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文尔雅，亦贾亦儒
自古云：“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众所用知，徽商是中国古代大商帮之一。中国商人喜欢把自己称为儒商，而“儒商”这一名称则始于徽商。一直以来，微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以商养文，以文传家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在中国这个以儒为尊的国度里，研究中国商人，就离不开对微商的研究。
1．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
在自强不息精神激励下，一部分安徽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而更多的小商人，因不断开拓进取，由弱变强，丰富了徽商实力，使徽商成为能与晋商抗衡的大商帮。
在近一个时期地域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中，人们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湖南人？因为湖南人给人了不起的感觉。在讨论商人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质问：为什么是徽商？
自古云：“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惟一一位中国人竟是安徽商人。斜阳残照徽州梦。二三百年前的明清时期，中国商界出现了一支商帮，纵横称雄商界三百年。堂堂扬州居然也是徽商的“殖民地”。徽商与晋商，史称南北两大商帮，并驾齐驱。“前古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发财的命大抵是今世“修来”。
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徽州休、歙等县的弃农从商者。徽商起源于东晋，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中叶至清中叶。因为在历史上，徽州索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为田园”的说法。由于地狭人稠，本地每年生产的粮食仅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口粮。所以，徽州人颇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民族，“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为了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他们不得不向外拓展，就这样，大批的徽州人怀揣几两碎银，夹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引伴地外出经商。
一开始，徽商经营的行业，只限于安徽的“文房四宝”和漆、木、茶等土特产。后来，经营的行业种类逐渐增多。加上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俭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明散文家归有光云：新安大家“以畜贾游在四方，椅顿之盐，鸟保之言，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根据州俗例，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当时两准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徽商在两淮经营盐业特别活跃。歙人汪显“以盐美居”成了两淮富商，休宁吴幼符也是“业盐荚，家益起”。就这样，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直至获“寓接江南”之美誉。他们居住的别墅，连皇帝乾隆看了都眼馋。
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惟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回乡”，“萝卜”谐音“落泊”。有谚道：“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
在那个“重本轻末”的年代，徽商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像西方早期的资本家一样，到处开创，到处淘金。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有人把现在的扬州看为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地扬州最早。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商人也开始活跃，出现了诸如晋商、徽商、陕商、闽商、吴越、粤商等商人集团。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资金最为雄厚，形成南北两帮商人并驾齐驱，称雄商界的局面，正如明人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随着商、世的蓬勃发展，徽商的资财也相应增长，最多以千万计，次亦有数百万，故有“徽商富接江南”之称。徽商按资财可分为三等级：百万者为上贾，二三十万以上为中贾，二三万者为下贾。有资财十二万左右的，还只能数为三等，可见徽商之富有。比如说，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中，黔县是个山陬水滨的荒僻小县，经商意识迟至清初方蔚然成风，但却出过江南六大豪富之一的胡贯三。据说，胡贯三是西递胡氏二十世祖，他曾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各大商埠中经营了几十家典当铺和钱庄，资产折合白银数百万两，聚族而居的西递村正是因胡贯三的原因而臻于极盛。
“苦志经营”、“艰难起家”、“自强不息”往往是每位成功商人的必经之路。从史料记载来看，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随着徽州商帮逐渐成为明清商界一支劲旅，徽州从商人员也越来越多。作为商帮优良传统之一的拼搏精神，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进行拼搏，涌现了一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贾。
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的徽州盐商鲍直润，经营盐业之初一再失利。一时，经营活动可称是“举步维艰”。但鲍并未气馁，将家中田产悉数典押，筹得资金谋得江山引地。家中人直劝鲍直润：“经营盐业一败再败，千万不能再将家产全部押上了。”鲍直润道：“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倍其后，时不可失，吾意决矣。”于是鲍氏率兄弟奔波各地，经营盐业，终有大成。类似上述鲍直润等人的拼搏事例，在明清徽州商人中绝非罕见。
在自强不息精神的激励下，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而更多的小商人，因不断开拓进取，其经济实力则逐渐由弱变强，最终增强了徽州商帮的整体实力，使之成为商界中能够与晋商相抗衡的大商帮。譬如，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商江才就是一个例子。江才3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后江氏兄弟在杭州开了一家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这时的江氏兄弟充其量也只是小商小贩而已。不过，江才的进取心始终未泯。在积聚了少量资本后，江才远游清齐梁宋之间，贩运商品，牟取厚利，资本愈积愈多。40岁时，江才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其实，在徽商辉煌的背后却晦藏着一部部辛酸的创业史。历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楼，有的是女祠，却绝不会有临街的绣楼。丈夫结婚不满期年，便外出经营，一走便是数十载。妇人则独守空房，朝暮思念。绩溪人胡适先生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迄至今日，在昔称“程朱故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
凭借这种拼搏精神，徽州商人走出了小山村，克服了资金困乏、人地生疏等诸多困难，发展成为明清商界首屈一指的商人集团。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徽州商帮中不少曾经是受雇于人的小学徒，最后发展为拥有独立资产的大商人。
