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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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宋的艺术(5)

事隔几百年之后,清代王鹏运刊刻《东溪词》时,在跋语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宋名臣言行录》说,胡铨贬新州,偶为此词。郡守张棣迎合秦桧之意,奏劾胡铨“怨望”,于是送南海编管,被贬黜流放二十年。“按此词乃《好事近》歇拍,载《东溪集》,盖彦先亦发策忤桧被谪,事衅略同,棣遂牵合为澹庵作。”就是说,高登亦曾上书触犯秦桧,而被贬谪,五十多岁时,死于贬所。其政治生涯与胡铨略同,却要早于胡铨许多年,张棣就将高登这首词牵强为胡铨所作,以作为其奏劾胡铨的依据。

高登(?~1148)字彦先,号东溪,漳州漳浦(今属福建)人。北宋末为太学生,宣和七年(1125),金军南侵,国家危亡,徽宗禅位于钦宗,他与陈东等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靖康元年(1126),京城开封被困,为反对议和及李纲罢相,又与陈东率太学生与军民伏阙上书,后被斥还乡。绍兴二年(1132)廷对,极言时政缺失,无所避忌,授富川县主簿。后诏赴都堂审察,遂上万言疏及《时议》六篇,秦桧恶其讥己。知静江府古县时,拒绝为秦桧的父亲建祠,终得罪秦桧,编管容州(今广西容县)。

有学者认为,同是这首《好事近》,《东溪词》与《澹庵词》略有差异,如《东溪词》中是“空惹猿惊鹤怨”,“囊锥刚强出头来”,“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这些不同可能是告发胡铨者所加工。此外,该词风格与高登其他词作如《渔家傲》、《多丽》的格调情韵较为相似,尤其是高登崇尚陶诗,“欲命巾车归去”全系从陶渊明《归去来兮》“或命巾车”中脱出。所以王鹏运的推测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但日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说明此词是高登所作,抑或胡铨所作,甚至张棣奏劾胡铨是否用这首词?也并不十分清楚。

青史不留名《新修南唐书》作者

《新修南唐书》在宋元时期的传本往往不署名,《宋史·艺文志》就干脆说“不知作者”。从而使人们产生疑问: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者们经过激烈的辩论,似乎可以肯定作者为陆游,但陆游为什么不署名呢?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一个政权,公元937年,李昇代吴称帝,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国号“唐”,史称“南唐”。一度计划北伐,但时机尚不成熟。943年,其子李景继位,是为中主,虽非残暴昏君,却也志大才疏,好大喜功,任用群小,渐趋腐朽。曾灭闽楚,极盛期有今江苏、安徽淮河以南及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周世宗南征,战败而割江北地,并奉表称臣。961年,其子李煜继位,是为后主。李煜擅长诗文、音乐、书画,却不懂政治,国力日衰。975年,为北宋所灭。共历三主,凡三十九年。

南唐中主与后主都很有文采,尤其是李后主的词,在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人们对于其人的生平及其政治统治的历史还是颇感兴趣,宋代写南唐史事的人不少,如龙衮的《江南野史》十卷,郑文宝的《江表志》三卷、《南唐近事》一卷、陈彭年的《江南别录》一卷等,单著《南唐书》者就有三人。明人毛晋在《汲古阁书跋》中说:“是书乃马令、胡恢、陆游三本。先辈云:马、胡诠次,识力相似,而陆游独遒迈,得史迁家法。今马本盛行,胡本不传,放翁书一十八卷,仅见于盐官胡孝辕秘册函中。”可见胡本早已失传,《南唐书》还剩马令、陆游二种。

陆游所著又称《新修南唐书》,是根据马令《南唐书》及其他相关南唐史书的内容重加修订,删繁补遗,编撰而成的纪传体史书,共十八卷。此书章法严谨,文字简洁,可称南唐史事著述中的佳作。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新修南唐书》十五卷,宝谟阁待制山阴陆游务观撰,采获诸书,颇有史法。”评价不低。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也沿袭此说。

不过,《宋史·艺文志·霸史类》却载:“《南唐书》十五卷,不知作者。”元人戚光在天历初年作《南唐书音释》,他所看到的《南唐书》也没有署作者之名,他在作了一些考索后说:“惟陆游编取折衷成此书也,游也不署名。”就是说陆游认为此书是“编取折衷”前人的著述而成,所以不署自己的名字。此后,一些学者也时有疑问,但多数人还是信从了南宋陈振孙的说法:陆游为其作者。

