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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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大宋的艺术(4)

今人对传世的赵佶画也作了大量的分析考订,以下略作介绍。

如《听琴图》诸画,谢稚柳先生从画的题字方面推论其画的真伪。《听琴图》旧为清内府所藏,胡敬的《西清札记》说是赵佶自画像,画中弹琴者为赵佶,下右首低头静听者是大臣蔡京。图右上角有赵佶所书“听琴图”三字,左下角签署着“天下一人”款押,钤“御书”朱文一印。正中有蔡京题诗,传世的赵佶画,有蔡题的不止一幅,如《文会图》、《雪江归棹图》、《御鹰图》都有蔡题,可见当时在皇帝画笔上题字似乎还较随便。问题是所题诗的内容,差别很大。《听琴图》蔡所题诗为:“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问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这诗中,蔡没有一字对皇帝画笔加以颂扬。而《雪江归棹图》却题着“皇帝陛下,丹青妙笔”,还说:“盖神智与造化等也。”《御鹰图》蔡也题“皇帝陛下,德动天地”与“神笔之妙,无以复加”等等肉麻的颂扬之词。可见后两画应出于赵佶真笔,如为代笔御画,蔡京就不可能加以如此的颂扬,因为对于一个善画的皇帝来说,给予代笔御画加以过分的恭维,这就会有讽刺皇帝的嫌疑了。

此外,《文会图》有赵佶的亲笔题诗:“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人彀,画图犹喜见文雄。”蔡京的和诗为:“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谢稚柳先生认为,如果此图为赵佶亲笔,怎么会用“画图犹喜见文雄”这样的语气呢?这明明是在观赏他人作品时所用的语气,包括开首所写“题《文会图》”,也不像在题自己的画。蔡京的和诗在画的左上角,与右上角和赵佶题诗遥遥相对,而蔡京的诗也只是依韵和皇上的诗,引申赵佶的诗意,标榜当时要胜过唐代,却没有一字涉及皇帝画笔。这与《听琴图》的题诗风格一致。所以,《听琴图》与《文会图》都不是赵佶的真笔,或也不是代笔,而是画院画家的作品为皇帝所满意,便加以御笔题诗,蔡京也只是奉命题诗,故没有对画本身加以赞扬。

而赵佶的《竹禽图》、《柳鸦芦雁图》、《枇杷山鸟图》、《金英秋禽图》、《四禽图》、《祥龙石图》、《杏花鹦鹉图》诸画,其大体的艺术主旨,在追求一种雍容高雅、无微不至的写生,笔致秀挺温婉,形象俊俏生动,或也有雄健的格调,其笔势纯然一体,散发出一种静穆的墨气。所以上述作品应大都出于赵佶亲笔,当然有的仍存争议。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芙蓉锦鸡图》与《腊梅山禽图》,画上虽有赵佶题诗和签押,谓“宣和殿御制并书”,都为赵佶传世名作。但从画笔风格方面看,似乎与上述真品有异,没有赵佶骨子里那种笔情墨意。同样,《听琴图》与《文会图》中的那些人物与山水竹木,也与上述亲笔有别,实为“御题画”。

《画鉴》还说,宣和时画院画家周怡专“承应摹仿唐画”。就是说画家周怡专门为皇帝描摹唐画,可见一些传为赵佶临摹唐人的作品也是靠不住的。如赵佶的《摹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都不是赵佶真迹。前者笔势冗弱,殊不流畅;后者所画马的四蹄呆滞无神,与赵佶的艺术手法很不相类。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说:“最奇怪的是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几乎百分之八九十出自当时画院高手的代笔。他既不是年老力衰,也非疲于应酬他人,因为所有的画幅大都存于宫内为自己欣赏——著名的所谓‘积至千册’的《宣和睿览集》,尽管题上‘御制’、‘御画’、‘御书’,但实际上那些‘御画’没有一幅是亲笔的,自己欺骗自己,真不明白他是一种什么心理,可能是要托以传名后世吧!”

