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一章 孔孟之道，探究生命的站立方式 (2)
孟子说：“至于说到人天生的情性，那是可以认为是善的，这就是我说的天性善良。至于有人变得不善，不是天性的过错。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就是仁；羞耻心就是义；恭敬心就是礼；是非心就是智。可见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赠给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只是不去思考这些罢了。所以说，‘探求就能得到它们，放弃就会失掉它们。’有人（同别人比）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这是不能充分表现他的天性的缘故。《诗经》上说：‘上天生养众民，有事物便有法则。众民保持了常性，所以爱好美德。’孔子说：‘作这篇诗的，是懂得道的啊！有事物便有法则；众民保持了常性，所以爱好美德。’”
孟子的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他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倘若善是阳光，那么所谓恶不过是晴天下的太阳雨，虽然淋湿了行人的肩头，但依然遮挡不住普照的阳光。善虽出于主观的理想，但最终落脚的还是具体的行为。
牟宗三先生将这种善的行为看成时“善导一切，成全一切”的最高标准。牟宗三先生对此说道：善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可是你不去唤醒它，人之所为必然会走到善的对立面，从而为非作恶而不知羞耻，丧失人格而远离道德。
可以说，善是一切的根本，是引领人们不断完善自我的最佳途径，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不断认识外部世界的最佳途径。古龙笔下的武侠人物楚留香似乎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江湖人称盗帅的楚留香给碧云庄庄主留了封信，说晚上要来“借”镇庄之宝玉观音一用。
碧云庄上下高度戒备，还邀请了武林高手来看护摆放玉观音的房屋，还在进庄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
半夜，正在大家以为楚留香不会来的时候，一阵狂风扫过，烟雾飘渺，令人眩晕，几分钟后，有人喊叫起来：“玉观音不见了！”
而此时，楚留香已经拿着玉观音走远了。
楚留香来到了郊外的一处田庄，那里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瞎子爷爷，这个瞎子爷爷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像摸一摸有天下第一之称的玉观音。近来，这个瞎子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楚留香知道后，就决定帮瞎子爷爷完成这个心愿。
当瞎子爷爷的双手颤颤悠悠的放到玉观音的身上时，他满足的笑了笑，随即便安详的睡去了。
安葬好瞎子爷爷后，楚留香的朋友胡铁花问他：“我真不明白，在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江湖，我们是应该做一个善人还是一个恶人？哎，你是恶人还是善人？”
楚留香笑道：“我也不明白。我在做选择。”
刀光剑影，人心险恶，所以人在江湖，往往身不由己。做一个善人，易被歹人所害，做一个恶人，又被世人痛恨，善恶之间实在是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而这也正是楚留香所苦恼的。正因为世事多变，人心无常，现实的人们常常选择一条更为稳妥的处世之道：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实际上，按牟宗三先生所言。
善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发现这种力量并以它来影响众人，便能成为一个具备美德的人。有善性的人必有高尚的人格，他们对自己有着更高的期许和要求，更愿意以积极心态去面对世间的一切坎坷崎岖，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更多乐观的人生和无限的希望。
儒音凡录
告子：战国时思想家。据说为墨家门人，其言论见《孟子·告子》篇。也有人认为此人是孟子杜撰出来的人物。
楚留香：这是古龙笔下第一个接近神话的人，像古龙自己说的那样：优雅、冷静、瞬间的爆发力。其盗术神奇，江湖人称“盗帅”，更因“盗帅踏月留香”而被尊为“香帅”。其飘逸灵动空前绝后。“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后人尊其为“香神”。
孝孺式人生——放弃私利，以求大我
一只乌龟背着四五只小青蛙艰难的爬行在一条沙土上。这几只小青蛙都是从人类的捕杀中逃出来的，它们受了伤，在路上遇到了这只乌龟。乌龟二话没说，就背起它们朝自己居住的池塘走去，在那里，这几只青蛙可以安心的养伤，很快就能活蹦乱跳了。
一路上，乌龟遇上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动物。这些动物个个都是坏脾气，看着乌龟背小青蛙，都很好奇，便不停的捉弄它们，小青蛙的伤势越来越严重，而乌龟一路爬来也感到身心疲倦，加上动物们的玩弄，它快坚持不下去了。
好不容易到了池塘边，等青蛙们一个个跳入池塘的时候，乌龟也昏死过去，幸好，它没有死，只是太累了。认识它的鲫鱼对它说：“你怎么那么傻啊，那些青蛙跟你非亲非故，你还那么救它们，自己差点没命，值得吗？”
乌龟说：“不能只想着自己，也要想想别人，那个时候小青蛙们都快死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就算我死也得救，你想想，我只是一个，而它们有四五个，我得为他们考虑。”
乌龟朴素的话里透露的是人生的大道理，实际上，如果把乌龟遭遇的事放到我们人类身上，到底能有几个人做到像乌龟那样呢？牟宗三先生说，儒家讲大义，就是要舍掉单独的我，去拯救众人。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人生有时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不知何时就会给你出个难题，将重大的考验摆在你的面前让你作出明确而又坚定的判断
这是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旅程，如同一部剧情丰富的古装电影，刀光剑影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极容易让人在驻留之间迷失方向，丧失信仰。人生的信仰，如果以孟子一贯倡导的处事哲学来看，就是义和利的取舍。在孟子的眼里，“义利”从来都是对立的，“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虽然生命可贵，但如果人的一生只是用了追逐自己的私利，那么这所谓可贵的生命也丝毫没有任何价值去留恋。舍生而取义是孟子一生所奉行的行动准则，正因如此，对于那些追名逐利，求小利而忘大义的人，孟子向来是嗤之以鼻的，对于权贵亦是如此。他认为百姓言利，家道不能长久，国君言利，则国家不能长存。
正如《孟子》一书里所写的那样：“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牟宗三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讲到孟子时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树立起了一种最易可行的人生形态，这种人生形态代表着一种智慧，更是高扬人格的体现。唯有大义者方有大胸怀，唯有大胸怀，可成中流砥柱的人物。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自北平起兵，自称“靖难”。四年，攻陷京师，登基称帝。
