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就是明文规定并公布的国家法律，是封建官吏依据统治人民、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国法条规。在韩非看来，“法”是准绳，不能偏离，不能任意行事。他主张大力宣传“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法”。法的主要内容是“赏”和“罚”，韩非称之为“二柄”，即君主实行统治的两个权柄。对于臣民，要“用奖赏来鼓励，用刑法来惩罚”。这和商鞅以赏为“文’，以刑为“武”，以“文武”为之纲要的思想是一致。为了提高教育效果，他主张厚赏重罚。他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等级，不讲情面，他说：“惩治过失不要放过大臣，奖赏做好事不能遗漏平民百姓。”韩非认为只有这样，赏罚严明，人民才会亲近法令，相信并依赖法令。
对于申不害的“术”，韩非也加以继承和发展，他说：“‘术’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随机应变的秘密手段、诡计、权术。”在御臣之术上，韩非强调君主的思想要隐秘难测，否则，大臣会乘机济其私欲。君主的心思应深藏不露，让群臣看透了自己，就难以驾驭群臣，深藏若虚，群臣不知底细，就容易使他们驯服。不仅如此，君主也不可信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如果太相信自己的儿子，奸臣们就会巴结自己的儿子，如果太信任自己的妻子，奸臣们就会巴结自己的妻子，为自己谋私利。”即使做太子的后妃，也希望君主早死，因为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恩爱则亲近，失爱则疏远，后妃担心自己不受宠，儿子当不成太子，所以后妃盼望君主早死，让儿子即位，自己做皇太后，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由此韩非得出结论：“像妻儿那样亲近的人尚且不能信任，那么其他的就没有可信任的了。”这说明韩非对一切都可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他提醒君主应警惕自己死后都可以获利的人，防备自己憎恨的人，提防自己所爱的人，谨慎处事，占有绝对优势。
韩非“术”的主要内容是：一广设耳目，及时获得情报；二权势不可给别人用；三深藏不露；四把人当成坏蛋；五毁坏一切伦理价值；六厉行愚民政策；七罚须严峻，赏须审慎；八必要时不择手段。根据用“术”的原则，君主用人也要不循常规，孰疏孰亲，使人不知道自己的底细。要做到“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如果君主无“术”，就会受蒙蔽，不能知忠奸。韩非认为君主治国没有法，就要乱。有了法，没有术也不行，因为法是要通过臣下去执行，君主就要有一套驾驭和支配臣下去做事的手段，就要有术。他把法术治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韩非把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法”、“术”、“势”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加强君主独裁专制的理论和手段。
韩非是我国较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矛盾”一词的人。他借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矛盾的内容：“楚国有个卖长矛和盾牌的人，他夸自己的盾牌说：‘我的盾牌非常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进去。’接着他又夸自己的长矛说：‘我的长矛锋利极了，什么东西都能刺穿。’旁边有人问他道：‘拿你的长矛刺你的盾牌怎么样呢？’于是，这位楚国卖长矛和盾牌的人被问得目瞪口呆，没话可答。”这个寓言故事得出的结论是：“攻不破的盾和攻无不陷的矛不能同时存在。”这即是现在常说的“矛盾”一词的来源。
韩非的法家思想，实际上成为了封建帝王当皇帝的教材。
屈原
屈原，生于约公元前340年，卒于约公元前278年，是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说名正则，字灵均。出生在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初辅佐怀王，做过司徒、三闾大夫。他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谗言而被革职流放。在楚国的政治腐败越来越严重，首都郢亦被秦攻破之际，屈原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于是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从小就十分懂事而且胸怀大志，他学习非常刻苦，常常为了读一本书整夜不睡，慢慢地积累了丰厚的知识，在天文、历法、地理、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他更是成就卓着。
屈原年轻时楚国国力下降，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看到自己美丽的国家和勤劳的人民正在遭受苦难，他决心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同时盼望楚王走改革图强的道路，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
25岁那年，屈原来到了楚国的都城。楚怀王见他学识渊博，又懂得治国的道理，非常器重他，让他做了左徒。屈原担任左徒之后，决心把楚国治理好。他提出的改革政治，任用贤能，立法图强，联齐抗秦等一系列主张，曾一度得到楚怀王的支持。但好景不长，代表旧贵族利益的公子子兰和奸臣靳尚都起来反对他，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挑拨屈原与怀王的关系，楚怀王偏听偏信，把屈原降为大夫，开始疏远他。后来，屈原又作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够继续改革，壮大国力，但都被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和靳尚等人破坏了。
从此楚国的国力就越来越弱，秦国趁机派兵进攻楚国，楚国打了败仗，于是很想和齐国联合共同对付秦国，这时秦昭襄王写信给楚怀王，约请他到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南）相会，当面订立盟约。
楚怀王接到秦昭襄王的信，不去呢，怕得罪秦国；去呢，又怕出危险。他就跟大臣们商量。
屈原对楚怀王说：“秦国强暴得像豺狼一样，咱们受秦国的欺负不止一次了。这次秦国肯定没安什么好心，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大王一去，准上他们的当。”
可是公子子兰却一股劲儿劝楚怀王去，说：“咱们把秦国当作敌人，结果死了好多人，又丢了土地。如今秦国愿意跟咱们和好，怎么能拒绝人家呢。”
楚怀王听信了公子子兰的话，就上秦国去了。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刚踏进秦国的武关，立刻被秦国预先埋伏下的人马截断了后路。在会见时，秦昭襄王逼迫楚怀王把黔中的土地割让给秦国，楚怀王没答应。秦昭襄王就把楚怀王押到咸阳软禁起来，要楚国大臣拿土地来赎才放他。
楚国的大臣们听到国君被押，无奈之下，决定把太子立为新的国君，拒绝割让土地。这个国君就是楚顷襄王，而公子子兰当了楚国的令尹。
楚怀王在秦国被押了一年多，吃尽苦头。他冒险逃出咸阳，又被秦国派兵追捕回去。
楚怀王连气带病，没有多久就死在秦国。
楚国人因为楚怀王受秦国欺负，死在外头，心里很不平。特别是屈原，更是气愤。他劝楚顷襄王搜罗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
可是他这种劝告不但不顶事，反倒招来了令尹子兰和大臣靳尚等人的仇视。他们天天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他们对楚顷襄王说：“大王没听说屈原数落您吗？他老跟人家说：‘大王忘了秦国的仇恨，就是不孝；大臣们不主张抗秦，就是不忠。楚国出了这种不忠不孝的君臣，哪儿能不亡国呢？’大王，你想想这叫什么话？”
楚顷襄王听了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
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简直气疯了。他到了湘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一带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
附近的庄稼人知道他是一个爱国的大臣，都挺同情他。这时候，有一个经常在汨罗江打鱼的渔父，很佩服屈原的为人，但就是不赞成他那愁闷的样子。