而谢稚柳先生为之辩解道:“有一个推想,这些画绝非‘代御染写’,事实上赵佶的画并没有‘代御染写’之作。那么,这些不提作者名氏的御题画,看来都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者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这已经是显示了皇帝的恩宠。然而,被人说成是‘代御染写’,这是这位善画的皇帝尊严始料所不及的吧!”(《宋徽宗赵佶全集》序)

总之,如今要在所有题有赵佶“御画”的作品中,分别出哪些是赵佶的亲笔画,哪些不是,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同时,宋徽宗如此自欺欺人的原因,恐怕也很难完全猜透。

《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

人们都知道,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词作《满江红》,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作品。然而近代以来,不断遭到学者的质疑,也有不少学者为之辩解,展开了几轮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岳飞这首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曾激起古今多少能人志士的英雄豪情。认真读来,确令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写此词时,中原人民正遭受着北方少数民族铁骑的践踏和蹂躏。其雄壮激昂的词文,抒发着岳飞对外族侵略者和朝廷投降派的满腔悲愤,表达了岳飞决心驱逐敌寇、收复国土的豪情壮志,更反映出岳飞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思绪。这首千古绝唱似乎也浓缩了岳飞一生征战的业绩,其所铸就的文化精神,一直在神州大地上为人们所传颂。

然而从近代开始,此词作者是否为岳飞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不断的争议,看来问题确实还颇为棘手。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它是根据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而收入的,赵宽对这首弥足珍贵的词作之源流出处,却无一言提及。在此前也从未见有宋、元时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更不见于岳飞孙子岳珂所编的《金佗粹编·岳王家集》。要知道,岳珂在收集岳飞的遗文时,曾是如此的不遗余力,此集从编定到重刊,经历了三十一年,为何如此长时间内仍没收到此词?为什么此词突然出现在明朝中叶?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朝人的考证是伪作。所以该词的来历同样可疑,可能是明朝人的伪托之作。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岳飞被害时,家存文稿被查封,家人无法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余党把持朝政数十年,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佚。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虽得平反,但已历数十年的劫难,经岳霖、岳珂两代人的努力,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全部的遗文,也是很自然的事。据现有的史料来看,岳霖父子的收集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中载有岳飞的《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就不见于《岳王家集》中。后又历经元朝异族的统治,岳飞的声名还是受到压抑,直到明朝才逐渐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著录,而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和流传。同时,历史上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就被湮没了九百年,但人们并不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古代私人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易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后方才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对余氏持赞同意见,并进一步提出,词中的“贺兰山”位于今河套之西的宁夏境内,南宋时属西夏,不属于宋金交战的境域之内。而岳飞伐金是要“直捣黄龙府”。该金国的大本营位于今吉林省境内,与贺兰山几乎是南辕北辙。如果此词真出之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此外,“贺兰山”不同于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记诗文,唐宋人一般都是实指,明朝中叶也同样如此,不应该只在岳飞此词中是泛指。在明代,北方鞑靼人常取道贺兰山入犯甘州、凉州一带,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率军就在此与鞑靼打了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说法的。这首词出现在明代中叶,正是作者对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的反映,所以推测作伪者可能是进士出身的王越或其幕僚。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贺兰山应是泛指而非实指,就如词中写“胡虏肉、匈奴血”,而不用“女真肉、金人血”一样,都是文学上惯用的比喻手法。当时,辛弃疾曾将长安比作汴京,陆游也将天山比作中原前线,不能说他们都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而且西夏与北宋向来就有战事,用贺兰山实指敌境也未尝不可。有学者还指出,根据河南浚县的有关县志,查明在王越总督军务,专办西事而率军宁夏之时(1471)的十四年前,即在天顺二年(1458),就有汤阴庠生王熙书写了《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庙。王越后亲去祭拜岳庙并赋写了《谒岳王祠》七言诗,更是在弘治元年(1488)之后。所以认为王越或其幕僚作伪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持支持意见的学者还从词的风格上进行探究,认为《满江红》是如此慷慨激昂,英雄气概横溢,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低徊婉转,惆怅失望,两词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似非出自一人之手。同时,《满江红》所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尽人皆知的典故和材料,这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一个作伪者还是比较容易写就的。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文学史上兼擅两种风格的作家很多,豪放派大师苏轼、辛弃疾诸人,也不乏婉约清丽之作。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激昂的名篇,也写了一些情调幽怨缠绵的小曲。因此不能断定写了《小重山》的岳飞,就写不出《满江红》。其实《满江红》的一些思想与笔法,在岳飞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中有“蹀血虏廷,尽屠夷种”,与“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上引诗句“不问登坛万户侯”,可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雄气堂堂贯斗牛”也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词同工。再如岳飞《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说“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及上引诗句“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都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满江红》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情感的反映,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问题。