近期,又有学者提出《新修南唐书》非陆游所撰。理由约为四方面:一《宋史·艺文志》收录之书甚全,既录了不署名之《南唐书》,也录了各种陆游著作,为何单不录陆游的《南唐书》?宋元间的《新修南唐书》传本多不署作者之名,因此,不能断定该书为陆游所撰。二陆游本人及同时之人,无一提及陆游撰过《新修南唐书》,而且后世作陆游年谱者多家,也无一提到此书,显然是无法将此书与陆游生平联系起来。三《新修南唐书》之叙事、观点及文字多处与陆游著作不符。如与《入蜀记》相比,两书记事详略不同,语言轻重悬殊。所记李家明献诗事,两书措辞各异,一为七言之四句,一为五言之二句。两书对韩熙载等人的评价也不一致。因此,两书为二人所写无疑。四据《新修南唐书》所提及的人名和时代风尚考察,该书应出现在北宋中期,不晚于神宗朝。当时南唐名人之风流逸事为朝野广为传播,与南唐有关之作品也纷纷问世。最后推测可能是胡恢之作,当然这还没有充分理由和直接证据,但非陆游所作是可以肯定的。

此后,有学者进行了反驳,坚持此书的作者是陆游。理由有三:一陈振孙与陆游同为浙江人,生活的年代也前后相接,陈长期游宦于浙东、浙西地区,对陆游的生平非常熟悉,对陆游的著述也相当了解,并十分推崇,说明对其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说《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作,必定有其可靠的依据。二《新修南唐书》卷十三《刘仁赡传论》中,有一段陆游的自叙,其中有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号,提到本书作者的“先君会稽公”说明是绍兴人,并曾寄寓寿春,提到作者曾于乾道、淳熙年间曾游于蜀,这些都与陆游的籍贯生平相合。这篇文字,可谓此书为陆游所著的铁证。三《新修南唐书》与《入蜀记》,只因体裁不同,而使得行文有详略。至于有关诗句的长短,其实改写后并不失原意。还有个别人物的褒贬,因牵涉人物的不同方面,有褒有贬都是很自然的事。总之,两书无论在叙事、观点和文字方面,不但都不矛盾,甚至还可以互相印证,就是说《入蜀记》可作陆游撰写《新修南唐书》的旁证。最后,考定陆游自淳熙八年(1181)到十二年,在家赋闲的五年正是撰写《新修南唐书》的时间。

通过上述辩论,应该说肯定《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著的观点占有优势。从历代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中也可窥见一斑,除上述陈振孙、毛晋外,再如元赵世延在《南唐书序》中说:“陆游著成此书,最号有法。”《四库总目提要》谓:“游书尤简核有法。”清周在浚《南唐书注·凡例》云:“陆书发凡起例,简略详略可观,足继迁固。三主名纪,俨然以正统归之,其识较马令超越,可与欧阳公《五代史》相匹,非诸伪史可比也。”

不过这“不署名”而使人“不知作者”的情况,还是让人们有些疑惑:陆游为什么不署名呢?是因为这南唐在历史上不过一偏霸之小国,历年又不太久,由是其《南唐书》多被人视同“伪史”,所以陆游羞于署名。还是元人戚光考索后说的有道理,陆游认为此书是“编取折衷”前人的著述而成,所以不署自己的名字。如《新修南唐书·浮屠传》所载止四十六字,其文盖据马令《南唐书》删润而成,马书所载共四十四字,陆文止增两字。因此,是否可以认为《新修南唐书》是陆游编撰而成的,其中多少成分是取自别人的成果,多少成分是自己的撰写,由于修此书时所参考的书籍大多已佚失,所以这个问题永远是个谜。

《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为宋代画匠张择端的杰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瑰宝。然而,自此画问世以来,描摹仿绘者就代不乏人,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版本,也没人说得清,致使今日存世的《清明上河图》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呢?

画家张择端,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幼年时在家乡读书,长成游学于京城开封,后学绘画,本工界画,喜欢画“舟车市桥郭径”,传说北宋徽宗时曾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他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地描绘了汴京东南城区河道两岸街市的繁华图景,展现了北宋都城的面貌特色及各类市民生活的现实场景。图系绢本,淡墨着色,画幅高约二十五厘米,长约五百二十八厘米,绘人物千余,动物百余,船二十余艘,车轿二十余乘,此外“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珍奇市易”,“八方争凑,水陆成通”,一派繁荣太平景象。图卷真实、全面、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代气息浓厚,刻画生动入微,提供了许多文字无法描述的形象资料,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为第一手的重要材料。此图的艺术手法也十分高超,横向的全景式构图,将极其繁复的场景处理得有条不紊,统一和谐,笔法精细谨严,设色清淡典雅,人物生动传神,器物细致逼真。作为举世闻名的风俗画佳作,此图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难以估量,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张择端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画卷呈现给了皇帝,酷爱书画且擅长丹青的徽宗见画甚喜,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皇帝专门用以鉴赏和收藏艺术品的双龙小印,然后珍藏秘府。