有一天，屈原在江边遇见渔父。渔父对屈原说：“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呢？”
屈原说：“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
渔父不以为然地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自命清高；既然别人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
屈原反对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人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去，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渔父听了这番话，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更加佩服屈原了。
由于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活着，在公元前278年阴历5月初5那天，他得知秦国攻占楚国都城，悲愤欲绝，于是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
附近的庄稼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一片汪洋大水，哪儿有屈原的影子？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渔父很难受，他对着江面，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了下去，算是献给屈原的。渔父希望江里的鱼儿吃了筒子里的米，就会保护好屈原的尸体。
到了第二年5月初5那一天，当地的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又划着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他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粽子，把划小船改为赛龙船。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成为一种风俗。人们把每年农历5月初5称为端午节，据说就是这样来的。
在漫长的流放之路中，屈原和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接触，从楚民间歌谣和各种民间艺术中，吸取了大量精神营养。在楚国方言的基础上，借鉴民族歌曲的表现方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楚辞”，并创作了如《离骚》、《九章》等伟大的诗篇。
《离骚》是自传体的抒情长诗，诗中凝聚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情感，艺术地再现了诗人参加楚国政治斗争经历和复杂曲折的内心矛盾斗争过程。全诗373句，2490字，结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想象瑰奇绚烂，代表了屈原的创作特色，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浪漫主义诗歌杰作。
在其他的诗歌里，屈原痛斥卖国的人，讽刺那些奸臣，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对于楚国的一草一木他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
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
屈原用生命、情操和满腔抱负，谱写了大量优秀的诗篇，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把屈原作为世界四大名人之一进行纪念。
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卒于约公元前86，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是史学家司马谈的儿子，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3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后因替李陵军败降匈奴辩护，得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着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此书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形式，书中不少传纪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带兵3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李陵率领5000人马和匈奴打仗，结果被单于率领的3万骑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和士兵们奋勇战斗，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只有400多名士兵逃回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司马迁平时与李陵并没有私交，只是实话实说，而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于是以对抗朝廷的罪名将司马迁下了大狱。司马迁入狱后因拿不出钱来赎罪，结果被施以最难堪最残酷的“宫刑”。
司马迁认为受宫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
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万倍。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疏远，使司马迁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要忍受耻辱，忍受着人们的嘲讽，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一死可以解百忧。因此他想到了死。但同时他又想到自己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着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10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而得罪了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到了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300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我的《史记》一书刚刚开始，为什么不能含垢忍辱将它写完呢？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难堪、耻辱、愤怒，统统凝聚到笔上，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大史2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历史，编写成一部52万字的巨着。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着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着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着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正常的环境中去为远大理想目标而奋斗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保险系数比较大，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虽然不太刺激，倒也平安无事，按部就班，轻松愉快。可是当厄运到来时，有人就会顿感万念俱灰，自暴自弃，悲观绝望，或者看破红尘，玩世不恭。司马迁则不同，他在遭受宫刑时虽痛不欲生，最终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忍住常人难忍之辱，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历史巨着《史记》。
司马迁不仅讴歌了历史上的许多人重于泰山的精神，也鞭笞了某些人轻如鸿毛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