还有学者对岳飞的履历和词的内容作了详尽考证后,得出该词是岳飞三十足岁时的作品。“三十功名尘与土”是真实的写照,此时,岳飞战功卓著,正成为朝廷新擢升的名将,被任命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成为朝廷执掌方面大权的大臣。时岳飞置司江州,九月气候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又从九江奉旨入朝谨见,“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又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相合。将要被皇帝召见,“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从而断定此词作于绍兴三年(1133)秋季九月的九江,是当时岳飞所处境遇的真实感受。

在人们一致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的同时,人们也同时希望这首词的作者还是民族英雄岳飞,但到底其历史事实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和争论。

流放中的《好事近》作者

胡铨与高登,同为南宋朝臣,俱怀抗金之志,抗忤奸臣秦桧,都被贬黜流放,放逐中一阕《好事近》,愤慨“豺狼当路”。然而此词究系何人所填?各种说法不一。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记载了这首词创作的背景故事: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相,怂恿高宗与金议和,且不顾主战派官员的反对,遣王正道为计议使,去金修订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舍身抗旨,上书请斩秦桧等主和官员。“疏人,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注福州签判”。绍兴十二年,秦桧又喻台臣加论其罪,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词人张仲宗正寓居三山(今福州),以一阕《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胡壮行,胡到新兴,亦赋词《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薛萝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宣和末金兵南侵,他于江西赣州招募丁壮,保卫乡里。后至临安,建炎间进士及第,为枢密院编修官。这首词抒发了胡铨当时的心绪:他离别故乡,是为了帮助朝廷抵抗金兵,并非为富贵而来。总算进士及第,刚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哪知奸臣权贵当道而时机不对,所以“空使猿惊鹤怨”,自己还被流放。很想驾车归去,归故乡或归朝廷,但有豺狼当路,哪里回得去呢?

绍兴十八年(1148),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郡守张棣:“赵鼎、李光都远贬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张棣正好得到此词,连忙向朝廷检举,加以“讪谤”、“怨望”诸罪名,胡铨被再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城镇)编管。三年后,秦桧又读到张仲宗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找不到更多的“罪证”,只将张除去官籍了事。而胡铨一直坚持到秦桧死后,才由海南移往衡州,也就是说他被放逐到海南这样荒僻的地方有八年之久,那是需要怎样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胡铨才又被重新起用,时已入古稀之年,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诸职。

应该说,对照胡铨的政治生活里程,尤其是那二十余年颠沛放逐的经历,他在词中引东汉张纲斥责外戚梁冀“豺狼当路”的典故,痛诋当朝奸臣秦桧,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记载此故事的还有《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和元人韦居安《梅大硐诗话》等。

然而也有不同的记载,就是这首词还被刊刻在与胡铨同时代人高登的《东溪集》中。这样,就有学者对王明清《挥麈录·后录》的记载表示怀疑:这个记载后面注有“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为什么这件事要由胡铨之子亲为删定呢?尤其是在亲为删定之后,仍是存在错误。如对照《宋史》本传,胡铨上疏后,秦桧是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判胡铨编管昭州(今广西乐平),而并非“责为昭州盐仓”。由于营救者不少,迫于公论,朝廷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次年,才改签书威远军(治今福州)签判。这个错误似乎是胡铨之子所不该犯的。

此外,《独醒杂志》载:“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州守评其诗曰:“‘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迁儋耳(海南)。”就是说郡守张棣向朝廷检举胡铨的并不是那首《好事近》,而是另外一首含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