命，最终夏洛克败诉。
戏剧的主题是所谓慷慨无私的友谊、真诚的爱情、仁爱同贪婪、嫉妒、仇恨、残酷之间的冲突。剧本的主要线索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对立。其次是巴萨尼奥和鲍西娅的爱情线索，作者用民间流传的从金、银、铅3个瓶子中抽签的故事，说明真正爱情不取决于外表的富丽。最后一条重要线索是夏洛克女儿杰西卡和基督教青年罗兰佐的爱情，由于夏洛克的阻止，二人被迫私奔。
夏洛克同安东尼奥之间的矛盾，本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旧式高利贷者同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作者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赞美安东尼奥，把他写成一个高贵的“商人王子”、“最和善的人”，他关心朋友的幸福，保存了“古罗马人的荣誉”。另一方面，作者又从人文主义观点谴责夏洛克对金钱的贪欲，贪欲使他丧失“人性”，使他变得嫉妒、阴险、残酷，贪欲超过了对女儿的爱。但作为一个受侮辱的犹太人，作者又对他寄予莫大同情，他用明确有力的语言大声疾呼道：“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么？犹太人没有手么？你们刺我们，我们不流血么？你们损害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报复么？”
全剧矛盾的高潮是法庭一场，鲍西娅对夏洛克的胜利是仁爱对贪欲和维护贪欲的无情法律的胜利。鲍西娅是莎士比亚创造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淳朴，富于同情，有才智，自信，体现了莎士比亚理想中的资产阶级新女性。爱情故事给戏剧提供了浪漫气氛，夏洛克的仆人丑角朗斯洛特给戏剧提供了笑料。
《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和较早的喜剧一样也都以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他们克服了某些障碍，获得了幸福结局。作者思想更趋明确，曲折复杂、相互交错的情节糅合得更加贴切，除了主要人物——贵族青年男女以外，次要人物如丑角或其他喜剧人物也更加丰满，他们不仅给主要人物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带来欢乐，而且也增强了戏剧中的讽刺性和生活场面。剧中往往配有歌唱和舞蹈，更加强了抒情乐观气氛。在语言方面也基本摆脱了早期的缺乏内容的、为俏皮而俏皮的习气。《无事生非》和《第十二夜》都以贵族宫邸为背景，《皆大欢喜》则同《仲夏夜之梦》一样，更多以大自然为背景。
《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的有代表性的喜剧之一。有3条主要线索：公爵被弟弟篡夺爵位；公爵之女罗瑟琳和僭主之女西莉娅被放逐；青年奥兰多被哥哥夺去产业。3条线索里的正面人物都会合在亚登森林里，最后恶人悔改，公爵复位，情人结为终身伴侣。
作者在《皆大欢喜》里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描绘了他所向往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具有英国大自然特色的森林里，人们“象在黄金时代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充满猜忌的宫廷的风险”，没有敌人，没有忘恩负义。大自然给人以道德力量，启发人的同情心。剧中除了描写一对主人公的真挚爱情以外，还写了罗瑟琳和西莉娅的“胜过亲姊妹”的友情；特别强调了老仆亚当和奥兰多主仆二人的自我牺牲和相互关心，善良的公爵吸引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他周围，他们“自甘流放”，从善如流。作者以这些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来同现实中虚伪的友谊、轻佻的爱情、自私自利、不容善良人栖身的情况相对比。莎士比亚认为善可以感化恶，发挥个人才智也能够战胜恶，获得幸福。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罗瑟琳形象里。
莎士比亚成熟的喜剧往往带有忧郁色彩，体现在一些人物身上，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第十二夜》中的奥西诺公爵。在《皆大欢喜》里，奥兰多曾说：“我在世界上白白占一个位置，不如空出来，让给更有资格的人。”甚至罗瑟琳也感叹道：“这日常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多少荆棘！”反面人物，忧郁的杰奎斯，也给全剧的幸福结局带来疑虑。这一迹象说明莎士比亚即使写喜剧，也并不是不感到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当他着力写这矛盾时，他的创作就进入了第二时期，即悲剧时期，
第二时期（1601~1607年）是莎士比亚创作最光辉的时期。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年，封建势力觊觎王位，跃跃欲试。王权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宣扬君权神授，迫害清教徒，与国会决裂，宫廷权贵生活奢靡；对外，他同封建堡垒西班牙妥协联姻，以换取西班牙对他的支持。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远未成熟；尽管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都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但它从根本上说是同劳动人民对立的，这造成它政治上的软弱。莎士比亚的悲剧正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
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主张人道，但仅仅通过道德改善，仍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他同情人民疾苦，但又只看到个人作用，强调思考力量，这样的矛盾必然产生抑郁愤懑的悲剧。莎士比亚所写的悲剧，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者的软弱性和不可解决的矛盾。
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质，而且在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最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他们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格，也反映出作者的理想。作者把他们放在尖锐斗争的中心，正面主人公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斗争顽强，黑暗力量最后使他们毁灭，但他们总是取得道义上的胜利。悲剧的矛盾也往往表现为主人公内心的斗争。人物性格更具发展的特点，它是在和外界斗争与内心斗争中随着复杂剧情的进展而揭示出来的。情节的安排、悲剧气氛的渲染、语言风格的变化，都和主题紧密配合。
这一时期的喜剧也带有悲喜剧的性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虽仍以爱情为主题，但爱情上笼罩了一层背弃或罪恶的阴影。
《哈姆雷特》（1601年）是莎士比亚最主要的悲剧作品之一。哈姆雷特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是12世纪末的一部丹麦史，16世纪末英国作家把它编成戏剧，以复仇为主题，极为流行，但已失传。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公认是根据那部失传悲剧改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