然而靖康之难很快发生,繁华的汴京城转瞬毁于战火,宋代皇家秘府中的名画与全部财宝也一起被金兵掠夺一空,《清明上河图》也沦落到金兵手中。这幅画是否引起金国上层统治者的注意,现已很难说,如《清明易简图》上据说有“金太祖题字”和“金章宗题签”。不过它很快就以普通字画的身价在民间辗转变卖,北宋遗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硐、张世积等人先后得到过此画,赏画思故国,他们分别于画后题咏,留下感人诗篇,张著等还写了记事题跋。

同时有人认为,张择端随着难民的队伍流亡到南方,目睹了国家和民众所遭受的灾难,他的爱国情怀和艺术造诣,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有了新的升华。来到南宋临安(今杭州)后,决定重新再作此图。当时国破家亡的痛苦,震撼着广大人民的心灵,一切爱国爱乡的人们都对故都难以忘怀。张择端也同样怀念着汴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缅怀往日的繁盛景象,常觉怆然欲涕。他早年熟悉且描绘过的汴河、街市、宫观、楼阁,再次信笔绘来,一架架桥梁,一艘艘航船,一家家店铺,一群群人物,绮妮的景色更加动人,都市的生活更加繁华。张择端重绘此图,不仅仅它是自己的得意之笔,更由于能在其中寄托深沉的感情。明代画家董其昌《容台文集》中评论道:“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但也有学者以为,根本不存在张择端南渡后再绘一说。

不过,思念故国,收复失地,是南宋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清明上河图》成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的重要艺术作品。随着人们怀念汴京之情的日益强烈,这幅画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也不断提高,于是有摹本开始出现,摹本所绘,人物愈多,事物愈繁,笔路愈细,价格也不断攀升。总之,南宋以后,描摹仿绘者就代不乏人。

据说,元代时《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曾被重新收入皇宫,但不久就被翰林学士赵孟頫用赝品调包而盗了出来。也有人说,元宫真迹是被一装裱匠用临摹本换了出来,并随即卖给了一位酷爱书画的显官。至正十一年(1351),江苏泰和人杨准购到此画,曾将此画的流落经过录于图后。明代弘治年间,画落到大理寺卿朱文徵手中,常与文人雅士共赏,李祁、吴宽等人落有题跋。正德年间,画为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所得,他在图后二次书写长篇跋文,对画推崇备至,评价极高。到嘉靖年间,画转至兵部尚书陆完的手中,他亦作跋留念。此后为奸臣严嵩搞到,隆庆时,严家被抄。此画再度收入皇宫。传说,一小太监打开内府藏阁的箱子,盗画后正欲逃走,却撞见来人,只好将画藏在御花园的石罅中,不料当晚天降暴雨,接连二日三夜不停,石罅被水淹没。等到雨停水退,小太监再来取时,一代名画已糜烂不可复理。此画真迹遭此灭顶之灾而失传,钱谦益《牧斋初学记》诸书对此事有较详的记载。

也有人认为,此画真迹遭毁是个谎言,实为一个叫冯保的太监从宫中偷走,为掩人耳目便捏造了这个故事。万历六年(1578),冯保在图后题跋,称自己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干事司礼监太监”。以后,此画又被变卖,清乾隆年间,为学者型官员毕沅购得,其弟毕泷也极赞赏,画上钤有兄弟二人的印记。毕沅死后,毕家被抄,此画遂入清宫,收在迎春阁内,乾隆加以题跋,嘉庆也对其珍爱有加。1911年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弟弟溥杰为名,盗出宫外。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此画又来到长春的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皇宫失火遭劫,大批文物失散,包括此画。第二年,解放军攻下长春,收集到伪满失散的珍贵字画十余幅,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此画最后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可惜,相传徽宗所题五个字画名的御书题签,及皇帝专门用以收藏艺术品的双龙小印,到明朝中叶就已亡佚,今日不复可见。也有学者认为,本来就没有宋徽宗的题签。

上述有关《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历史,其实只是许多种说法中的一种。由于摹本与真迹时或难分真伪,所以其流传过程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还有许多流传国外者。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清代皇宫所藏摹本就有十二幅,溥仪曾将其中四幅赠给胞弟溥杰。目前国内外公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图》有三十多幅,大陆藏十余幅,台湾藏有九幅,美国藏有五幅,法国藏有四幅,英国和日本各藏有一幅。至于流传到社会上还有多少幅,没有人能弄清楚。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书画界与学术界经过长期探讨,目标已集中在分别收藏于台湾、北京和美国纽约的三本《清明上河图》。

台湾学者刘渊临认为,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清明易简图》,图上有张择端的亲笔题款“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因而是“道地的真本”。学者郑振铎、徐邦达认为,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三编》注录本《清明上河图》,从宋至今的流传经过头绪清楚,有关题跋、印鉴也都历历在目,此画具有浓郁的北宋画风,应是张择端的真迹。而学者董作宾则认为,美国孟义君得自于抗战胜利后之北平的《清明上河图》,有北宋宣和年间的特殊证迹,认为该图是张择端献给皇帝的真迹,定为“元秘府本”,现藏纽约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