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著名作家(世界文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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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宋元时期(3)

辉煌世着《通鉴》斐然

熙宁4年(1071年)。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一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使台,这是一个闲散职位。从此司马光便在洛阳住了15年,远避朝廷党争,完成了主编《资治通鉴》的任务。

司马光一生的主要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方面。他的着述极多,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80卷外,还有《涑水纪闻》32卷,《稽古录》20卷,《通鉴节要》60卷等等,再加上《资治通鉴》,司马光之着述,在历史文学上是少有人可与之匹敌的。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辉煌巨着,共分294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6年(959年),记述了1362年的历史。此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史上都堪称不朽之作。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自从他当了谏官等职以后,有了一定的条件,于是试着编了《周纪》和《秦纪》。宋英宗看了以后极为赞赏,让司马光继续编下去,并且为他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设立书局,并给他配备了助手。司马光先后选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为主要助手,司马康帮助抄校。由于具备了人员、史料这两大条件,再加上到洛阳后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这部巨着终于圆满完成了。

司马光的修书精神与毅力令人感动。为了修书,他常常拒不见客,夜以继日地工作。所参考的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据说光是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资治通鉴》一书凝集着司马光毕生的心血,如果从治平3年(公元1066年)编修《通鉴》的书局成立算起,到元丰7年(1084年)修成为止,历时就有19年之久;如果从嘉佑年间着手《通志》时算起,那么时间就不下30年。英宗对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给予很大支持,英宗去世后,神宗也极为重视这一工作,他把原颖王府邸旧书2400卷赐给司马光,并认为司马光所编之书“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7年书成后进呈神宗,神宗特降诏奖谕司马光,称赞他“博学多闻,贯穿古今”,“成一家之书”,并厚加赏赐,所以擢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非常明确:“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即是总结历史经验,面对社会现实,使当朝执政者能够借鉴历史,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使北宋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巩固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部供皇帝阅鉴的历史教科书。

司马光在取材上特别注意“资治”的原则,在具体编撰中,一是删长举要,便于政务繁忙的君主得以阅鉴;一是专取历代政治,使郡主得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对于在长达1362年的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朝廷统治的得失成败、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行为、不同帝王的功过是非、农业的丰歉、人民的安定流离等,都作了突出的叙述。战争的胜负多是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问题。《资治通鉴》对于重大战役的描绘详尽、具体而生动。为提醒帝王时刻警惕“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资治通鉴》对农民起义的记载也比较真实、具体。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写了190条史论,引前人史论99条,这些史论虽因史事而发,但寓政论于其中,以帮助帝王明白是非。总之,凡是有益于治政的内容无不网罗。《资治通鉴》把史和政有机地融和为一体,体现了司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学家的特殊才能。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的推崇和重视,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志,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司马光既为封建社会的群臣留下了宝贵的统治经验,也为后人提供了鉴古知今的好教材,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重返朝廷更张新法

元丰8年(公元1085年)3月神宗病逝,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元为元佑。年仅10岁的哲宗不能亲政,朝中大权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这位太后一向器重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她一上台,就派人问司马光应当先办什么,司马光说:“广开言路。”神宗临死之前曾留言让司马光和吕公着当赵煦的师傅。同年4月,司马光入朝任门下侍郎,元佑元年(1086年)2月司马光又升任尚书左仆射,做了宰相。这时他已经67岁,年迈力衰,身体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虽已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兢兢业业为朝政操劳。

司马光此次执政,全力以赴地从事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任门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请更张新法札子》,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张”。他说:“先帝定下来的制度,行之有效的虽百世以后也不可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立的法,为害天下的,应当如同救火和救护溺水的人一样,立即更改。况太皇太后以母亲改儿子之法,并非儿子改父亲之法。”于是朝廷下令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甲法;废市易法,所储存物都予以出售,不取利息,处理欠债;京东铁钱和茶盐之法,都恢复如旧。12月4日又上一份《请革弊札子》,将王安石所行新法之弊病逐一列举。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罢废新法一事能顺利进行。入相以后他向高太后进言,陆续将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各地的官员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宫中任职,吕公着、文颜博等老臣也逐渐回到朝中,委以要职。司马光前后几次上书,一概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变法派的蔡确被罢相出知陈州;章惇也被贬汝州。司马光这样粗暴地废除新法,不仅原来新法派的人物极力反对,就是原来反对变法的人也主张要慎重行事。范纯仁就曾劝司马光,对新法只要“去其太甚者可矣”,并且应当“徐徐经理,乃为得计”,如废保甲法时,对保甲当中那些武艺出众的人,就应该委派殿前司加以拣选;吕公着也认为对新法主要是纠正其弊害,不一定全面废除。但是此时司马光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

从个人修养与品格方面上来说,司马光是值得称道的。他以忠信待人,自持恭位正直,居处有法度,举止有礼。在洛阳,每去夏县扫墓,总要去看望他的兄长司马旦,司马旦年近80,司马光待他如严父,关心他如婴儿。从小到老,司马光从不胡乱妄言,他曾说过:“我没有过人的才能,但平生所作,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他为人诚恳,天下人都敬重他。他处世淡泊,没有特别的爱好,于学术无所不通,只是不喜欢释老之学,说:“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过《六经》范围,它的荒诞不经,我不能相信。”他在洛阳有田三顷,妻子去世,卖田下葬,一生缩衣节食。

元佑元年(1086年)8月,司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9月1日去世,享年67岁。高太后和哲宗哀痛异常,亲临其丧礼。司马光被赠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都城人民也为之哀痛,男女老少前往吊唁,店铺都关上了门。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继来祭奠。

欧阳修

欧阳修,生于1007年,卒于1072年,是我国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他4岁的时候,父亲病死,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草,就用草秆在泥地上写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读书。

欧阳修10岁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个废纸堆里发现一本旧书,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宋朝初年,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连中第一。

欧阳修20多岁的时候,他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大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4年,才回到京城。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诬陷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了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

欧阳修当了10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

欧阳修改变了考场上华而不实,内容空洞的风气,促进了选拔人才的实用性。从此以后,文人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真实的文章了。

欧阳修文学创作,硕果累累。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作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欧阳文忠集》。

苏洵

苏洵生于1009,卒于1066年,是北宋着名的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10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佑3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5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着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任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婉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练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着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苏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