遭遇都城顷刻陷落，皇帝悲惨死去的方孝孺，在朱棣大军抵近京师后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叫人反复劝他归顺，并许下诱人承诺，方孝孺不为所动，当众嚎啕，声音凄厉，明成祖也颇为感动，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让其快速拟定登基诏书，并说：“此事非先生不可！”孝孺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数字，旋即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方孝孺一介书生，在面对篡位者的屠刀时，抗节不屈，大义凛然，就其为当时读书人所崇奉的“率王道而秉正义”的立世之本而言，古来者并无几人。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为大义者何惧死！”
方孝孺死后，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庸、铭等人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山上，死于宁海县城之方氏族人，有义子马子同收其残骸，投于井中，后人称此井为“义井”。
方孝孺原本有很多次机会活下来，但是他没有。对于方孝孺而言，人生大义就是他的生命，丢掉大义而苟活于世，对他简直就是最大的羞辱。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求大义而死的道路，至今为后人传诵。反观我们当下的现实，开口闭口所说的无一不是个人的利益，自已的所得，而将人生大义抛于脑后，这样的人，在危难之际，我们又如何能对其抱以希望？
常言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是孟夫子提及最多的字眼，对于身处乱世而流离，每遇残酷现实而理想碰壁的孟子而言，这个“义”字永远是人生的指南针，是一种梦想，亦是一种情操。孟子只有一个，秉大义如方孝孺者，五百年来同样屈指可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蝇营狗苟中度日，在“皆为利来”的熙攘人间中淘换一己之快慰的那些人。正因如此，在价值多样化的当下，一个秉大义的人更显得弥足珍贵，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儒音凡录
方孝孺：明初大臣，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师从有“开国文臣之首”之称的翰林学士宋濂，建文年间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10族。
靖难：原意为平定变乱。朱允炆即位后对藩王势大难制深感忧虑，即与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建文元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从其口中得知燕王将举兵谋反，于是发兵逮捕燕府官属，朱棣随即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
七贤式样板——进退之间，立身有度
牟宗三先生说，进退之道就是儒家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儒家所谓的“穷达”在乎自我修养而惠及外界，这也正是中国人文化性格最显要的标志。
刘伯温一生好学，儿时便显聪慧。22岁中举人，23岁考上进士。26岁出任元代江西行省高安县丞。此后，历任元代浙江行省都事、浙江儒学副提举等职。曾多次上书议论国事，提出的意见却一次也未被朝廷采纳，反而受到朝廷的压制。刘伯温非常失望，先后3次愤然辞职，回故乡青田隐居。
隐居青田期间，刘伯温潜心著述之余，静观天下形势，经过一番分析，他加入了朱元璋的义军队伍，为明朝的创立、将天下百姓从元末的黑暗统治中脱离出来立下了不朽功劳，表现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林高风。
在人们的印象中，“达”是刚健进取精神的体现，是一个具有万丈豪情，立志干一番冲天大事业的人应有的风貌；而“穷”这个姿态，则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是抽身隐遁，至此断绝了建功立业的念头。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入世而不庸俗，出世而不离群索居，是穷达立身的至高境界，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益处。从刘伯温的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一轨迹。对于当代人来说，无疑也是竭力追求的生命态度。
生活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一群行为怪诞，性格旷达的人。他们整日饮酒高歌，畅谈无为之道、议论古来往者，重清谈而远世俗；时而仰天长啸，时而烂醉如泥，乍看下去，倒也是一副怡然自得的闲趣景象。不过慢慢深入便可知，其实一切不过是表象罢了。
“竹林七贤”，尤其是七贤中的代表性人物嵇康、阮籍，心怀国事而忧伤，语论虚无而挂牵。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常以惊世骇俗的言谈举止来对抗司马氏所倡导的“名教”。这种对抗，表现在嵇康身上是“非汤武而薄周礼”，在否定一切道德礼仪的同时，其实是对日益黑暗的司马氏统治表示不满。对阮籍来说，则是醉卧六十天，以此拒绝司马昭为子求婚于自己的女儿，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洁傲气概。很多事如今看来实在是风流快活的人生，不过回溯千年，不难发觉，竹林中的这几位贤者内心的愁苦与憋闷，入世必被司马氏所用，而出世则难解心中抱负，有愧圣贤教诲。于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另一种表达方式。以曲折隐晦的笔墨在咏怀和抒情间隐隐发泄内心的火焰。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文人意识和趣味，“竹林七贤”的种种行为似乎显得过于现代，过于超前，让人多少摸不着头脑，以至于双目侧视。但是细细想来，对于他们来说，唯有“放浪形骸”，才能更好的保留内心最纯净的所在——修己身而惠外物。这是对“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的最好注解。
生而为人，既不想苟活于世，碌碌无为，又想追寻内心的安定，搭建灵魂的乌托邦。正因如此，探求“穷”的修养，是为了更好的接近“达”，正如“缩”是为了“伸”一样，这是儒家的大智慧。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从自我的完善直至世道的完善，而所谓“穷达”，不过是适用于不同人的不同道路罢了。唯此，心境自由，人生开阔，意境高远方才能得以实现。
儒音凡录
竹林七贤：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
《郁离子》：刘伯温所著。《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在写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