2．贾而好儒，亦贾亦儒——徽商的儒商特色
重儒而不轻贾，贾儒并重，以义为利。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做基础，徽商内部凝聚力惊人，这就是徽商能成为十大商帮之首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徽商是中国古代大商帮之一，一直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由于他们是亦商亦文之辈，素有儒商的美称。是徽商将儒家的精神融入到经营管理之中，并形成儒商精神。
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这就是说，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
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懦”的特点。
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牛、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炫耀的意味。这里面，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这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儒家学说的影响。儒学是重农抑商的，孔子就很看不起商人，认为商人“见利忘义”与小人无异。统治者受此影响，也认为“足食之本在农”、“以劝农为职”，不把商业看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极为低下。
商人把自己称为儒商，无疑有抬高自己地位的意思。儒商从徽商开始，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其原因是理学大师朱熹为徽人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徽州人的一举一动。徽州人认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
徽州人不仅读朱子之书，还世代敬奉朱子，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训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名家辈出，风俗淳厚。
历史上的安徽文化可谓群芳竞秀，光彩夺目。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盛世景观。而建安文学的始作俑者乃是安徽人。
到了清朝中叶，安徽文坛上又出现了一个历时200多年，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桐城派。
许多徽商把志趣集中在藏书、著述及与学者文人的交游方面。歙县大商人鲍廷博，平日购书以养志，终成大藏书家，因进献图书而受宠于乾隆、嘉庆两朝。名闻当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史书还记载说：“他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旨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如何，校误如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无竭。”珠算大师程大位兼商入学者于一身。他一生经商，邀游吴楚，醉心珠算，著有《算法统宗》、《算法纂要》，流传海外。在日本很受尊重的盐商程晋芳，购书5万卷，“招致方闻饱学之士。与其讨论，延接江淮老宿，赋诗宴饮无虚日”。当时徽商之住所，所见极多的是“冰梅图”——许多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图案，其图除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十户之村，无废诵读”乃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此外，徽商不惜重金办教育，创书院，因而徽州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致使汤显祖发出“一出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之感叹。
一般而言，徽州商人是在科举失意后走上经商之路的，他们赚了钱后，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为了办好教育，他们有的捐田地给府学县学，有的创办书院、私塾、义学，招揽子弟，教授儒学。
乾隆年间，徽商对徽州最大书院“紫阳书院”先后捐银达26200两，在徽商最盛时期，徽州的书院有54所之多，村学、社学、私塾更为普遍，曾经形成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风气。
蝥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延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堂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徽商好儒还表现在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所以，徽商都显得彬彬有礼，举止文雅，有仁有义，其具体表现如下：
（1）讲求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不义之财不取。儒学并不武断地反对取利，但它的基本态度是义大于利。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有必要的时候“台生取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朱熹说：“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寓贵而安贫贱也如此。”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儒家对商业的基本态度。徽商就抱着这种态度来经商的。
《婺源县志》记载了一个故事：曾有一个广东商人要将一箱珠宝与三箱海产运到北方去，走陆路的时候，他雇了两个挑夫，一路上，他跟两个挑夫有说有笑，殊不知，挑夫打起了他的主意，想谋取他的钱财。一天夜里，夜宿山间客栈。半夜，广东商人起来夜尿，听到隔壁挑夫细语，他凑到窗台下静听，听得挑夫正在小声地商量如何谋取他的钱财。一会儿，他们就商量出了作案的方案：先到衙门去报官，说广东商人的货没有征税，广东商人听到风声后，一定会逃命而去，然后，他们就将那三箱海产送到衙门里去，让官府没收那箱珠宝就对半分开。如果官府不理会，那么就继续走，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去。将商人一刀结果，然后绑一块大石头，扔到河里去。
二个挑夫的话惊得广东商人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广东商人硬着头皮上路，心中虽然忐忑不安，但还是与他们谈笑风生，以免露出破绽，招来不测之祸。
来到婺源县城，路过一家客栈时，客栈老板见到广东商人打招呼说：“客官，住宿吗？”
广东商人灵机一动，何不先将货物存在他这里，来一个金蝉脱壳，从长计议。但是，当下他也不答话，径直往前走。
走到另外一条街的时候，广东商人见有一家小吃店，于是拐进去，三个人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广东商人对两个挑夫说：“天气炎热，休息一下再走也不迟，我小睡一会儿，你们两个也睡一会儿吧。”
两位挑夫一换眼色，其中的一个说：“我们两个到街上逛逛，马上回来。”
广东商人答应了，于是假寐。
两位挑夫果然去告官了。
见挑夫一走，广东商人马上叫人把箱子挑到刚才路过的客栈去，经问，得知老板姓汪，单名一个源字。
广东商人忙向汪老板说了事情的经过，末了，对他说：“如果老板有恩于我，箱内财物对半均分。”
汪老板马上找来几个布包，将财物都包起来，藏到地窖里去了，然后，往箱子里塞了一些杂物，广东商人急忙挑着担子回到饭店。
刚回到饭店，挑夫就带着衙门的捕头来到了门口，将广东商人的箱子打开，哪有什么珠宝，里面只见一些杂物。
这样，挑夫犯下了妄言之罪，被捕头抓回县里去，打了三十大板。
广东商人来到客栈，见已没有了汪源的身影，心里大惊。这时，汪源的老婆走出来，对广东商人说：“客官跟我来，我老公怕财多招人妒，已把你的东西用一个大木桶装好，用牛车运到了城外，他正在郊外等你呢。”
广东商人喜出望外，跟着汪源的老婆出城，不多时，果见汪源在一个小树林里等待。广东商人欲均分财物以酬，汪源拒绝了，广东商人再次请求汪源收下，汪源再次拒绝，并说：“我帮你不是为了获取酬金，只是出于做人的道义。”
广东商人辞别而去。
后来，这事传开来了，当地衙门为了表彰其义，将汪源归还珠宝的地方称为“还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